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表达了臣子受到皇上召见的心态。首句写景，写黄昏入宫途中所见；次句叙事，写诗人被召见选德殿的情景；第三句写诗人被皇帝召见后激动的心情。末句写深夜退回玉堂后所见，并暗用紫薇省典故。诗写得含蓄而有味。
诗以“敕使传宣坐赐茶”一句与诗题照应，将事情始末一笔带过，这句是说，皇帝派出使者传令入宫，朝见时皇帝赐茶款待，“归到玉堂清不寐”句则是抒写被召见后的思想活动。“归到玉堂”是直叙其事，“清不寐”是抒写情怀，“不寐”见其心潮起伏，“清”字是点睛之笔，反映出诗人此刻感清激动而不狂热，他在冷静地深深思索着朝政的得失；包含有国事重托的责任感在内，形象地展示了政治家的气度胸襟。
首尾两句是绘景。首句写黄昏入宫途中所见，末句写深夜退回玉堂后所见。乍看只是随所见而书，似与“入直召对”没有直接关系。其实不然，是‘画中有意”（《白石诗话》），其中有诗人的匠心在。夏季的槐树本散发着细细的幽香，而黄昏已至，又是绿槐夹道，就给作者以清幽、沉寂之感，而枝头上日幕返巢的乌鸦又为之涂上一层静穆的色彩，使画面色调偏于冷暗，景物中显示出的正是诗人被召见前肃穆的心情。
末句之景与此不同，画面上，开放的紫薇代替了绿槐，如钩新月代替了昏鸦，气氛虽同样清幽，但色调偏于明丽。从“初上”二字可知诗人是看着下弦的新月冉冉升上花梢的，正与上句之怀寐刀相照应。景物中所显示的是被召见后深沉而又充满希望和贵任感的心情。值得注意的是这句暗中用唐时紫薇省的典故，白居易为紫薇侍郎时，有《紫薇花》诗：“独坐黄昏谁是伴，紫薇花对紫薇郎。”周必大时为宰相，故用紫薇花写景，妙语双关。
“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李商隐的这首《贾生》可和周必大的这首《入直召对选德殿赐茶而退》放在一起比较阅读。
首先，从召对的内容上看，汉文帝问的是鬼神，宋孝宗问的是国策，二者悬殊巨大，所以写法也大不相同。李商隐辞锋犀利，采用寓慨于讽的手法，极抑扬吞吐之妙，故跌宕有致。周必大则用双关修辞手法，寓政治历史内容于写景抒怀之中，故耐人寻味。其次，从感情的抒发上看，李商隐采用夹叙夹议的手法，在正反、轻重，抑扬、隐显的正确处理中，层层剥笋，把主题揭示出来。而周必大则用前后两幅不同的画面的描绘，寄托“入直召对”前后不同的激动之情。第三，从立意上看，李商隐矛头所指的是“不问苍生”的最高统治者，并寄寓自己怀才不遇的无穷感慨。而周必大则只有感激涕零。所以这首诗不能像《贾生》那样广为流传。
这是一首娱情遣意、抒撼怀抱的篇章。诗开头四句写乘闲暇之隙，得游赏大自然之趣，而其求只在“阶墀幸自足”，无远游之望。接下去诗人用十二句描叙了他在宅前庄后所赏识的大自然初秋景色。最后四句诗人以大自然的美，写到邀友人之乐趣。最后一句反语表述了诗人要及时享受大自然的美与友人间的乐。全诗起人高论，具征达旨，语言秀逸。
诗的开头四句，将诗人特殊心恋吐露出来。自然造化，气象万千，千层叠峰，万重风烟，目遇之而成色，耳得之而为音，好景如画，美不胜收。但诗人所求，止在一丘一壑。而漫步石阶，逍遥庭院，自可耳聆山水墀音，目接江河秀色，不必再劳心费神、天涯漫游，这四句诗人借此表明了知足常乐、天下不易其志的胸怀。所以一花一鸟，一草一木，都足以逗引浓厚的兴趣，寄托遥深的情怀。
