檄是古代用以声讨、征召或晓谕的文告,主要用于军事行动之际。刘勰《文心雕龙》论析檄时说:“震雷始于曜电,出师先乎声威。”形象地说明檄文的特点在于先声夺人。而要先声夺人,檄文必须“事昭而理辨,气盛而辞断”,要有理有据,而且理直气壮。《为徐敬业讨武曌檄》先声夺人,立论严正,理直气壮,且语言犀利明快,节奏紧促。充分地体现了刘勰所说檄文的特点,不愧为传诵千古的佳作。此文属骈体,骈四俪六,对仗工整,用典切实,又清新自然。
全文有三个层次。
檄文一开始就将武则天置于被告席上以“伪”字开头,以示武氏君临朝政的非法,接着列数其罪。从私生活到政治面貌,对武氏进行了猛烈的攻击。尤其抓住武后先后侍奉太宗父子,致使李唐皇室背上乱伦之名,将武后置于不仁不义的境地。并揭露武后在后宫中的种种恶行,将之比作祸国的吕后和褒姒。
次写李敬业讨武是势在必行,民心所向之举,因此义师无敌,声势夺人。在一番严厉的声讨后,作者接着描绘徐敬业一方师出有名。“班声动而北风起,剑气冲而南斗平。喑呜则山岳崩颓,叱咤则风云变色。以此制敌,何敌不摧!以此攻城,何城不克。”这四句用雄健的词采,夸张的形容,表现了义师的声威和必胜信念。
第三层申明大义对王公大臣动之以情,发出号召。“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先让百官自惭自励,再从正反两面痛陈利害得失。“共立勤王之勋,无废大君之命”,则封赏进爵,“若其眷恋穷城,徘徊歧路,坐昧先几之兆,必贻后至之诛”。文章最后以“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震人心弦的警语作结,显示出巨大的威摄力量。
此檄是千百年来檄文中的上乘之作。理直气壮,气势磅礴,手法上先抑后扬,使武后的劣行与徐敬业的正义之举形成鲜明的对照。而且声泪俱下,具有极大的煽动力。据《新唐书》记载,武则天读到“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时,惊问是谁写的,继而感叹说:“宰相安得失此人?”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此檄的锋芒犀利,气势磅礴,具有极强的鼓动性。
作者一改前人以散文写檄文的习惯,采用骈文的形式,巧妙地利用了骈文句式节奏分明的特点而使其自始至终壮气贯通。对武则天罪行的揭露,对李唐王朝的忠诚、说功,对义师起兵的宣告等都用了急促的节奏和变化的句式,使文章的气势咄咄逼人,让读者无庸争辩而不得不服从。同时作者还利用骈文的对仗、用典、夸张等表现手烘托文章气势,对人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表现出强有力的说服力和号召力,不愧为中国散文史上的不朽名篇。
这是一首怀念友人的抒情小诗,此诗通过回忆以前与友人冯秀才分别时的情景,表达了诗人和友人之间的深厚友谊。诗人运用了“时空交感”的艺术手法,形象地在读者面前展现了一幅遥远的“时间中的图画”和辽阔的“图画样的空间”,大大地增强了读者的视觉纵深感和心境沉重感。
诗一开端,诗人便运用了“时空交感”的艺术手法,把读者带到“时间中的图画”和“图画样的空间”中去,大大地增强了视觉的纵深感和心境的沉重感。“长洲苑外草萧萧,却算游程岁月遥”,是写诗人的眼前景与此时情。“长洲苑”,在今苏州之南,太湖之北,是吴王阖闾曾经游猎的地方。这自然写的是空间。“萧萧”,形容草木摇落的样子。苑外草枯,既扩大了空间的范围,又表现了时间的变化。一句话,不但把发生在遥远的岁月里的往事,突现在一个短暂的时间里;而且把诗人独立苑中、无语凝望的神情,活脱脱地描绘了出来。
大概那年送别冯秀才,正是深秋的季节,所以诗人蓦然见到草木摇落,不禁屈指计算起“游程”来,这才记起那已是遥远的岁月了。于是把往日之情与今日之思交织在一张友谊的丝缕中,生动而形地表现出他们之间的脉脉深情。“游程”,是空间;“岁月”,是时间。在这短短的一句诗中,时空交错,今昔互映,有效地扩展了诗的境界,丰富了诗的意蕴,加深了诗的情感,这便是“时空交感”的艺术效应。
“唯有别时今不忘,暮烟秋雨过枫桥。”真正的友情,是不可能被流失的时光所淡化的。此句是写诗人沉浸在深深的回忆中。岁月虽然是那样的遥远,但当年依依握别的情景,却至今历历在目。
