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词以男主人翁的口气写出。时当春夜，庭院里花朵上染有颗颗露珠，显得分外的鲜艳明丽。月光从窗户的缝隙中投进来，照着孤眠独宿的男主人公。此刻他满怀春思，好像醉酒一般，浑身无力。他想起从前所爱的女子，相距不远，曾经有信给他，信中自然向他倾诉一腔爱慕之情。“洞房咫尺”，有室迩人遐之意。既相距咫尺，却还托“青鸾”寄书。因为当时封建礼教甚严，男女授受不亲，故须托人（例如丫环侍女）传递情书。可是过了不久，他们分别了，就像易散的彩云，一去无踪。“云散”一辞，比较含蓄。宋玉《高唐赋》云：“昔者先王（指楚怀王）尝游高唐，怠而昼寝，梦见一妇人曰：‘妾巫山之女也，为高唐之客。闻君游高唐，愿荐枕席。’王因幸之。去而辞曰：‘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阻，旦为行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在传统诗词中，便以“云雨”比喻男女幽会，而以“云散”比喻离别。所以在“云散”一辞的背后，当隐藏着一段爱情故事，此处被词人省略了。因此下面接上“罗帐熏残”一句，便有睹物思人之感，并寓有春宵梦短之义。男主人翁所做的梦，自然是与恋人的欢会。一旦梦回，伊人不见，便彷徨无主，到处寻觅。寻觅不见，便黯然伤神。
下阕前半，是回忆伊人。在这里刻画了一个美丽的女性形象，她浓妆艳抹，脸上涂着脂粉，头上搽有香气馥郁的发油。走起路来，散发着阵阵芳香。在她手腕上，还戴着一副金镯。词笔至此，可以想见，他们之间是如何稔熟。前面所说的洞房间隔，只是一时而已，此后他们当时时接触，以至曾经欢会。
下阕后半，转向今时，也就是起首二句所揭示的规定情境。此刻男主人公在想，伊人是否平安无事。前云“云散无踪迹”，此云“一向无消息”，是层层加码法。人去无踪，消息全无，往日的青鸾竟然断翼，不再传书送信。难怪这位男主人公辗转反侧，“片时存济不得”了。
此词语言通俗，以方言入词，倍见浅俚。然而在浅俗中有含蓄，在艳情的描写中避免粗俗径露。试如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所云：“词之雅、郑，在神不在貌。永叔（欧阳修）、少游虽作艳语，终有品格。方之美成（周邦彦），便有贵妇人与倡伎之别。”
这首词主要描写妇女欢度端午佳节的情景。上片描述她们节日前进行的各种准备，下片刻画她们按照民间风俗，彩线缠玉臂，小符挂云鬟，互致节日的祝贺。全词采用对偶句式，从中能依稀看到一直尽职尽忠地陪伴在词人左右的侍妾朝云的影子。
上片，预示端午节日，将开展浴兰活动，气氛十分浓郁。端午，处于初夏季节。穿着自然华丽，以衬托参与者的身份。于朝云来说，最好是绿色细绢——“碧纨”，正好与她的雅静性格相符。天气稍热，易出“轻汗”，“微透”着“碧纨”。“透”字用得贴切，将半明半暗的肤体朦胧美衬托出来了。“明朝端午浴芳兰”，显得有愉悦的审美性。它不仅体现了朝云由芳体而及兰心的纯洁高贵的情操美，而且反映了浴兰令节俗的淳朴纯真美。朝云浴处，余香犹存。沐芳浴兰，遍及社会。参与者人山人海，气氛热烈，正如词人词中所写：“流香涨腻满晴川”。这正是古老节日文化发扬光大的表现。
下片，写词人偕朝云参与具体的端午节俗活动。词人着重写了两项端午节俗健身活动。其一，“彩线轻缠红玉臂”，“以五彩丝系臂”。它辟邪驱鬼，使朝云“玉臂”“红”而长命。与用五色花线缠粽子投江以吊屈原之魂有同等意义。其二，“小符斜挂绿云鬟”，以“赤灵符著心前”。它能通神明，使朝云“云鬟”“绿”而身健。与小孩穿老虎腰肚，门上挂蒲剑以辟邪护身有同等意义。词人着重描写缠线、挂符活动，且用对偶句式，为的是“佳人相见一千年”，愿灵验得到应证。真是一语中的，画龙点睛。
全词是篇民俗诗，充满了浓郁的古老民俗气息，是研究端午民俗最形象而珍贵的资料。
