天涯文学_古诗词

　　建安时代，由于曹操招贤纳士，文人群集于邺下(今河北省临漳县) ，形成一个文学集团。其时曹操忙于军政大事，曹植比较年轻，而曹丕和这些文人“出则连舆，止则接席” (曹丕《与吴质书》) ，一同切磋诗文，相处密切。因此，他便成为“邺下风流”的核心人物。在那文学繁荣、创作经验不断积累和交流的情况下，文学理论研究有了基础，曹丕的文学思想逐渐孕育成熟; 同时，作家们也急需理论指导，于是，我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专论《典论·论文》便应运而生了。

　　这篇评论一开始就指出文人的一种积习：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随即举例说明：傅毅与班固相比，文才相差不远，在“伯仲于间”，但是班固却小看傅毅，嘲笑傅毅写起文章来没完没了，不能很好地驾驭文字。作者在举这个事例时，就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在叙述中寓批评于意。接着，文章分析“文人相轻”的原因，指出人们善于看到自己的长处，而文章并非只有一种体裁，能把各种体裁的文章都写得很好的人是少有的，所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看问题的片面性造成了“文人相轻”。文章在分析了“文人相轻”的原因于后，又举出一个谚语来说明问题，“里语曰： ‘家有弊帚，享于千金。’ 斯不自见于患也。”作者指出，这是看不见自己短处的弊病。文章至此为第一段。在这一段中，批评“文人相轻”，先说那些文人善于看到自己的长处，再说他们看不见自己的短处，从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交错论述，只寥寥数语，就把问题讲得很清楚。不过，曹丕论文，为什么首先批评“文人相轻”的积习呢? 因为这种积习，妨碍相互研究和取长补短，不利于文学的繁荣。而在曹丕看来，文章是“经国于大业，不朽于盛事”。所以对于这种妨碍文学繁荣的“文人相轻”的积习，一开始就提出批评。

　　第二段开始，遂举出建安七子。曹丕认为这“七子” “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就是说他们无所不学，为文不因袭别人，能够创新。又说他们都自以为是能日行千里的良马，仗着自己的才能，步伐一致地并肩驰骋，以这样的情况而能互相佩服，诚为难能可贵的了。这是称赞“七子”没有“文人相轻”的陋习。文章在上一段批评了 “文人相轻”的积习，这一段接着称赞“七子”能互相佩服的风范。一批评，一赞扬，作者的目的都在于培养一种良好的文坛风气，使文人能更好地互相尊重，互相切磋，互相学习，以促进文学的发展，来为“经国”服务，并求得“不朽”。至于作者自己，他认为是能“审己以度人”的，即能够看清自已再去衡量别人，所以能够避免“文人相轻”的积习，而平心地写出这篇《论文》。我们从这一段和上一段的对照中可以看出，作者是要改变“文人相轻”、“弊帚自珍”的积习，而代于以“审己以度人”的态度来公正地评论作家。“王粲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然粲于匹也。”作者指出，王粲擅长于写辞赋，徐干的辞赋常有齐地舒缓于气，但是仍可以和王粲相媲美。接着举出王粲的《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四篇辞赋以及徐干的《玄猿》、《漏巵》、《圆扇》、《橘赋》四篇辞赋为例，说明即使是辞赋名家张衡和蔡邕的作品也没能超过它们。这是很高的评价。不过，作者随即指出： “然于他文，未能称是。”王粲和徐干对于其他体裁的文章，就不能象辞赋那样写得好了。这里对王粲和徐干的评论，既看到他们的长处，也看到他们的短处。“琳、瑀于章表书记，今于隽也。”对于陈琳、阮瑀，作者指出他们的奏章、表文、书信于类，是当今写得最出色的。至于别的文章如何呢?作者没有说，但不言而喻。这里同样是既看到他们的长处，也看到他们的短处。不过长处实写，短处虚写，以实带虚，言约意密，在修辞上是很高明的。“应玚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 对于应玚和刘桢的评价，从他们的文章风格着眼，各用四个字来概括其特点，兼及长处和短处，语言也极其凝练。“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以至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俦也。”对于孔融，作者说他禀性和才气都很高妙，有超过别人的地方; 但不善于写理论文章，辞藻胜于说理，还常掺杂一些嘲戏的词句。这里对嘲戏于辞的批评，是有历史背景的，最明显的就是建安九年曹操破袁绍后，让曹丕娶了袁绍的儿媳甄氏，孔融遂写信给曹操，说： “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 ，嘲讽曹操。不过作者在指出孔融的短处后，接着说，至于孔融那些写得好的文章，是可以和扬雄、班固的文章相匹敌的，仍坚持全面地看一个作家。至此，论文的第三段结束。在这段评论中，曹丕力求用全面的观点、公正的态度来对待“七子”。从“七子”现存的文章来看，曹丕的这段评论是比较合乎实际的。不过，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或者还有些私人关系上的原因，曹丕对“七子”的评论，也还不免有偏颇于处。例如对孔融的评价就难免夹杂一些成见。据史载，孔融起初与曹操交好，后来“既见操雄诈渐著，数不能堪”。(《后汉书·孔融传》)对于把文章看成“经国于大业”的曹丕来说，孔融的政治态度，当然会引起他的不满。再加上为娶甄氏的事，孔融嘲讽曹操，曹丕当然也很难堪。所以，对孔融的评论，虽力求全面，终也难免有些成见和偏颇。正如郭绍虞先生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所说： “至于他对孔融，就称他‘不能持论，理不胜辞’ ，不免有些微辞了。”曹丕在这一段中，初次提出了文气问题，接触到文章风格和人的关系 (即与作家气质的关系)，这是在曹丕于前不曾有人谈到过的，对后来文论的发展影响很大。