趁着向晚的暮烟,顶着淅沥的秋雨,走过寂寞的枫桥,奔向遥远的他方,这情景是永远不会在世人的记忆里淡化和消失的。诗人在这里虽然没有花一点笔墨去描写自己如何伫立着、凝望着,直至冯秀才的瘦影消失在那暮烟秋雨之中,仅仅用一“过”字,而“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的画面,却分明地浮现在读者的脑际。“枫桥”,在苏州市的西面,不少诗人都写过它。张继的《枫桥夜泊》,这首诗一作张祜的作品,也是题作《枫桥》的。因为冯秀才在“吴中”,所以这首诗中出现的地名,都是“吴中”的名胜。“别时”与“至今”是今昔的对映;“过枫桥”是空间的转换,它形象地在读者面前展现了一幅遥远的“时间中的图画”和辽阔的“图画样的空间”。要知道,时间与空间,是一切事物赖以生存的条件和环境,也是一切艺术形象赖以附丽的基本形式,所以总结古典诗歌的时空艺术设计,是提高诗歌的鉴赏水平和创作水平的不可忽视的一环。
《黍苗》是宣王时徒役赞美召穆公(即召伯)营治谢邑之功的作品,诗意自明。《毛诗序》说它是“刺幽王也。不能膏泽天下,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职焉”。前人多有辩驳,朱子直言:“此宣王时美召穆公之诗,非刺幽王也。”(《诗序辨说》)可谓干净利落。
此诗是纪实性作品,要对作品有较为深刻的理解,须知如下史实:宣王是在其父厉王出奔并死于彘(今山西霍县),整个周王朝处于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即位的,“宣王即位,二相辅之脩政,法文武成康之遗风,诸侯复宗周。”(《史记·周本纪》)在其执政的四十七年中,宣王“内修政事,外攘夷狄,复文武之境土”,史称中兴。作为一代中兴贤君,周宣王重用了一批贤能之人,如仲山甫、尹吉甫、方叔等,《黍苗》诗中所赞美的召穆公召虎也是当时一位文武双全的贤才。诗中所述召伯营谢的事发生在宣王鼎盛时期。为了有效地加强对南方各族的攻守控制,宣王便封其母舅申伯于谢(在今河南唐县,与湖北枣阳近),并命召伯虎带领徒役之众前往经营谢邑。在营建任务圆满完成的时候,随行者唱出了这首诗歌。《诗经·大雅》中还收录了一首宣王的大臣尹吉甫作的《崧高》,也是叙述申伯迁居封地谢邑的事,可见当时申伯封谢确实是件大事,读者可参照阅读。
全诗共分五章,章四句。
第一章以“芃芃黍苗,阴雨膏之”起兴,言召伯抚慰南行众徒役之事。召伯如前所言,他是宣王时的贤臣,曾在“国人暴动”时以子替死保住了时为太子后为宣王的姬静性命,与宣王关系非同一般。他还曾率军战胜淮夷,建立奇功,《诗经》中多有吟唱,《大雅·江汉》有“江汉之浒,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彻我疆土”的句子。经营谢地这样的要冲重邑,非文治武功卓著的召伯没有人可担当此任。诗首两句兴中寓比,言南行众人得召伯抚慰如黍苗得时雨滋润一般。正因为如此,谢邑的营建才会那样迅捷而有序。首章用了两句(也是全诗仅有的两句)兴句开头,使得这首记录召伯营谢之功的诗作多了几许轻松的抒情味。车辇南行路途之遥远、跋涉之艰辛是可以想像的,但有召伯之劳,就没有什么让人不胜劳苦的。
第二、三两章反覆吟唱,既写建筑谢城的辛劳和勤恳,又写工程完毕之后远离故土的役夫和兵卒无限思乡之情。“我任我辇,我车我牛”,在短句中同一格式反覆出现,急促中反映出当时役夫紧张艰辛、分工严密且合作有序的劳动过程;“我徒我御,我师我旅”以同样的节奏叙述兵卒在营建谢邑中规模宏大也同样辛苦的劳作场面。这两部分看似徒役在谢邑完工之后对劳动过程的美好回忆,实际上也是对召伯经营谢邑这样的庞大工程安排有方的热情赞美。这两章后两句言:“我行既集,盖云归哉。”“我行既集,盖云归处。”是长期离家劳作的征役者思乡情绪真实而自然的流露。但尽管思乡之情非常急切,语气中却没有丝毫怨怒之气,确实是与全诗赞美召伯的欢快情绪相和谐的。
第四章是承接二、三两章所作的进一步发挥,言召伯营治谢邑之功。谢邑得以快速度高质量地建成,完全是召伯苦心经营的结果。“肃肃谢功,召伯营之”两句照应第二章,不过第二章是铺排,这两句是颂辞,重心有所不同。“烈烈征师,召伯成之”,颂扬召伯将规模甚众情绪热烈的劳动大军有序地组织起来营建谢城的卓越的组织才能,这两句与第三章相照应。由此观之,此诗在结构安排上颇具匠心,严整的对应,反映出雅诗的雅正特点,与风诗不同。
诗最后一章言召伯营治谢邑任务的完成对于周王朝的重大意义。“原隰既平,泉流既清”,是说召伯经营谢邑绝非仅修城池而已,还为谢邑营造了必要的生存环境。修治田地,清理河道只是末节,但连这些都已安排到位,就不会有什么疏漏了。这个时候,谢邑作为周王朝挟控南方诸国的重镇已建成,周宣王心中当然舒坦多了。“召伯有成,王心则宁”,于篇末点题,为全诗睛目。在用韵上,末章一改前面几章隔句押韵的规律,句句押韵,且用耕部阳声韵,使节奏和语气顿时变得舒缓起来,极具颂歌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