接下来六联铺写庄前宅后的旖旎风光。诗人心净如水，气墀似秋，临小池而神墀志爽，燥热之心全消；开兰幌而心旷神怡，烦恼之怀顿释。“临池”“开幌”动作感很强，表明诗人从室内转向室外，从内心自我走向外界自然，因而着一“望”字统领下文。随着诗人推开窗幌，眺望高秋，一幅幅优美的山水图画便絡绎迭现，一一映入诗人的眼帘。“因禽”八句写景，时空上跳跃性较大。兰根劲抽，紫箨爆笋，是舂景；艾叶满浦，荷花绕楼，则是夏景；而凭轩搴木，垂堂对水，则又是写眼前之秋景。这八句诗当是诗人“开幌望高秋"时，触目兴想，列述的四时之佳致。时节上，春、夏、秋三景络绎叠现，佳境纷陈；画面上，紫、绿、白、青、蓝、红等各种色彩，浓淡相间，错落有致。写“时变”是其脉络，而壮秋兴抒秋怀才是其中心。至此，诗人自己也被深深地吸引了，不由得流连忘返，澹然忘归。“送日隐层阁，引月入轻帱”，眼看着一轮斜阳，徐徐隐没在层台重阁之中，而一弯明月，已冉冉升起，把银白色的墀辉，洒满了深闹轻帐。这里，两个动词“送”“引”用得出神。“送"“引”本身都表示时态推移，一“送”一“引”，移时入神，诗人的专注之心和流连之情，便不知不觉地流露出来。而且，在“送”斜阳与“引”新月之间，还暗寓了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流程，留下了很长一段时间空白，任凭读者运用想象去填补，去体会，从而使诗呈现出含蓄蕴藉的风致来。最后四句，诗从环境之美，写到朋友之乐，写到心性之愉。一位瞩目于佳景、忘怀于秋情的诗人形象粲然出现了。诗人想到在这幽雅的环境里，煮上粗茶淡饭，聊备芳香美酒，招待来往的朋友，是惬意的。“来往既云倦”，辜负了这令人心旷神怡的良辰美景，末句反诘，既有独自欣喜、自我陶醉之乐，又有劝勉朋友寄意皋壤之意。明山净水，舒心养性，不可多得，不可再得。言语之间，流露了无限的春念之情。
这首诗景色的描写、构图和笔法上都并没有多少特别之处，有些铺写甚至还嫌噜苏。但因诗人是怀着一丘一整足以自乐的心情来观赏并描写的，所以意味就非同一般。诗人并不在乎环境本身怎么样，只要心性自乐，便“阶算幸自足”了，平凡的景物也能引起美的愉悦和快感。所以，他才要尽情地去欣赏，不厌其烦地去描写，把所能见到的一花一草，一山一水，都详细描写出来，并尽量写得更优美些，更令人惬意些，以此反映出诗人高洁的志趣。不必过分苛求诗人的噜苏，也不会责怪写景没能出新了；相反，诗人笔下寻常的山水丘壑、花鸟日月之中写出诗人澹然自适的心迹，并由此咀嚼到那馥郁着人生哲理的滋味。就像品尝一杯芳香美酒，味之愈久，醇香愈浓，所获愈多。
这篇赋通过想象描写了屈原的经历，刻画了屈原孤愤无奈、悲伤绝望的心情，不仅表达了作者对于屈原这位伟大诗人的景仰之情，同时也表达了他对国家命运的忧思，更是表达了他不屈服现实、勇于抗争的决心与勇气。全文熔叙事议论抒情为一炉，语言明畅，感情真挚，充盈着一股奋发向上的豪气，被认为是发屈原之心的作品，其词气与屈原暗合。
此赋开篇交代了出峡适楚的行程以及造访屈原故居的感受。屈原的故居在屈原死后被改建为屈原庙，但时过境迁，此时屈原庙已荒废不堪。苏轼目睹此景，百感交集，心潮澎湃。
