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作者一向热爱宋朝，宋亡以后坚隐不仕，因此这首词较一般的送别诗词而言，在感情上自有一番特色。开头三句写陈君衡被召，临行时车马旌旗繁多。“宝带”二句则隐含对陈氏屈仕元朝的不满之辞。“秦关”三句写路途迢迢。“纵英游”三句推想陈氏此去定豪纵携妓。下阕开头三句仍就送别意替对方设想那边景象，表现出关切之情。“投老残年”以下转写自己暮年的寂寞。结尾三句写对君衡的怀念。此词对君衡“被召”的态度肯昧隐晦，既有关切，又有婉讽，表现了前朝文人的复杂心态。语言朴实无华，词意比较苍凉。

　　上阕以写送别的场景为主，与一般的送别诗词似并无二致。起首三句“照野旌旗，朝天车马，平沙万里天低。”作者用豪放笔法勾画出一幅威武鲜明的郊野送行的场面。只见旌旗飘飘，光照原野，车马辘辘，浩浩荡荡。这样威武雄壮的画面，衬以广阔的原野作背景，活脱脱一幅令人振奋的图画，给人以充分的遐想。

　　接下去这首词的主角陈君衡，出现在这幅画卷中。作者只用“宝带金章，尊前茸帽风欹”两句人物便栩栩如生，跃然纸上。“宝带金章”，表明了人物的身份，同时暗示此行的缘由：“尊前”，酒尊之前。唐诗人马戴《赠友人边游回》有“尊前语尽北风起，秋色萧条胡雁来”句。“茸帽风欹”，头上戴的皮帽被郊野的风吹得略略倾斜，一个“欹”字，极为传神地勾画出人物的神气。欹即侧帽，典出《北史·独孤信传》：“信在秦州，尝因猎，日暮，驰马入城，其帽微侧，诘旦而吏人有戴帽者咸慕信而侧帽焉。”词用此典，极为贴切，而有微意。君衡之应蒙元之召，与慕信而侧帽的胡风，正相一致。这一用典，实不同于一般泛用。作者由此想到友人北上要经过的路途和友人走后的作为。“秦关汴水经行地，想登临、都付新诗。纵英游，叠鼓清笳，骏马名姬。”一路之上，登秦关临汴水，吟诗作赋。秦关，应泛指沿途之山，中国习又称秦。汴水，流经北宋都城东京（今开封）的一条河鼓声阵阵，胡笳清脆；乘骏马，携名姬，纵情游乐。

　　上阕对送别场景的铺陈及对别后情景的想象，看似与一般的送别诗词类似，但提及北宋旧地“秦关汴水”作者委婉地透露出对故国的念和山河依旧、人事已非的感叹，而用笔极为含蓄。

　　下阕主要抒发了作者对友人远去的伤感和对友人出仕新朝的担心与不满等复杂的心情。头一句“酒酣应对燕山雪，正冰河月冻，晓陇云飞”，进一步设想友人远去北国的情景。“酒酣”，指朝廷召宴，作者想象友人彼时彼地应是燕山雪飘的冰天雪地的影象，连月亮都仿佛冻住了似的，发出令人不寒而栗的光辉。“冰河月冻”，造语甚新，意境颇佳。这阴冷影象与上阕热烈欢快的情调形成鲜明的对照，为下面的感叹铺垫了气氛。接着，作者将笔锋一转：“投老残年，江南谁念方回。”意为：我已是风烛残年，不愿为新朝用而隐居江南，又有谁能常常记起我呢？方回，贺铸的字，他的《青玉案》有“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句，十分有名。黄庭坚曾说：“解道江南断肠句，世间唯有贺方回。”作者身在江南，又有一腔愁怨，故以贺铸自比。这两句词不仅包含年老力衰的伤感，友人离去的伤情，还有国家沦亡的伤痛。“东风渐绿西湖岸，雁已还，人未南归”，北方冰雪尚未消融的时候，春风已经吹绿了江南，大雁已经飞回了，可是友人还没有回来。王安石有“春风又绿江南岸”句，此处周密化用之想到此处，不禁叹息道：“最关情，折尽梅花，难寄相思。”盛弘之《荆州记》载：陆凯曾从江南将梅花寄到长安送给他的好友范晔，并曾诗说：“折梅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周密这两句亦用此意，意思是说：我的相思之情即使折尽梅花也难以表达。