“杜陵叟，杜陵居，岁种薄田一顷余。”杜陵，地名，即汉宣帝陵，在今陕西省西安市东南的少陵原上。白居易这首新乐府诗的主角是一位家住在长安市郊的土生土长的农民，他世世代代以种地为业，守着一顷多的薄田，过着衣食不继的日子。中国文人的诗歌中，少不了风花雪月，也有的是闲情雅致，但是有意识地不但以农民作为作品的主人公，而且真正站在劳苦大众的立场上，为他们鸣冤叫屈、打抱不平的作品，还是不多见的。在这一点上，白居易可以说是做得非常突出的一位了。他所以能够在诗歌中大声疾呼地为民请命，并不是想在题材上猎奇出新，而是源于他对朝廷政治前景和国计民生的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作者一再把视角投向生活在最底层的群众，他们的生活过得十分悲惨，而且向来是无人过问的。这位不知姓甚名谁的杜陵叟处在水深火热的困境中而不能自拔。
“三月无雨旱风起，麦苗不秀多黄死。九月降霜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乾。”三月无雨，并不是指的农历三月整整一个月不下雨，而是说从808年冬天到第二年春天连续三个月没有下雪和下雨。据史料记载，这一年直到闰三月才下了一场像样的雨，为此，白居易还专门写了一首《贺雨》诗表达他当时喜悦的心情。在靠天吃饭的日子里，长安市郊的“杜陵叟”去年秋天辛辛苦苦播下的冬小麦，从下种到返青就没有一滴雨水的滋润，结果还没有到秀穗的时候大多已经干黄枯死了。夏粮既然没有收成，只有指望秋粮了，可是农民们万万没有想到，秋天九月一场早来的霜降，却使得“杜陵叟”可怜的愿望又一次成为了泡影，地里的秋庄稼还没有成熟就都被冻死而干枯了。两季粮食几乎颗粒无收，这就是白居易在序中所交待的“农夫之困”，也是“天灾之困”。
“长吏明知不申破，急敛暴征求考课。”长吏，泛指上级长官，这里是指的杜陵所在地的地方官。考课，指古代考查官员政绩的好坏，以此作为升降的标准。原来这位地方官大人明知手下的“农夫”受了天灾，却不向上方报告灾情，而是愈发加紧横征暴敛，强行收取租税。他要造成一个“大灾之年不减税收”的政绩，以取悦上方，给朝廷留下一个称职的印象，为他以后的加官晋爵打下基础。
“典桑卖地纳官租，明年衣食将如何？”这两句诗是说，“杜陵叟”在大荒之年，遇上这样不顾百姓死活的“长吏”，叫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理，只好忍痛把家中仅有的几棵桑树典当出去，可是仍然不够缴纳“官租”，迫不得已，再把赖以为生的土地卖了来纳税完粮。可是桑树典了，“薄田”卖了，到时候连“男耕女织”的本钱都没有，第二年的生计也没有办法了。这种来自“长吏”的人祸，让“农夫之困”愈发雪上加霜。
看到“杜陵叟”面对的“人祸之困”比“天灾之困”更加无情、更加残酷时，白居易的心情再也无法平静了。本来从诗歌的一开始，他是以第三人称的面目出现的，可是写到这里，他义愤填膺，转而以第一人称的身份出场控诉起来，“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意思是：“典了桑树，卖了薄田，织不了布，种不上地，到时候没吃没穿，我们怎么生活啊？”这种由第三人称到第一人称的转换，实际上是作者内心感情的真实流露，他已经全然忘记了他是朝中大夫的尊贵身份，而自觉地站在了无依无靠的“杜陵叟”一边，这对于一个封建文人来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在著名的汉乐府《陌上桑》中有这样的诗句：“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那也是站在诗中主人公同一立场的第一人称的口吻，不过，因为那首诗本来就是乐府民歌，所以不足为奇，它所表达的是劳动人民对他们这个阶级的优秀女子的由衷自豪与热爱，可白居易并不是穷苦百姓中的一员，而是一位名符其实的士大夫，所以这种感情角色的自然换位，对于封建社会的官僚阶层的绝大多数成员来说，是根本不可想像的，而白居易这种古道热肠、侠肝义胆，完全是“诗圣”杜甫“民胞物予”精神的直接继承，而且这也是他能在后来接过杜甫现实主义诗歌的优良传统，发起新乐府运动的重要主观因素。
