衰翁七十迎头了，先自来、声利都薄。归计犹未托。又一叶、西风吹落。
衰翁七十迎头了，先自来、声利都薄。归计犹未托。又一叶、西风吹落。
作者在贬谪黄州过春风岭时，见梅花开于草棘间，感而赋诗。十四年后，流落惠州，又见松花亭下荆棘里盛开梅花，对梅花的冷艳幽独心领神会，无限感慨。诗首四句忆旧见新。忆旧乃缘见新而起。以下“长条”四句写惠州荔支浦、扰榔园的梅花，为松风亭下的梅花作铺垫。以下“松风”四句写松风亭的两株玉蕊梅花。末四句由作者创造的幻境中回到现实。此诗意象优美，语言清新，感情浓至，想象飞越。
“春风岭上”四句，从“昔年梅花”说起，引到后来的流放生活。苏轼自注说：“余昔赴黄州，春风岭上见梅花，作两绝。明年正月，往岐亭道上赋诗云：‘去年今日关山路，细雨梅花正断魂。’”他所称两绝句，指元丰三年（1080）正月赴黄州贬所，路过麻城县春风岭时所作《梅花二首》。诗中说：“春来幽谷水潺潺，的皪梅花草棘间。”又说：“幸有清溪三百曲，不辞相送到黄州。”说落梅随水远道相送。第二年正月往岐亭，想起春风岭上的梅花，又写了七律一首，有“去年”、“细雨”之句。这些在黄州谪迁生活中的往事，此时因面对松风亭下盛开的梅花而涌上心来。
“岂知”句极沉痛，诗人已经是六十岁的老人，却再次流落，再次见到这个贬谪生活中的旧侣——梅花，而且是在“蛮风蜑雨”的边荒之地，比起黄州，每况愈下，令他生愁。“蛮风蜑雨”四字，形象地概括了岭南风土之异。
以下转入流落中再次相见的梅花。“长条”四句，在写松风亭下梅花之前，先以荔支浦、桄榔园中所见作为陪衬。那些半落的长条，独秀的卧树，虽非盛开，但已深深地触拨着诗人的心灵，他为它们的“幽光”、“冷艳”而心醉。“留夜色”极写花的光彩照人，“排冬温”极写花的冰雪姿质。“冬温”是岭南季节的特点，着“直恐”二字，表现了诗人对花的关注，这几句是说：在这温暖的南国，你该不会过于冰冷，不合时宜吧！诗人选择了“荔支浦”、“桄榔园”，给全诗的描写笼上一层浓郁的地方色彩。
“松风亭下”四句是题目的正面文字。那些荔支浦上半落的长条，桄榔园中独秀的卧树，已经唤起诗人的深情，松风亭下“玉雪为骨冰为魂”的盛开的两株梅花，又引起诗人的兴致。清晨，他来到松风亭下，发现荆棘丛中盛开的梅花在初升的太阳光下明洁如玉，他完全陶醉了，诗中描写了一个梦幻般的优美境界：他眼前已经看不见梅花，他仿佛觉得那是在月明之夜，一个缟衣素裳的海南仙子，乘着娇云，冉冉地降落到诗人书窗外的阶前，轻移莲步，来叩诗人寂寞深闭的房门。这里的实际内容只不过是说盛开的花枝在召唤诗人，使他不能不破门而出，但他却用“缟衣叩门”这一优美联想进一步加以比拟，在染上了浓郁的主观色彩的艺术氛围中，不言情而情韵无限，充满了独特的艺术魅力。
从诗歌咏物的角度看，诗人在这里没有致力于梅花形貌的具体描绘，而是采取遗貌取神、虚处着笔的手法，抓住审美对象的独特风貌和个性，着力于侧面的烘托和渲染，达到一种优美动人的艺术境界。这首诗可以与黄庭坚咏水仙花的名作来作一比较。黄庭坚诗的头四句是：“凌波仙子生尘袜，水上盈盈步微月。是谁招此断肠魂？种作寒花寄愁绝。”诗人由“水仙”二字引起联想，用凌波微步的洛神来比拟花的风韵。这种比拟，不是外貌上的相似，而是着眼于两者之间在神采、性格上的相通，诗人描写的焦点是客观对象的神理。山谷的“凌波仙子”和苏轼的“海南仙云”在艺术构思上是完全一致的，但苏轼这里表现了更丰富的内容，更深邃的层次。
汪师韩《苏诗选评笺释》说：“秀色孤姿，涉笔如融风彩霭。集中梅花诗，有以清空入妙者，如《和秦太虚梅花》诗‘竹外一枝斜更好’是也；有以使事传神者，此诗‘海南仙云娇堕砌，月下缟衣来叩门’是也。”汪师韩所谓“使事”，是由于旧注解释苏轼这两句诗，认为他使用了《龙城录》中赵师雄的故事。据题为柳宗元著的《龙城录》中说：一个叫赵师雄的人游罗浮山，天寒日暮，他在似醒似醉间遇见一个淡妆素服、芳香袭人的美女，相与笑乐。醉寝懵然，但觉风寒相袭，东方已白。赵师雄起视，原来是在大梅花树下。这时“月落参横”，为之惆怅不已。经前人考订，《龙城录》的作者不是柳宗元而是王铚（张邦基《墨庄漫录》卷二，《朱子语类》卷一三八），有的又说是刘无言（《洪斋随笔》卷十），反正苏轼不可能使用这本书中的故事。于是又有人认为，不是苏轼用《龙城录》，而是《龙城录》的作者袭取苏轼此诗推衍为小说故事。其实以苏轼丰富的想象力，不依靠前人书本，也能写出这两句好诗来。