　　从字面看来，表现了作者对友人极为真挚恳切的怀念之情。但如果深入体味，就不难悟出，这里还有着更深刻的寓意，那就是作者担心友人到了北方，有了高官厚禄，忘怀自己，忘怀故国。这就不仅表达了身为遗民的惨淡心情，而且含蓄地透露出对友人仕元的不满。这首词在送别诗词中是颇具特色的。写送别而通篇贯穿着深切感人的故国之思，作者既写眼前实景，也写想象中的虚景，虚实相合，深沉宛转地表达了作者复杂难言的思想感情。其中既有送别友人的不舍和伤感，又有对其屈身仕元的不满，还有对南宋灭亡的怅恨。正是这种复杂的心理，使得这首词没有像一般送别词那样只刻画离愁别绪当然也没有对友人的明显指摘，而只有借描写送别情景、抒写相思离愁，含蓄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

　　此诗可分四段，旨在企盼如胡马客之名将，绥靖边患，生动刻画了边地民族的骁勇善战和风俗生活，以及战争的残酷，表达了对人民的同情和渴求和平的愿望。

　　诗的一开头就赞叹“幽州胡马客”的骠骑与威猛。所谓的“幽州胡马客”应该是指安禄山手下那些横行无忌的“壮士”，也就是安禄山私养的奴才。大多数是契丹等少数民族勇士，力大无穷，身怀绝技，被安禄山收为义子。因为多是胡人，所以就不乏有碧眼金发之辈。这些勇士带着用虎皮做的冠帽，笑拂着两只利箭，有万夫不当之勇。胡人张弓搭箭，弯弓如张满两，能把白雁射落在云端。胡人双双掉鞭而行，游猎驰向楼兰，胡人一出门就不顾身后之事，慷慨报国，义无反顾。可惜这些勇士选择安禄山为主子，所谓的报效国家恐怕也只是“幽燕”这个小朝廷。

　　诗人在作这段描述时心情颇为复杂。一方面任侠尚武的性格使诗人对这些年青勇士的高超武艺和绝技绝活发出由衷的赞美，对这些勇士报效主子的忠心也发出由衷的赞叹。也许是刚到幽州时李白对安禄山的野心认识还不足，有的学者说李白当初甚至有立功边疆思想，在边地习骑射，后发现安禄山野心，登黄金台痛哭，不久即离幽州南下。这样看起来李白说“出门不顾后，报国死何难”也就可以理解。可是另一方面，李白对这些勇士也有隐隐的担心，这些勇士愈健壮、武艺愈高、对主子愈忠诚，那么日后对李唐朝廷的威胁也就愈大。“双双掉鞭行，游猎向楼兰”两句看似平常，其实也满含隐忧，游猎向楼兰是要经过中原腹地。而且“楼兰”一语暗指国都长安。

　　接着诗人又用借古讽今的手法用“匈奴”犯边的故事来寓含对国家将或发生战乱的隐忧。所谓“天骄五单于”一般认为是西汉后期，匈奴势弱内乱，分立为五个单于：呼韩邪单于、屠耆单于、呼揭单于、车犁单于、乌藉单于，五单于互相争斗，后为呼韩邪单于所并。其实在这里，“五单于”是泛指匈奴各部首领。在冒顿单于的统领下，匈奴屡屡来犯，侵犯了今河北、山西、陕西及河套一带，不仅给刚刚建立起来的西汉王朝以莫大的威胁，而且严重破坏了中原的社会经济。由于汉初政权初建，国力较弱，不足以抵抗匈奴的侵扰，故只得采取消极的和亲政策，以公主嫁给单于，并岁给絮、缯、酒、米、食物，直至武帝即位，采纳抗战派的主张，发动正义的防御性战争，才把匈奴的侵扰势力击退。

