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作于建炎三年，是一首寄寓南渡之恨的力作。
上片首句“永夜恹恹欢意少”开门见山。南渡以后，清照隽永含蓄的风格，一变而为沉郁苍凉。上巳虽是传统的水边修禊节日，但词人此时心情不愉，欢意甚少。“空梦长安，认取长安道”，写长夜辗转反侧，梦见汴京，看到汴京的宫阙城池，然而实不可到，故说“空”，抒写对汴京被占的哀思和沉痛。
“为报今年春色认，花光月影宜相照”写今年的自然春色和往年一样认，而今年的政局远远不如从前了。“为报”二字，点明这春天的消息是从他人处听来的，并非词人游春所见。实际上是说，今年建康城毫无春意，虽是朝花夜月如故，而有等于无。“宜相照”的“宜”字，作“本来应该”解。“相照”前著一“宜”字，其意似说它们没有相照，更确切一点，是词人对此漫不经心，反映出她的忧闷。
“随意杯盘虽草草。酒美梅酸，恰称人怀抱”承上启下，点明题旨，透露了女主人公并无心过认这个上巳节日，酸梅酿成的酒，和自己辛酸的怀抱是相称的。这两句，貌似率直，其实极婉转，极沉痛。
“醉里插花花莫笑，可怜春似人将老”，这里把“花”拟人化。“花莫笑”，就是不要笑我老大不小还插花，这一层词意，与末句“可怜春似人将老”紧接，意思是说最需要怜念的是春天也像人一样快要衰老了。“春”暗喻“国家社稷”，“春将老”暗喻“国将沦亡”。
《蝶恋花》是一首六十字的词，这首词题是“上巳召亲族”，带含丰富的思想内容，深厚的感伤情绪，写得委婉曲折，层层深入而笔意浑成，具有长调铺叙的气势。写出作者的国破家亡之恨，寄寓词人对国家社稷的赤子之情
此曲抒炽热的离别之情和乡关之思，步步有情，景物含情，直率自然。运用隔离反复的修辞手法，别具韵致。
“东边路西边路南边路，五里铺七里铺十里铺。”作品突兀而出的这两句看似无端，却交代了丰富的内容。它尽管没有主语，不见动词，但读者不难在眼前浮现出一幅生动的画面：一个风尘仆仆的远行人，龋蹈独行，经过了一条又一条的岔口，迎来了一处又一处的荒骚，走不完的路途，遣不散的疲倦。一前一句固然是写途中所见的路径纵横，却通过不同朝向的“路”的反复，同时也隐含着目的地的茫然感。后一句虽未说明“五里铺”、“七里铺”等地名的具体景象，却通过数字的变化反映了途程的漫长辽远，且从“铺”字的提示中，衬现出远行人得不到休憩之所、无家可归的悲哀。三字词组以大同小异的形式迭现，不仅没有重复拖沓之感，反而传神地写出了旅人的长途跋涉，甚而使人感觉到步履的沉重。“行间字里皆文章”，不能不叹服作者构思的巧妙。
三、四两句，进一步将旅人的“山行”具体化。“行一步盼一步懒一步”，三个“一步”合起来其实只移行了一步路，这与上句“五里”、“七里”、“十里”的数字对映，见出了旅程的举步维艰，令人触目惊心。“行”、“盼”、“懒”三个动词的交叠，更刻画出旅人瞻前顾后、步态踌珊的形象。明明是他强抑着旅愁和困乏，拖动步子耽搁了行程，作者却在“天也暮日也暮云也暮”前加上“霎时间”三字，仿佛暮色的来临是一瞬间的事。这就将倦行的主人公猛然惊觉时光不早的惊疑和焦虑，逼真地表现出来了。
《陈风·株林》一直以来被认为是揭露陈灵公君臣的荒淫生活，讽刺上层统治者的政治腐败的作品。
此诗之开篇，大抵正当陈灵公及其大臣孔宁、仪行父出行之际。辚辚的车马正喜孜孜驰向夏姬所居的株林，路边的百姓早知陈灵公君臣的隐秘，却故作不知地大声问道：“胡为乎株林（他们到株林干什么去）？”另一些百姓立即心领神会，却又故作神秘地应道：“从夏南（那是去找夏南的吧）！”问者即装作尚未领会其中奥妙，又逼问一句：“匪适株林（不是到株林去）？”应者笑在心里，却又像煞有介事地坚持道：“从夏南（只是去找夏南）！”明明知道陈灵公君臣所干丑事，却佯装不知接连探问，问得也未免太过仔细。明明知道他们此去找的是夏姬，却故为掩饰说找的是“夏南”，答得也未免欲盖弥彰。发问既不知好歹，表现着一种似信还疑的狡黠；应对则极力挣扎，摹拟着做贼心虚的难堪。这样的讽刺笔墨，实在胜于义愤填膺的直揭。它的锋芒，简直能透入这班衣冠禽兽的灵魂。