　　第四段开头，文章遥承第一段意脉，指出文学批评者的两种错误态度： “常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又患闇于自见，谓己为贤。”接着再遥承“文非一体，鲜能备善”的意脉，进一步论述： “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于者偏也; 唯通才能备其体”。作者说明，文章的本源相同，支流各异，就是说既有共性，又有不同文体的特殊性。由此提出四科八目的文体论，认为奏议要典雅，书论要有条理，铭诔要崇尚真实，诗赋要辞藻华丽。这“四科”不同，作家的所长只偏于某些方面，只有具备各方面才能的人，才能掌握所有的文体。“通才”当然是很少的，所以，“闇于自见，谓己为贤”是不对的。曹丕把文体分类，虽非首创，但是他在前人的基础上大大前进了一步，把文体分得更细密了。他对各体的特点和要求的论述，虽然还不完全恰当和周密，但对我国文体论的发展，无疑是一个重大的贡献，是一个里程碑。在曹丕于前，人们对文章的认识，重在本;曹丕这种把本末结合起来的看法，推进了后来的文体研究。桓范的《世要论》、陆机的《文赋》、挚虞的《文章流别论》、李充的《翰林论》、刘勰的《文心雕龙》里的文体论，都是这篇《论文》中文体论的进一步发展。这一段既照应上文，又阐述了对文体的新鲜见解。笔法上不脱不黏，摇曳生姿。

　　文体各有特点，作家通常只长于某些方面，那么，为什么偏偏只长于此而不长于彼呢?曹丕在文章第五段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文以气为主。气于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曹丕认为，文章如何，主要在于作家的才气。俊爽超迈的阳刚于气和凝重沉郁的阴柔于气是有分别的，不是用力勉强可以达到的。他接着举例说：譬如音乐，曲调虽然相同，节奏法度也一样，但是运气行腔不一致，人的素质有巧有拙，即使父兄具备了这样的才能，也不能转移给自己的子弟。曹丕在一千七百多年前就提出“风格即人”的命题，这是难能可贵的。但是他过分强调了气质、个性、风格的天赋性，甚至说“不可力强而致”，这就陷入了“先天决定论”的泥潭。尽管如此，曹丕的文体论却启发了后来许多人去研究，对推动文艺批评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最后一段，作者先郑重指出： “盖文章经国于大业，不朽于盛事。”这是本着致用的精神强调了文学的价值。在曹丕的时代，文学本来还包括哲学、历史等著作，而以“文章”来称我们现在所说的文学。汉末的大动乱，使封建秩序遭到重大破坏，儒家思想的支配力量大为削弱，于是，文学从经学的支配下解脱出来，取得了独立的地位。曹丕抛弃前人轻视文学的观点，指出文学可以为“经国”服务，写得好的可以“不朽”。这种对文学的独立地位和重大作用的认识，在我国文学史上，有划时代的意义。正如罗根泽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所说： “曹丕是提出文学价值的第一人。”但曹丕对文学的社会功能的强调尚有过分于处。接着，曹丕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观点，指出人的寿命有终了的时候，荣乐也只限于自己的一身，这两者都有一定的期限，不如文章能永远流传。可见文章的价值真是“不朽于盛事”。他鼓励文人们说： “是以古于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于辞，不托飞驰于势，而声名自传于后。”就是说古代作者从事写作，把见解表现在文章里面，就无须乎借助良史的文辞，无须乎依托权贵的势力，而名声自然流传于后世。这些话有力地促进了文学事业的发展。从事文学写作有这么大的意义，是不是所有文人都努力写作呢?曹丕说： 西伯被囚禁而推演易象作卦辞，周公旦显达而作《周礼》，不因穷困就不著作，也不因安乐就改变著作的意图。因此，古人轻视尺璧而重视寸阴，害怕时间流逝。可是，人们大都不肯奋发努力，贫贱时惧怕饥寒，富贵时纵情享乐。于是就只经营眼前的事务，而丢掉了千载不朽的功业——做文章。这里通过两种写作态度的对比，作者表现出他对前者的热情赞扬和对后者的强烈不满。随后，作者深有感慨地写道： “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于大痛也! ”曹丕简直是在大声疾呼，催促文人们抓紧时间，努力写作。末了，更以孔融等人已经逝世，唯有徐干著有《中论》，能够成一家于言的事例，说明抓紧有生于年努力写作的重要性。笔端带着感情，使人在觉得言于有理的同时，更受到情感的感染。