　　诗中所说的“燕支山”又名“焉支山”或“胭脂山”，在今甘肃河西走廊一带，是汉以前匈奴浑邪王与休屠王的驻牧地。在更早的时候，原属两氏和乌孙的游牧地区，后来两氏和乌孙先后西迁至今伊犁河流域，这一带才被浑邪王和休屠王占领。燕支山的草原上不仅水草丰美，据说还产一种花草：胭脂草，能作染料。《五代诗话·稗史汇编》说：“北方有焉支山，上多红蓝草，北人取其花朵染绯，取其英鲜者作胭脂。”故旧常以“北地胭脂”代指北方的美女。“妇女马上笑，颜如赪玉盘”即是对此的生动写照。燕支山草原是浑邪王经营多年的根据地和大本营，所以才有“虽然居住于燕支山，却不怕朔风冰雪寒”的慨叹。西汉元狩二年（前121年）春夏，霍去病兵出临洮，越燕支山，大破匈奴。匈奴失此山，乃歌曰：“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燕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

　　诗人还用惊秫的笔调描写了征服匈奴战争的惨烈和悲壮：“旄头四光芒，争战若蜂攒。白刃洒赤血，流沙为之丹”，雪白的锋刃上流洒着赤红的鲜血，连茫茫的流沙都被染红。“名将古谁是，疲兵良可叹”，诗人关注的不是“一将功成万骨枯”的名将，而是那些被战争机器摧残的疲惫将士和因为战争而动荡和民不聊生的社会。

　　尽管匈奴的战事业已久远，然而幽燕胡儿蠢蠢欲动、杀气腾腾，看来另一场严酷的杀戮恐怕在所难免。一旦战争再起，老百姓一定会再陷入无休止的动荡之中，所以李白在诗的结尾处说“何时天狼灭，父子得闲安”既表现出诗人对可能发生的叛乱的极大厌恶和对平叛的期望，同时也向朝廷和世人发出非常强烈的战争警醒。

　　杭州西湖的旖旎风光，给文人骚客们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灵感和情思。歌咏西湖的散曲作品，也如同湖山美景那样争奇斗妍，各具风致。这首《醉中天》，是其中不落常套的一首。

　　起首四句，剪裁出四幅不同的画面。第一句，远眺。相思树即连理树，原指异根而同枝相通；西湖岸上花卉林木互相依偎簇拥，交柯接叶，远远望去便会产生连理的感觉。第二句，近观。“折枝”是花卉画中突出局部主体，而稍取旁景衬托的剪裁性的特写，作者为各色禽鸟所吸引，伫神凝望，连同近旁枝叶的背景，不正是一幅幅绝好的折枝图吗。第三句，湖中。“双双比目鱼”，当然不是《尔雅》所说的那种唯生一目、“不比不行”的缣鲽，不过是因为游鱼成群，圉圉洋洋，所以看上去都好像是结伴成对的了。何况观鱼最容易引起像庄子于濠上产生的那种物我一体、移情游鳞的感受，而西湖的澄澈明丽，亦自在句意之中。第四句，岸上。曲中用“鸳鸯户”三字，造语新警。它既形容出湖岸鳞次栉比的人家，又会使人联想起门户内男欢女悦、熙熙陶陶的情景。这四句固是状写西湖花木之繁、鱼鸟之众、人烟之稠，然而由于用上“相思”、“比目”、“鸳鸯”等字样，便平添了热烈、欢乐和美好的气氛。四幅画面交叠在一起，本身还是静态的，而下承“一步步金厢翠铺”一句，就化静为动了。“金厢”即以金镶嵌，有富贵气象，而“翠铺”又不无清秀的色彩。这一切，自然而然引出了“世间好处”的考语，用今时的话语来说，这正是“人间天堂”的意思。