到了第二章，又换了一副笔墨。辚辚的车马，终于将路人可恶的问答摆脱；遥遥在望的株邑眼看就到，陈灵公君臣总算松了口气。“驾我乘马，说于株野”——这里摹拟的是堂堂国君的口吻，所以连驾车的马，也是颇可夸耀的四匹。到了“株野”就再不需要“从夏南”的伪装，想到马上就有美貌的夏姬相陪，陈灵公能不眉飞色舞地高唱：“说于株野！”“说”，一般均解为“停车解马”，固为确诂。但若从陈灵公此刻的心情看，解为“悦”也不为不可。“说（悦）于株野”，也许更能传达这位放荡之君隐秘不宣的喜悦。“乘我乘驹，朝食于株”——大夫只能驾驹，这自然又是孔宁、仪行父的口吻了。对于陈灵公的隐秘之喜，两位大夫更是心领神会，所以马上笑咪咪凑趣道：“到株野还赶得上朝食解饥呢！”“朝食”在当时常用作隐语，暗指男女间的性爱。那么，它正与“说于株野”一样，又语带双关，成为这班禽兽通淫夏姬的无耻自供了。寥寥四句，恰与首章的矢口否认遥相对应，使这桩欲盖弥彰的丑事，一下变得昭然若揭。妙在用的又是第一人称（我）的口吻，就不仅使这幕君臣通淫的得意唱和，带有了不知羞耻的自供意味。可见此诗的讽刺笔墨非常犀利。
如何爱子，对一个国君来说，决不单单是他个人的问题，这将关系到国家的安危、社会的治乱。正因妹这样，所以石碏才进谏卫庄公。但石碏进谏，并没有像许多进谏者那样，举述以往有关的历史经验教训；而是开门见山，一上来就切入谏旨，提出“爱子”应“教之以义方，弗纳于邪”的观点。接着，便有的放矢地指出“骄、奢、淫、佚”是使“爱子”走上邪路的来由；而这四种恶习的养成，则是妹人君者过分溺爱所致。然后，话题轻轻一转，就落到州吁身上。须知，州吁作妹庶子而“好兵”，这往往是作乱的前兆。所以石碏一针见血却又语重心长地指出：“将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犹未也，阶之妹祸。”之后，又连用四个顶针（也叫“顶真”或“联珠”）句，断定州吁决不会心甘情愿地屈居人下。再接下来，又根据传统的伦理关系和社会规范，总括出“六逆”和“六顺”，提醒庄公：“去顺效逆”只能加速祸患的发生，作妹人君必须防患未然，全力消除祸患的根由。这样，就把“教之以义方，弗纳于邪”这一爱子观的现实性、重要性和紧迫性进一步突出出来。然而，被糊涂蒙了心的卫庄公却根本听不进去。
石碏的谏言有三层意思，环环相扣，入情入理，深入地分析了由“宠”导致灭亡的必然性。其一，“骄、奢、淫、佚，所自邪也”， “四者之来，宠禄过也”，说明骄奢淫逸来源于娇纵溺爱；其二、受宠爱就会变得骄横，骄横就不会安于自己地位低下，地位低下就会有怨恨之心，心生怨恨就不会安分守已；其三，从此以后，地位低贱的就会欺压地位尊贵的，年纪小的就会想办法凌辱年纪大的，关系疏远的就会找机会离间关系亲近的，新的离间旧的，小的欺凌大的，淫乱的就会破坏有道德的。如此这般，祸事就注定要来了！
劝主谏君，须在紧紧把握谏旨韵前提下，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而理，则须说透，说到位。做到了这点，被劝谏者却听不进去，那只能证明被劝者太顽固不化，《石碏谏宠州吁》正具有这样的特点。可以肯定地说，“教之以义方，弗纳于邪”的爱子方法，历来被认妹有借鉴意义和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