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也是写男子对女子的思念之情。上片写又是一个秋天到来了,但幽会的事又茫然无期,梦中想,心中念,这样相思的日子何时才完?下片是回忆女子的可爱形象:分别时她百般挽留,黛眉微皱,无言斜倚小楼。最后一句,写他想到往事的忧愁心。
顾敻八首《浣溪沙》,是写男女相互思念的词作。汤显祖评道:“此公管调,动必数章。虽中间铺叙成文,不如人之字雕句琢,而了无穷措大酸气。即使瑜瑕不掩,自是大家。”
此诗为诗人晚年退职家居期间所作,首联扣合题目,概述还家五年来的景况;颔联写柳绿桃红的早春景色;颈联写衰翁在早春时节静居亭馆与漫步溪山的感受;尾联以春雨兆丰年收结。此诗用词通俗生动又富有理趣。
首联扣合题目,概述还家五年来的景况。春容的鲜妍与病翁的衰老适成对照,所以说“春容恼病翁”。叹老中隐藏着不服老的情绪。这正是诗人虽年已衰暮,却仍然热爱早春景色的原因。以下两联,即写衰翁眼中的春容。
颔联写柳绿桃红的早春景色,早春柳枝返绿时,总是首先从下垂的枝条末梢部分开始,故说“垂处绿”;而小桃花初绽时,也总是首先从上伸的枝条末端开始,故说“末梢红”。下来,上去,分写柳条桃枝的特点;“垂处绿”,“末梢红”,则正是他们在春天到来时的显著变化。这两句观察细致,造语新颖,紧扣题目“早春"写出“动人春色不须多”的特点。
颈联写衰翁在早春时节静居亭馆与漫步溪山的感受。在华美的亭馆中,珠帘高卷,浓盛的春光映射着,满室充满了温煦的春晖和熏人的春意;拄着拐杖,在溪山郊野间放步漫游,迎面吹来了徐徐的春风。这一联将早春的暖日和风与衰翁居室及出游的活动结合起来写,传出了融洽的春意。“酣酣”、“款款”使人感到舒适欲醉。
尾联转笔,以春雨兆丰年收结,进入新年之后,新雨下得很足,看来今年肯定是个丰收年景,相比之下,去年虽丰收,恐怕还算不上最好的年景。"更入新年”点早春。这个结尾,说明“衰翁”所醉心的并不仅仅是美好的春容,而且关切着民生荣悴。从艺术角度看,可能失之平直,但从思想内容看,却转出新意。
以衰翁写早春,本极易流于颓唐。这首诗的一个好处,正在于无颓唐之态,春天的色彩、活力、希望,都表现得相当充分。
本文是游记,写山川景物形象,并在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情趣和韵味。作者船行于长江小孤山至大孤山一段,所见所游,非止一处,为避免重复单调,需要用精彩的变化的笔墨,抓住各处景物特征进行描绘。文中写烽火矶“嵌岩窦穴,怪奇万状,色泽莹润”,写峭石’‘杰然特起”.“丹藤翠蔓,罗络其上,如宝装屏风”,写小孤山“碧峰巉然孤起,上干云霄”,写澎浪矶“虽无风,亦浪涌,盖以此得名”,写大孤山“四际渺弥皆大江,望之如浮水面”,只寥寥几笔就描绘出鲜明独特的形象。
由于景点多,仅是孤立地写出特征,也可能会失之分散。作者注意了景点间的联系。一是各处景物虽千姿百态,但又均有山与江水相互生发辉映的描写,构成整体背景,使景物在多样中见统一;二是注意各景点地理位置上的联系。文章屡次写江流和船行,即在分散的景点中贯以线索。至于写澎浪矶和小孤山,“二山东西相望”,写大孤山时又与小孤山作比,更见出其间联系,从而由各景点共同组成一幅完整的长江山水图。
在各景点中,以对小孤山的猫写最为充分。作者用笔灵活多变,从各个角度写这一江中绝景。既随角度变化显现作者是在江行中览眺景物,又从多个角度充分展现了山水景物的千姿百态。
作者在记述山川景物、名胜古迹过程中,随时触合抒情和议论,并将有关的传闻轶事、前人诗句都信手拈来,还随笔写出郡县沿革、地形防戍等情况,丰富了作品的内容,使写景记游具有思想深度,同时亦为景物添彩生色,使一景一物似乎都带有诗的灵气,文的推致,神话的氛围,历史的积淀,诗文传说与胜景相互映发,更为引人入胜。
作为散文,所描摹的山水形象,与用诗歌写出的山水形象是有差别的。文贴近山水的本来面貌,写得具体,而诗则是写意的,境象与情思都升华得更为高远一些。在陆游之前,苏轼有咏大孤山小孤山的著名题画诗《李思训画<长江绝岛图>》:
山苍苍,水茫茫,大孤小孤江中央。崖崩路绝猿鸟去,惟有乔木搀天长。客舟何处来?棹歌中流声抑扬。
沙平风软望不到,孤山久与船低昂。峨峨两烟鬟,晓镜开新妆。舟中估客莫漫狂,小姑前年嫁彭郎。
诗的最后两句,为陆游文中所引,但诗中以浪漫之笔写得煞有介事,而文中仅作为诗家浪漫想象的妙语,并对有关传说予以考校。苏、陆二家,一诗一文。苏诗是凌空飘飏的,所展现的形象,真有“山苍苍,水茫茫”“沙平风软望不到”的感觉,而陆文则是脚路实地,从多种侧面,作了细致真实的描写。苏诗能启发我们展开想象的翅膀,陆文则让我们如同身临其境。对比之下,可以显见其差异。但这种差异,是体现着文学艺术手段的丰富多样,并无高下优劣之分。
读罢此文,读者也许会提出这样的问题:鲁隐公作为一国之君,到棠地看看渔民怎样捕鱼,有什么了不得,也值得这位臧大夫大惊小怪,还要苦口婆心、掰开揉碎地讲那么多大道理?难道国君连这点自由也没有吗?马克思主义认为:分析、考察和认识任何一种历史现象,都必须把该历史现象放回到产生它的历史环境中去。臧僖伯之所以谏阻隐公到棠地观鱼,是因为隐公这一活动,不符合那个时代一个国君应该遵循并身体力行的行为规范。不符合,就会“乱政”;而屡屡“乱政”,就会导致国家的败亡。况且,隐公远离国都,到棠地观鱼,并非为了体察民情,更不是与民同乐,而仅仅是他本人的一种游乐活动。也正因为如此,他才不敢对臧僖伯的谏言说一个“不”字,最后不得不以“吾将略地焉”为借口,坚持到那里寻乐去。
这篇谏辞的最大特点,是紧紧围绕着一个“礼”字展开劝谏,从观点到为阐明观点所举述的诸多理由及作为论据的事物和行为,都没有稍稍离开这个“礼”字。也就是说,没有稍稍离开制约当时国君行为的规范和准则。另一个也很明显的特点是,劝谏的缘起虽然是“公将如棠观鱼”,劝谏的直接目的也是阻止隐公“如棠观鱼”,但谏辞中对此事却不着一语。这不单单是婉言法,更重要的是,这种表达法反映出进谏者进谏的着眼点,并不在于隐公“如棠观鱼”这一具体行为,而是当时的整个礼制。如果隐公听了臧僖伯这番谏辞明白了“礼”对他的制约性,“如棠观鱼”这种“非礼”的事自然也就不会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