　　铺叙自此，用笔已满，作者突然一折，接上了一句“典卖西湖”的冷隽语，还特地附上了小注。细细思味，令人叫绝。从注释三所引的原注来看，台、谏分掌弹劾和规谏，所谓有“言责”；省、院制法令、行政务，所谓有“官守”；均属于“轩冕”一流。典也好，卖也好，平民百姓不会沾染，“轻视轩冕”是理所当然的。这句话从原注理解，便是说：西湖风光如此美好，可不要糊里糊涂，去争当什么台谏省院的高官啊。当了官便不自由，不能流连山水，“无往不可”。这是避名利、乐山水的一层意思。另一方面，作者引用的是“宋谚”，宋社已屋，对宋而言，最终结果不啻是“典卖了西湖”。“休没寻思”这一句，也多少隐含着对前朝误国君臣的嘲弄，隐含着一点兴亡盛衰之感。双关之意，是颇为巧妙的。

　　这篇散文借记河墅之景，颂扬隐居山林，高洁不污的河墅主人——他的老师潘木崖先生。思想内容十分可取，艺术手法独具特色。

　　文章分为三段，首段记游写景，中段议论抒情，最后统括全篇，卒章显志。外在形式与思想内容高度统一，实为桐文讲究“义法”之范文。文章“因声求气”，造句上以四言为主，杂以三，五、七言，既有古歌行韵味，又有韩柳遗风，音律俱佳，字句传神。如第一段写河墅眭境，文笔清新优美，富有诗情画意。开头两句：“江北之山......多有园林池沼之胜。”是闲大写意的笔法把桐城河山和盘托出，有如登高鸟瞰，全景尽收眼底。接着避虚就实，去粗取精，细描木崖住宅环境，如“出郭循山之麓......是为潘氏之墅。”如此由表及里，精雕细刻，还嫌语不惊人，又“升高而望”，用远景烘托渲染，如“平畴苍莽，远山回合，风含松间，响起水上。”近于泼墨。翘首远望，景色错落，十分开阔壮观；侧耳静听，风啸水吼，难以捉摸的大自然之声写得渐沥萧飒，奔鹃澎湃，可听，可感，可见。至此，大丈夫不遇于时的安适生活环境描画得美不胜美。先秦的哲学家荀子在他的《乐论》中说：“不全不粹不胜美。”看来，戴氏对前人的这个美学观念是心领神会的。他在描写河墅时，既丰富地全面地表现自然环境，又去粗取精，经过锤炼、提高、集中，更典型，更具普遍性地表现自然环境，难爱是很大的。“全”和“粹”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只远望求“全”，不近观颐“粹”，是自然主义，只讲“粹”而不反映“全”，又容易走上抽象的'臣式主义的道路。

　　《河墅记》的写作，求全而不失粹，确切地说，是概“全”以精“粹”。如果我们再将第一段把玩一番，我们就会发现戴氏笔下的河墅，如同一幅出神入化的“龙图”，云中虽只露出一鳞一爪，然而全貌宛然可见。戴氏把握“全”与“粹”的关系如此之娴熟，自然得益于桐文的“义法”之说。因为桐城古文义法本身就有两种意义：“就文之整体言之，则包括内容与形式的调剂，而融合以前道学家与古文家之文论。就文之局部而言之，即专就学文方式而言，则又能融合秦汉派之从声音证人以摹拟昔人之语言，与唐宋派之从规矩证人以摹拟昔人之体式”。中国的山水散文萌芽于两晋，产生于南北朝，鼎盛于唐宋，戴名世继承了前人记游记景的散文传统，模山范水，体物图貌，技巧很高，为桐城散文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篇散文还不同于当时士大夫娱情山水的闲情逸致，风雅倜傥之作，戴氏在这篇文章中弃铺陈擒藻之常法，求淡描点画之奇功，其目的在于债河墅之美，赞颂河墅主人潘木崖光明峻洁的人格和独立不群、不同世俗的高尚品质。潘先生应试不第后，从科场回到山庄，托怀玄胜，远咏老庄，过上清淡、闲适、幽雅的生活，与世俗之徒断绝了来往，这也是戴氏所倾慕的。在他看来，介人迫名逐利的官场，“与其有誉于前，孰若无毁于其后；与其有乐于身，孰若无忧于其心”。既然科场失意，弃绝了入仕的念头，“结庐在入境，而无车马喧”，有何不好。