接着文章刻画了屈原孤愤、无奈、彷徨以及绝望的心态。屈原虽被放逐，然系心于国事，徘徊江上不忍离去。赋吟《怀沙》诗章自伤怀抱。这些都是屈原内心的挣扎，他作为楚国的大夫，却没有尽到责任。尽管这些都不是他主观上的原因所造成的，但是他没有尽到责任这是一个事实，屈原感到的是懊悔，是自责，是无奈，是悲痛。最终这些情绪彻底压垮了他。对于他而言，唯有一死才是解脱。这并不意味着他在逃避责任，而是在这个时候，他已经没有承担责任的可能了，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对于国家以及人民的忏悔。
苏轼正是看到了屈原内心最为真实的情感，因此他在赋中为屈原代言：为了忠君报国，为了国家人民，不逃避不苟活，活着要力争强谏，即使死了也希望自己的死能感动君主使其从而改变作风。对于屈原而言，是可以选择逃避和苟活的，是可以把所有的责任完全推卸给那个不负责任，甚至是没有责任的国君身上的，甚至像屈原这样名满天下的人，在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安身立命，甚至享受荣华富贵，但是屈原并没有这样做，因为他是一个至情至性之人，他对于楚国的爱是深入骨髓的爱，是超越生死的爱，是发自灵魂的爱，正是这种爱超越了千古，为一代又一代人所敬仰。屈原不是为了一个不争气的国君自杀的，他是为了楚国而死的，他是一个殉国者，一个殉道者，这是屈原作为一个伟大知识分子与历代腐儒的不同之处。
接着作者写了屈原宁愿为国而死也不随从流俗的决心。对于很多人而言，屈原的确是一个不合时宜的人。他完全没有必要为了这样一个国家去死，但是他就是去了，原因何在，因为这个国家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形式，而是一种文化，一种精神。正如齐奥朗所言：“一个国家的偶像灭亡了，那么这个国家就灭亡了。”偶像就是文化，就是精神。屈原悲伤的不是国破家亡，而是神器被毁，楚国就此不复存在了，这是令他感到绝望的根本之处。作为一个人，一个有良知的人，他是不能够就此苟活于世的，是不能够没有灵魂、行尸走肉一般地活下去的。屈原是一个贵族，他有着无与伦比高贵的精神，这种精神是不能够受到一丝一毫玷污的，同时越是高贵的灵魂越是脆弱，越是不堪一击。
文章最后表明“君子之道”不必苛责求全，对屈原的精神表示肯定和赞赏。苏轼通过一种跨越时空的、一种精神上的对话，完成了对于屈原精神的一次深刻的分析与理解，最后他终于明白，作为一个君子，所要思考的，所要接受的，不是利害，不是现实，不是生死，而是一种道，这种道类似于儒家所谓的“仁者”之道，类似于孟子所谓的“舍生取义”。有些人总是要为了某些东西做出牺牲，这种牺牲并不是为了能够得到更多的东西、更好的东西，而是为了捍卫信仰，捍卫真理。屈原的死，是出于对自身的绝望，他只有通过这种方式进行抗争，但是这种绝望不是彻底的绝望，死不是目的，而是一种手段，为了唤醒更多麻木的灵魂。这就是屈原的希望。
《屈原庙赋》是采取“骚体赋”的形式写成的，同《离骚》一样，大量运用句尾助词“兮”字，使文章唱叹有致，哀婉缠绵而又悲壮遒劲，读来使人有荡气回肠之感。全赋熔叙事议论抒情为一炉，叙写了江峡的崔嵬山峰、峭壁惊湍、江畔荒凉寂寞的屈原故居和屈原徘徊江上、怨慕楚王、思念故园的矛盾心情，抒发了作者追慕屈原高洁的人品，渴望匡时济世的情感。这是作者与屈原灵魂的对话之作，不论在思想内涵或是艺术表现方面，都堪称赋学史上独树一帜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