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中有许多人物的赞歌，称赞的对象也很广泛。其中重要一类被称颂的对象，是各地的良臣名将。先秦时代，正是中华民族不断凝聚走向统一的时代，人们希望和平、富裕的生活。在那样一个时代，人们自然把希望寄托在圣君贤相、能臣良将身上。赞美他们，实际上是表达一种生活的向往。《淇奥》便是这样一首诗。据《毛诗序》说：“《淇奥》，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听其规谏，以礼自防，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作是诗也。”这个武公，是卫国的武和，生于西周末年，曾经担任过周平王（前770—前720年在位）的卿士。史传记载，武和晚年九十多岁了，还是谨慎廉洁从政，宽容别人的批评，接受别人的劝谏，因此很受人们的尊敬，人们作了这首《淇奥》来赞美他。
从诗本身而言，只是一曲形象的赞歌，时间、地点、人物的指涉性不强，因此可以说，诗中形象并非实指，而是周王朝时代一个品德高尚的士大夫，具有泛指意蕴。全诗分三章，反覆吟咏。但在内容上，并不按诗章分派，而是融汇赞美内容于三章之中。这是因为诗歌本身比较短小，不能长篇铺叙，无法按称颂对象的各个方面一一分述，只能混涵概括，点到为止。同时，三章内容基本一致，就起了反覆歌颂的作用，使听者印象更加深刻。
《淇奥》反覆吟颂了士大夫几个方面的优秀之处：首先是外貌。这位官员相貌堂堂，仪表庄重，身材高大，衣服也整齐华美。“会弁如星”、“充耳琇莹”，连冠服上的装饰品也是精美的。外貌的描写，对于塑造一个高雅君子形象，是很重要的。这是给读者的第一印象。其次是才能。“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文章学问很好。实际上，这是赞美这位君子的行政处事的能力。因为卿大夫从政，公文的起草制定，是主要工作内容。至于“猗重较兮”、“善戏谑兮”，突出君子的外事交际能力。春秋时诸侯国很多，能对应诸侯，不失国体，对每个士大夫都是个考验。看来，诗歌从撰写文章与交际谈吐两方面，表达了这君子处理内政和处理外事的杰出能力，突出了良臣的形象。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方面，是歌颂了这位君子的品德高尚。“如圭如璧，宽兮绰兮”，意志坚定，忠贞纯厚，心胸宽广，平易近人，的确是一位贤人。正因为他是个贤人，从政就是个良臣，再加上外貌装饰的庄重华贵，更加使人尊敬了。所以，第一、第二两章结束两句，都是直接的歌颂：“有匪君子，终不可谖兮！”从内心世界到外貌装饰，从内政公文到外事交涉，这位士大夫都是当时典型的贤人良臣，获得人们的称颂，是必然的了。此诗就是这样从三个方面，从外到内，突出了君子的形象。诗中一些句子，如“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善戏谑兮，不为虐兮”成为日后人们称许某种品德或性格的词语，可见《淇奥》一诗影响之深远了。
这篇自传的开头一段，先概括地介绍自己的退居生活。自传的第二段，具体描述他的半隐居生活，而最突出的是赋诗与酿酒。自传的第三段，作者为自己的放情诗酒的生活作辩护。他认为自己对诗酒的爱好，比那种经商、赌博、炼丹服药都要好，不会招祸、破产或为药所误。这篇自传如他的诗歌一样，语言平易清新，多处运用排比句，句式整齐，读来极为流畅。
开头一段，先概括地介绍自己的退居生活。传记一般要在开头交代传主的姓字籍贯，而这篇自传开头却说：“忘其姓字、乡里、官爵，忽忽不知吾为谁也。”这是模仿陶渊明《五柳先生传》的体例，表示自己既过半隐居的生活，自己的姓名之类无所谓了，同时也透露自己因酒醉之深而忘记而糊涂了。接着写他在洛阳住处的环境及爱好。他“家虽贫，不至寒馁”，这是半隐居生活的生活条件。从五十八岁到六十七岁十年中，白居易先后在洛阳任太子宾客、河南尹、太子少傅等官职，其中除河南尹两年外，另外两个官职都是一种加官，并非实职，可以领到薪俸但不用于实事，很清闲。这种既当官又无实职的生活，白居易称为“中隐”。他在《中隐》一诗中说过，不做官便要有冻馁之苦，做高官便要有忧患，“不如做‘中隐’，隐在留司官，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实际上这是一种半隐居的生活，陶醉于饮酒、作诗，这就点出了“醉吟先生”的题意。
第二段，具体描述他的半隐居生活：研究佛学，与佛教朋友、诗友、酒友交官，听歌吟诗，饮酒、官山水，而最突出的是赋诗与酿酒。
第三段，作者为自己的放情诗酒的生活作辩护。他认为自己对诗酒的爱好，比那种经商、赌博、炼丹服药都要好，不会招祸、破产或为药所误。因此表面上“自适于杯觞讽咏之间”，认为沉迷在醉吟之中是“幸甚，幸甚”，其实内心并非真的一味快乐“自适”。他的“吟罢自哂”是一种苦笑。因为传主“醉复醒，醒复吟”，“醉吟相仍”，整日在昏昏沉沉之中。这种状态决非是正常的生活，也决非是真正的内心快乐。他醉吟的目的，是为了“得全于酒”，借酒麻醉自己，避开政治斗争，免祸求全。所以传主纵情诗酒，在表面的闲适中还隐藏着对现实无可奈何的悲哀、沉重的失落感和内心苦闷。白居易在早年曾写过许多讽谕诗，为民叫苦，干预现实；作为一个左拾遗的谏官，也曾尽过职责。而到了晚年，思想消沉，竟成了“醉吟先生”。究其原因，首先不能不归结到封建社会对一个正直知识分子造成的精神上政治上的压抑；其次是白居易自己信奉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信条，晚年几乎完全倾向“独善其身”。另外，他还受佛道的影响，使自己的晚年既在佛道中找寄托，又使自己的思想更趋于消极。
这篇自传如他的诗歌一样，语言平易清新，多处运用排比句，句式整齐，读来极为流畅。全文从头至尾能紧扣题目中“醉吟”二字，围绕传主别号展开描写与议论，塑造了晚年白居易的自我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