　　他在文章的第二段中的议论，情绪激昂，气势恣纵，他为先生的际遇鸣不平，矛头直指贻误人才的科举制度。如“夫科目之贵久矣，天下之土莫不奔走而艳羡之，中于膏盲，人于肺腑”，寥寥数笔，使那些追名逐利的官迷丑态毕现；而“犹然山泽之瘤，混迹于田夫野老，方且乐而终身”，则赞扬了潘木崖不为利禄所诱惑的高洁风貌。“其失者未必其皆不才，其得者未必其皆才也。”持论公允，爱憎分明，作者在描写这种超脱尘俗的河墅之中，也流霡了磊落不平之气，深化了自己的思想。

　　最后“小于怀遁世之恩久矣，方浮沉世俗之中，未克遂意”，升华了文章的主旨。作为一个封建知识分子不逃避现实，为将胸中书数百卷形成文字而奔走四方，历岁逾时而不罢手，单就这点精神，也是难能可贵的。

　　这首诗分入山和出山两个片断来写，而以访惠勤、惠思贯穿连缀。

　　首起点出时间地点。二僧结庐孤山，孤山在西湖边，所以诗从西湖展开，说自己在一个昏沉欲雪的日子出行，见到西湖上空满积着阴云，低低地压着湖面，西湖边上的楼台与重重叠叠的青山，笼罩在烟雾之中，若有若有。这样，抓住气候特点，略加点染，展现了一幅光线黯淡的水墨图，朦朦胧胧。接着，诗人眼光从远处拉回，写近处山中，水流清浅，人迹不到，只有鸟儿啁哳宛啭。虽是近景，因为极静，又显出了山的幽深。同时水清、有人，又与节令、气候相关。

　　以下诗入题，写访僧。先写未见僧人所居时，说明自己腊日不和妻子儿女团聚，特地入山访僧，是为了陶冶性情，自我娱乐。僧人住在山中，山路盘曲纡回，正是自己想去的地方。“纸窗”二句，写见到僧人所居后。僧人所居只是纸窗竹屋，僧人则拥褐而坐。轻轻点染，写出景物的幽旷与僧人淡泊的生活，揭示了僧人高尚的品藻；诗人访僧的经过，与僧人的交谈，就隐藏在会心之处，不写而写了出来；同时，自己此行的目的已经达到也是不言而喻的了。

　　“天寒”句起写回程。天寒路远，所以天未晚就回家。不说是自己要回去，而说是由于僮仆相催，又点出自己与二僧谈得很投机，依依不舍。出山一看，只见云木回合，野鹘盘旋在佛塔之上。云木合，说雪意更浓，垂暮光线更昏暗，树木隐在迷雾之中；野鹘盘空，又在迷离之中点染一二清晰之景，使画面饶有深趣。这一景色，与起首四句相呼应而不重复。

　　结末四句，写到家后的感受。“欢有余”应接前“实自娱”而来，说明不虚此行，游之乐及游之情都表达了出来，自己的人生观及僧人的清净有为也得到了再次肯定。而火急作诗，更加深了自己的欢快感。“作诗火急追亡逋，清景一失后难摹”，不仅写了自己的心情，也是苏轼文学创作观形象的表达。苏轼作诗强调敏捷的观察力及翔实的表达能力，善于捕捉一瞬间的情感与景物，这首诗也正体现出他的创作特色，从各个角度描绘出景与情所具有的独特的诗情画意。

　　此诗的用韵也显示了苏轼诗娴熟的技巧。诗除了少数几句隔句用韵外，通首一韵到底，音节畅美自然。清纪昀批说：“忽叠韵，忽隔句韵，音节之妙，动合天然，不容凑拍，其源出于古乐府。”其中“孥”、“遽”等字都是险韵，尤为难得。

　　首四句为第一小节，以初见石鼓的时、地领起。言时，用古史笔法，是长篇大赋的常用手段。言地，仅出“见鲁叟”三字，却既点明凤翔孔庙的所之地，又借此烘示出古鼓的庄重崇隆，意兼虚实。诗人从政伊始即思先睹为快，其渴慕之情可以想见。所以，“文字郁律蛟蛇走”云，既是“今见”的感觉，又实是“旧闻”的印证。石鼓的古拙而玄妙，庄严而飞动，以及诗人快慰而不满足，而亟欲深究的心情，竟都之短短四句之中显露出来了。