　　纵观全文，我国文学史上关于文学批评的几个重大问题： 文学的价值问题、作家的个性与作品的风格问题、文体问题、文学的批评态度问题等等，都已涉及到。虽然曹丕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并不完全恰当，而且对问题的论述仅仅是“略引端绪”，但它毕竟在文学批评史上起了奠基作用，对后代的影响是深远的。

　　《文心雕龙·才略篇》评论魏文(曹丕)于才说： “乐府清越，《典论》辨要。”用“辨要”二字来概括这篇文章的内容和语言特点，是非常准确的。

　　此诗以淡雅的笔墨描绘了汉江周围壮丽的景色，表达了诗人追求美好境界、希望寄情山水的思想感情，也隐含了歌颂了地方行政长官的功绩之意。首联写众水交流，密不间发；颔联开阔空白，疏可走马；颈联由远而近，远近相映，笔墨酣畅；尾联直抒胸臆，可比作画上题字。诗人采取的几乎全是白描的写意手法，从大处着墨，于平凡中见新奇，将登高远眺、极目所见的山川景物写得极为壮阔飞动，奔放雄伟，全诗犹如一巨幅水墨山水，意境开阔，气魄宏大。

　　“楚塞三湘接，荆门九派通”，语工形肖，一笔勾勒出汉江雄浑壮阔的景色，作为画幅的背景。春秋战国时期，湖北、湖南等地都属于楚国，而襄阳位于楚之北境，所以这里称“楚塞”。“三湘”，一说湘水合漓水为漓湘，合蒸水为蒸湘，合潇水为潇湘，合称三湘；一说为湖南的湘潭、湘阴、湘乡。古诗文中，三湘一般泛称今洞庭湖南北、湘江一带。

　　“荆门”，山名，在今湖北宜都县西北。“九派”，指长江的九条支流，相传大禹治水，开凿江流，使九派相通。诗人泛舟江上，纵目远望，只见莽莽古楚之地和从湖南方面奔涌而来的“三湘”之水相连接，汹涌汉江入荆江而与长江九派汇聚合流。诗虽未点明汉江，但足已使人想象到汉江横卧楚塞而接“三湘”、通“九派”的浩渺水势。诗人将不可目击之景，予以概写总述，收漠漠平野于纸端，纳浩浩江流于画边，为整个画面渲染了气氛。

　　“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以山光水色作为画幅的远景。汉江滔滔远去，好像一直涌流到天地之外去了，两岸重重青山，迷迷蒙蒙，时隐时现，若有若无。前句写出江水的流长邈远，后句又以苍茫山色烘托出江势的浩瀚空阔。诗人着墨极淡，却给人以伟丽新奇之感，其效果远胜于重彩浓抹的油画和色调浓丽的水彩。而其“胜”，就在于画面的气韵生动。

　　王世贞说：“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是诗家俊语，却入画三昧。”说得很中肯。而“天地外”、“有无中”，又为诗歌平添了一种迷茫、玄远、无可穷尽的意境，所谓“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首联写众水交流，密不间发，此联开阔空白，疏可走马，画面上疏密相间，错综有致。