结尾“酒醒梦觉”四句，又从梦幻世界回到现实中来。他“绕树无言”，其思绪是深沉的。从诗的内在感情脉络看，这和前面“岂知流落复相见”句所隐含着的情思一脉相连。他如有所悟，但终于无言。这正是“此时无声胜有声”。说“勿叹息”，说“幸有”，是强作排遣口吻。在这朝日已升、残月未尽的南国清晓，诗人独把清樽，对此名花，尽情领取这短暂的欢愉。
本首诗意象优美，语言清新，感情浓至，想象飞越。每四句自成一个片段，一个层次，由春风岭上的昔年梅花，到荔支浦的半落长条、桄榔园的独秀卧树，逐步引出松风亭下玉雪般的两株梅花，而以“岂知流落复相见”句为全篇眼目。声情跌宕，妙造自然，是苏轼晚年得意之作。他采用同一韵脚，一口气写了《再用前韵》、《花落复次前韵》共三首七言歌行，前人称之为“韵险而语工，非大手笔不能到”（《遯斋闲览》）。
写文艺作品的人，大抵都懂得一种环境衬托的手法：同样是一庭花月；在欢乐的时候，它们似乎要为人起舞；而当悲愁之际，它们又好像替人垂泪了。韦庄这首《古离别》，跳出了这种常见的比拟，用优美动人的景色来反衬离愁别绪，却获得和谐统一的效果。
晴烟漠漠，杨柳毵毵，日丽风和，一派美景。作者没有把和挚友离别时的春天故意写成一片黯淡，而是如实地写出它的浓丽，并且着意点染杨柳的风姿，从而暗暗透出了在这个时候分别的难堪之情。第二句转入“不那离情酒半酣”，一下子构成一种强烈的反跌，使满眼春光都好像黯然失色，有春色越浓所牵起的离情别绪就越强烈的感觉。“酒半酣”三字也写得好，不但带出离筵别宴的情景，让人看出在柳荫之下置酒送行的场面，并且巧妙地写出人物此时的内心感情。因为假如酒还没有喝，离别者的理智还可以把感情勉强抑制，如果喝得太多，感情又会完全控制不住；只有酒到半酣的时候，别情的无可奈何才能给人以深切的体味。“酒半酣”之于“不那”，起着深化人物感情的作用。
三、四两句再进一层。此地明媚春光，已使人如此不奈离情，那么此去江南，江南春色更浓，更要使远行人断肠了。所以临别时，送行者用马鞭向南方指点着，饶有深意地说出“断肠春色在江南”的话。
常建《送宇文六》诗说：“花映垂杨汉水清，微风林里一枝轻。即今江北还如此，愁杀江南离别情。”李嘉祐《夜宴南陵留别》诗也说：“雪满庭前月色闲，主人留客未能还。预愁明日相思处，匹马千山与万山。”结尾都是深一层的写法。前代文艺评论家称之为“厚”，也就是有深度。“厚”，就能够更加饱满地完成诗的主题。
这首诗色调鲜明，音节谐美，浅而不露，淡而有韵，予人以一种清新的美感。淡淡的晴烟，青青的杨柳，衬托着道旁的离筵别酒，仿佛一幅诗意盎然的设色山水。诗中人临别时扬鞭指点的动作，又使这幅画图显得栩栩如生。读着它，人们很容易联想起宋元画家所画的小品，风格和情致都相当接近。
这首词是作者晚年的作品，艺术的锤炼上比早年更为成熟。历来的评论家，极推崇王安石晚年写景抒情的小诗，而往往忽略这类风格的词。其实，这首词比其同类的诗还要出色。此词的主要特色，是善于融诗入词。
起首二句写得极为娟秀，为人所称誉，乃融化他人诗句而来。吴聿《观林诗话》记王安石“尝于江上人家壁间见一绝，深味其首句‘一江春水碧揉蓝’，为踌躇久之而去，已而作小词，有‘平岸小桥千嶂抱，柔蓝一水萦花草’之句。盖追用其词。”此见词人善于融炼诗句，浑然天成。他用“一水”来概括“一江春水”，添“萦花草”三字烘托春光烂漫，丰富了原句的内容，提取原诗精华，调合得巧妙自然。“柔蓝一水”，形容水色清碧，“柔”下得轻盈贴切，形象生动，使词的画面呈现出一种美丽、清新、宁静的色彩美。“茅屋数间窗窈窕”三句，以“窈窕”形容窗的幽深，反映出茅屋“千嶂抱”着的竹林里的深窈秀美。他同期写的《竹里》诗可与此参读：“竹里编茅倚石根，竹茎疏处见前村。闲眠尽日无人到，自有春风为扫门。”此即词中“茅屋数间”的一般情景。“茅屋”三句，包涵了《竹里》诗的全部情景，但情韵连续，融成一片，更见精严。“午枕觉来闻语鸟”一句，见出词人那种与花鸟共忧喜、与山水通性情的悠闲的情致与恬淡的心境。“欹眠”句，从睡醒闻鸟声，联想到当年从政早朝时“骑马听朝鸡”，恍如隔世。这并非久静思动，却是绚烂归于平淡后常有的心理反应。