　　“细观初以指画肚”以下十八句为第二小节，具体描写了所见石鼓的情状。诗人不言其妙，而言“指画肚”的揣摩；不言其古，而言“箝之口”的懊丧。昔韩愈作《石鼓歌》，有“嗟予好古生苦晚，对此涕泪双滂沱”的喟叹，今诗人又瞠乎其后，如之奈何。然而，唯石鼓之妙而且古，令人欲罢不能。于是有“强寻偏旁推点画”的举动，一个“寻”字、一个“推”字，苦心孤诣，晰然可见。居然不无所得，前后辨认出“我车既攻”等完整的六句来，好比于器玩中识得古鼎、于星辰中识得北斗一般。“犹识”的“犹”字有聊以自慰之意，“仅名”的“仅”字却又见难以餍足之心，诗人此时，可谓憾喜参半。一脔既尝，必细窥全豹。于是诗人着力描摹了石鼓上其余的文字。“模糊”二句言其没者，斑驳漫漶，如瘢疤如胼胝，而残笔依稀。“娟娟”二句言其存者，秀见挺出，如缺月如嘉禾，而字形怪奇。“漂流百战”，回应前者，饱经风霜、硕果仅存，残破中有劲气。“独立千载”，回应后者，卓然标举、奇古无二，混沌中见精神。叙写至此，意犹未尽，故用“谁与友”的反诘。最后收束到石鼓的大篆书体，上与黄帝、仓颉的古文奇字分庭抗礼，下则哺育李斯、李阳冰的小篆，光前裕后。这八句用四组对仗，以存、没、显、隐的参错和对比来增加变化；句句如言石鼓之可识，句句又实言石鼓之不可识，然而，句句中却皆有石鼓的“古”“妙”二字之。用笔精炼，而石鼓的态势已历历之目。

　　“忆昔周宣歌《鸿雁》”以下十六句为第三小节，追叙石鼓的原始。石鼓经近人考证，断为秦时记载国君游猎的刻石，而唐宋人因“我车既攻，我马既同”与《小雅·车攻》的起句相同，多附会为周宣王时物。苏轼也不例外。

　　周宣王是历史上著名的中兴之主，诗人以“忆昔”突作折笔，以下即转入了对宣王政绩的赞颂。特为拈明“歌《鸿雁》”，不仅仅是为同下句“变蝌蚪”作文字上的工对。《鸿雁》为《诗经》篇名，古人认为是赞美宣王的作品，《毛诗序》所谓“万民离散，不安其居，而能劳来还定安集之”，这里正代表了宣王安内的治绩。诗人重点之歌颂宣王攘外的武功，故此处仅用一句为后文拓出地步，王文诰评作者“得过便过，其捷如风”，颇中肯綮。同样，次句表出当时太史籀变古文为大篆，亦隐含了文德修明的意思。诗人认为宣王的中兴，合乎天道人心，人心厌夷王、厉王之乱而思治，而老成干臣如方叔、召虎、申甫、尹吉甫等又适为之辅弼，于是轰轰烈烈，武功烜赫：东征淮夷徐戎，壮士猛如怒虎；北平玁狁之患，军队如其指挥。掌管外交传言的象胥官，不断献上出自外邦的战利品；方叔、召虎一类的功臣，接连领受国君隆重的赏赐。“杂沓”、“联翩”两组联绵字，可用乐章作比：前者如促节，回应战事的频繁；后者如缓板，状写胜利的平易。至此，诗人方点明石鼓的原委：宣王制鼓是为推重将帅亦即是推重拨乱的政治，而不是用于自颂和自娱。《礼记·乐记》：“君子听鼓鼙之声，则思将帅之臣。”《大雅·有瞽》：“有瞽有瞽，之周之庭······永观厥成。”二者的区别是很明显的。诗人断定石鼓是如《诗经·崧高》那样的颂功之作，与衡山岣嵝峰上的神禹治水碑同垂不朽；从宣王不炫己，以及鼓上无纪年、无作者姓名的情节上，进而推见了石鼓特出的一大长处，即“勋劳至大不矜伐”，有周文王、周武王的忠厚之风。结末的这段笔墨，实际上是对前所言石鼓辞密难晓的关应和生发。这一小节铺写酣畅，一气呵成。所谓物以人传，人亦以物传，著述宣王的“勋劳”，益见石鼓的崇高。之此小节中，诗人之笔已从石鼓的表象，进入了石鼓的内涵。