“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这是白居易站在“杜陵叟”的立场上，对那些统治阶级中，只管个人升官而不顾百姓死活的贪官污吏而进行的面对面的严厉痛斥，情急之中，竟把他们比喻成了“钩爪锯牙食人肉”的“豺狼”，而且采用了语气极为强烈的反问句式，激愤之情跃然纸上而溢于言表。作为一个衣食无忧的政府官吏，能够对“农夫之困”如此感同身受，能够如此直接激烈地为人民鸣不平，在当时实在是不多见的。
诗歌的前半部分，作者的内心是很沉痛的。而在诗歌后半部分的一开始，苦不堪言的“农夫”的命运似乎出现了一丝转机，“不知何人奏皇帝，帝心恻隐知人弊。白麻纸上放德音，京畿尽放今年税。”白麻纸，古时诏书用白纸颁布，到了674年——676年期间（唐高宗上元年间），因为白纸容易被虫蛀蚀，所以一律改用麻纸。放德音，宣布恩诏，即下文所言减免赋税的诏令。京畿，古时称国都周围的地区。杜陵所在地属国都长安的郊区。白居易在诗里只说了“不知何人”，其实这位关心民生疾苦、视民如子的“何人”，根据史料记载正是白居易“本人”，是他上书宪宗，痛陈灾情之重，才使深居九重的皇帝动了恻隐之心，大笔一挥，居然免去了京城灾区当年的赋税。读者看到这里，也会为颗粒无收的“杜陵叟”的命运松了一口气。可是令作者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一切只不过是障眼法而已，不管皇帝的免税是否出于真心，但是官吏却是绝不肯照章办事的，因为这样一来，他们的政绩就要受到影响，他们的官路也会不再亨通。所以，他们自有一套阳奉阴违的“锦囊妙计”，那就是拖延不办，对此，白居易也是莫可奈何的了。
“昨日里胥方到门，手持尺牒榜乡村。”里胥是乡镇中的低级官吏；这里的“榜”是张贴的意思。皇帝的免税诏书才刚刚由那班“里胥”们神气活现地公布到家家户户，可这一切已经无济于事了，因为“十家租税九家毕，虚受吾君蠲免恩。”一直要到绝大多数人家都“典桑卖地”，纳完租税之后，才将已经成为“一纸空文”的“尺牒”在乡村中张贴公布，这已经没有意义了。“里胥”们原本是没有那么大的胆量，敢于欺上瞒下到如此地步的，其实是朝廷上下，沆瀣一气，朋比为奸。白居易对此心知肚明，吃苦的还是那些无依无靠的贫苦百姓。他们一苦天灾，二苦黑官，这正是“苛政猛于虎”。
这首诗体现了作者视民如子的情怀，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与腐败。作者在《轻肥》诗中曾一针见血地控诉“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在这首《杜陵叟》中，他更写到“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白居易在义愤填膺地写下上述的控诉时，并没有意识到，他实际上已经触及了封建社会那人吃人的凶残野蛮的社会本质。事实上，每当灾荒严重之际，由皇帝下诏蠲免租税，而地方官照样加紧盘剥勒索，不过是封建社会经常上演的双簧戏而已。宋代诗人范成大就有一首《后催租行》中提到：“黄纸放尽白纸催，卖衣得钱都纳却。”说的也是一回事，在宋代，皇帝的诏书用黄纸写，而地方官的公文用白纸写，在封建社会中，能够对这种免的白免、催的照催的吃人双簧戏进行最早、最有力的批判的，正是唐代新乐府运动的旗手——白居易。
这是一首独具特色的游宴诗。它通过歌舞酒宴上乐极悲来的感情变化，深 刻地展示了建安时代特有的社会心理。人生短促的苦闷和建立不朽功业的渴求交织成这首诗的主题，表现出“雅好慷慨”的时代风格。
这首诗的章法巧妙，很见匠心。诗歌在以较多的笔墨描写美酒丰膳、轻歌曼舞、主客相酬的情景之后，笔锋一转，吐露出欲求亲友忧患相济、共成大业的心愿，再转为对人生短促的喟叹，清醒地指出“盛时不再来”。至此，酒宴的欢乐气氛已扫荡一尽，乐极而悲来的心理历程完整地表达出来了，引人回忆起开篇的浓艳之笔、富贵之景，更添几分悲怆之情。如此立意谋篇，称得上是思健功圆了。
诗中两个意蕴含蓄的设问句：“谦谦君子德，磬折欲厨求”、“先民谁不死，知命复厨忧”，是展示心理波澜的关键，透露了诗人对于人生意义、生死大关的思考。“欲厨求”，“复厨忧”，寓答于问，大有意在言外之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