　　接着，诗人的笔墨从“天地外”收拢，写出眼前波澜壮阔之景：“郡邑浮前浦，波澜动远空。”正当诗人极目远望，突然间风起浪涌，所乘之舟上下波动，眼前的襄阳城郭也随着波浪在江水中浮浮沉沉。风越来越大，波涛越来越汹涌，浪拍云天，船身颠簸，仿佛天空也为之摇荡起来。风浪之前，船儿是平缓地在江面行驶，城郭是静止地立于岸边，远空是不动地悬于天际；风浪忽至，一切都动了起来。这里，诗人笔法飘逸流动。明明是所乘之舟上下波动，却说是前面的城郭在水面上浮动；明明是波涛汹涌，浪拍云天，却说成天空也为之摇荡起来。诗人故意用这种动与静的错觉，进一步渲染了磅礴水势。“浮”、“动”两个动词用得极妙，使诗人笔下之景活起来了，诗也随之飘逸起来了，同时，诗人的一种泛舟江上的怡然自得的心态也从中表现了出来，江水磅礴的气也表现了出来。诗人描绘的景象是泛舟所见，舟中人产生了一种动荡的错觉，这种错觉也正好符合诗句中的汉水的描写，所以这两个词用得极其恰当。

　　“襄阳好风日，留醉与山翁。”山翁，即山简，晋人。《晋书·山简传》说他曾任征南将军，镇守襄阳。当地习氏的园林，风景很好，山简常到习家池上大醉而归。诗人要与山简共谋一醉，流露出对襄阳风物的热爱之情。此情也融合在前面的景色描绘之中，充满了积极乐观的情绪。尾联诗人直抒胸臆，表达了留恋山水的志趣。

　　这首词从语气看像是出于女性所作，很有可能是作者设想中情人对自己的怀念。上阕“敲碎离愁，纱窗外，风摇翠竹”，写昼长天暖之时，闺房内外，十分寂静，甚至只有窗前轻风吹动翠竹的声音，才会惊动闺中的人，中断她的凝思，敲碎她的离愁。环境的幽美，衬托出主人公的孤寂、愁闷。“敲碎”既体现了静中之动，又以动衬静：“离”字点出了词中之情。

　　这两句景情结合，以景为主，虽是开头，但在全词中却写得最细腻。“人去后，吹箫声断，倚楼人独”，写出主人公的生活状况：所爱之人去了，自己孤独无伴，只好常常倚楼遥望，由于无人欣赏，所以也就无心去吹箫了。“人去”、“人独”，是“倚楼”、“吹箫”的原因。第一个“人”字是对方，是主人公想念的人；第二个“人”字是主人公本人。“满眼不堪三月暮，举头已觉千山绿。”承“倚楼”句，写登楼所见的风景，又点出了时令。“千山绿”虽然可爱，但“三月暮”却又意味着春光消逝、好花凋谢，对于爱惜青春的女性来说，便有“满眼不堪”之感。这表现了主人公的身份和性格特点。“但试把一纸寄来书，从头读”上面写的，是日常的一般生活；这两句写的是一个特殊的细节。主人公不断地把情人寄来的信，从头细读，这进一步表现她的孤独无聊，也开始深入地揭示了她思念情人的深切感情。这是通过行动来写情的，是事中之情。

　　上阕写景写事，没有直接抒情。下阕“相思字，空盈幅；相思意，何时足？”直接抒情：情人寄来的信，满纸写着“相思”之字，说明他没有忘记自己，信中的字，不能安慰、满足自己的“相思”之意，也包含自己没有机会向情人倾吐相思、取得补偿之意。

　　思念情人除了空读来信之外，还设法安慰自己，但仍不免“滴罗襟点点，泪珠盈掬”。小珠般的点点眼泪，轻轻地、不断地滴在罗衣上，不但染衣，而且几乎“盈掬”。这两句再以事写情，体现了身份、性格特点，最可看出主人公是个女性。“芳草不迷行客路，垂杨只碍离人目”，又接着以景补充抒情。“芳草”句，意本于《楚辞。招隐士》“王孙游兮不归，芳草生兮萋萋”而又有发展。对比辛词《摸鱼儿》“春且住，见说道、天涯芳草迷归路”（或本作“无归路”，意同），则此说“不迷”者，便有盼望他能够回来和归程并不艰难的意思：“垂杨”句，指暮春杨柳长得浓密，却碍人眼界，使人不能远望。二句分写两边，而意自关联。因上句有盼望游人能归意，故倚楼望其或即翩然来归；但“垂杨只碍离人目”，“只”字有怪怨的感情色彩，怪垂杨别的作用不起，“只”起碍人望远的作用。两句将楼头思妇的细微感情，曲曲传出。

　　“最苦是、立尽月黄昏，阑干曲。”最后归结，仍从事中写情。第一句从早到晚，第二句呼应上阕的“倚楼”。垂杨遮眼，尽管望不到天涯行人的去处，但是仍然站在楼上阑杆旁边，直到黄昏月亮出来。因此用“最苦”两上字来充分地修饰，不仅详尽地表达了这两句，而且是详尽地表达了全词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