　　第四小节为“自从周衰更七国”至“无乃天工令鬼守”的十八句，写石鼓“义不污秦垢”。上文“欲寻”、“岂有”二句运用缓笔，似漫无收束，此处首二句即紧接着突兀而至，犹如天空中适才还是白云冉冉，陡然阴霾一布，霆雨将至，具有撼动人心的效果。“竟使秦人有九有”，诗人毫不掩饰对暴秦的憎恶。用一“竟”字，比用遂、乃、因、却等字更见感情色彩。“扫除”二句，为秦朝焚诗书、废礼乐的暴政先定一铁案。之这样严峻的形势背景之下，读者不禁要为石鼓的命运担忧。然而，诗人并未接写石鼓所遭受的浩劫，却串入了一段秦时石刻的情况。秦始皇、李斯等人，好刻石谀功，史载其先后于邹峄山、泰山、芝罘、琅玡、石门、会稽等处立石，这些石刻几乎便是秦人留与后世的全部文化遗产。其内容则无一不是“颂秦德”（《史记·秦始皇本纪》语），如芝罘刻石词：“皇帝东游，巡登芝罘······烹灭强暴，振救黔首。”

　　苏轼不无讽刺地援引了这些话，然与前定案数语对读，可见是欺人之谈。诗人于此串叙中多用讥刺，如以“上蔡公子牵黄狗”称代李斯，预示其日后覆灭的下场；以“后者无继前无偶”状写秦人刻石的骄矜，然而，“后者无继”，又同时带有不齿于后人的寓意。串写这一段，起着两个作用：一是以秦人“刻石颂功”的伪与劣，反衬出石鼓“功大不矜”的真与高；二是谓秦石既如此作伪，石鼓自然羞与同伍，必定不见容于当世，由此领起下文“此鼓亦当遭击掊”，可见它历劫犹存的不易。昔韦应物《石鼓歌》也写到“秦家祖龙还刻石，碣石之罘李斯迹。世人好古犹共传，持来比之犹悬隔”。但苏轼于此，挖掘得更深刻，发明得更透彻。石鼓究竟如何度此大劫，世无明载。诗人遂联想到另一“神物”———相传铸于夏禹时代的九鼎。《史记·秦始皇本纪》：“还过彭城，斋戒祷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没水求之，弗得。”石鼓不显于秦，当亦是鬼神暗中呵护吧！这里以“传闻”证未传未闻，虽以不解解之，但揆度合于情理，又仍关应全篇所叙述的石鼓的古、妙、真、高，可谓神来之笔。

　　最后四句为第五小节，以感叹石鼓的长存作尾。前面极力铺排石鼓经周之盛，历秦之衰，此处仅用“物自闲”三字轻轻带住。前面大量篇幅驰神走笔于石鼓之中，此处却又忽出作者，与起首四句呼应，而余意固无止尽。

　　苏轼擅长比喻，描写一件事物，有时接连用比喻，使人应接不暇。此诗即是一例。而此诗还有一大特点，即几乎全篇运用对仗，于整饬中求变化。不少地方开合雄阔，使人浑然不觉。不可否认，有些对句互文见义，少数甚而有合掌之嫌，但细细品味，作者于上下句总求各具重点，尽量扩大其内容的涵量。诗人这样做不是偶然的。之此以前，韩愈、韦应物俱有《石鼓歌》，韩诗尤为著名。韩诗以己身与石鼓的关系为经纬，酣恣行笔，而苏诗则以客观为主，欲免雷同。正因如此，后人往往以此二诗相比，并称名作。苏轼作此诗时，意中处处有韩、韦诗之，于是争奇逞胜，有些地方未免雕琢太过。然而，之前人留下的不多余地中，复以格律自囿，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尤见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