其比较的结果，马上的鸡声还是比此时枕上的鸟声动听。此意由下文再补足。“忽忆故人今总老”，反衬自己之已老。而此时贪爱闲话的午梦，已丢却卢生邯郸道上所作的“建功树名，出将入相”的黄粱幻梦（见唐沈既济《枕中记》）。全词以景起，以情结，而情与景之间，由茅屋午梦加以沟通，使上下片写景与抒情之间不觉截然有分界。
王安石晚年这首山水词所表现的是一种恬静的美，词中反映出他退出政治舞台后的生活情趣和心情：对世途感到厌倦，而对大自然则无限向往，动辄借自然景物以抒发自己的幽怀。
《封建论》的中心论题是： “封建制”的存废以及与郡县制相互比较孰优孰劣，得出一个重要结论： “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后可以理安。”。文章雄辩地论证了郡县制的巨大优越性。肯定了郡县制代替分封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任何人也无力改变这一历史发展的趋势，痛斥了各种鼓吹分封制的谬论。这篇文章从理论上有力地抨击了维护分封制的谬论，打击了藩镇们的气焰，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鲜明的战斗性。全文观点明确，重点突出，结构严谨，条理清晰；既有正面论述，也讲反面教训，具有不容置辩的逻辑力量；且多用排偶句子，骈散相间，语言凝练，语气清峻。
要谈“封建制”的存废，自然要从“封建制”的产生与发展讲起。由“天地果无初乎”至“故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说的就是这个内容。尽管作者当时还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到分封制国家的形成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结果；否定与“生人之意”相对立的“圣人之意”在历史进程中的决定作用，却具备令人肃然起敬的理论意义和批判精神。作者觉得“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甚至“尧、舜、禹、汤、文、武”他们就“盖非不欲去之也，势不可也”。这里所说的“势”，并不是指客观规律或客观形势，而是指由众人的愿望而造成的趋势。这一部分论述，是全文的总观点。由它统率全文，别开生面，气势磅礴。
从“夫尧、舜、禹、汤之事远矣”至“善制兵，谨择守，则理平矣”，是比较分封制与郡县制孰优孰劣一，作者以史实为论据，具有不可辩驳的力量，并且前述为事，后文即可引以为据，逻辑严密，整体感强。
“或者又日”与“或者又以为”两段，是驳论。头一段驳所谓“封建而延”的观点，论据是魏晋两代都“封爵犹建”，结果是“不闻延祚”；唐代“矫而变之，重二百祀”。史实如此，胜于雄辩。所以，作者以“尤非所谓知理者也”，加以指责二第二段驳“殷、周圣王” “不革其制”便“固不当复议”的谬论当然，秦的“其为制，公之大者也”，也只是实施了地主阶级占有制，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公天下”，而这又是当时作者所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到的。
“夫天下之道”一段，是全文的结束。作者在这一段讲了两种有内在关系的事物，又讲了这两种事物之间的关系。即依照天下的常理，国家治理得好，才能够得人心；而使贤明的人居上位，不贤的人居下位，才能把国家治理得好。这是一种因果关系，作者先谈结果“理安”，后谈原因“使贤者居上”，突出用人唯贤对治理国家的重要性。然后又讲，实施分封制的时候，世袭的封地占满全国；就算圣贤生在那个时候，也无法有所作为：这又是一种因果关系，前有因“世大夫世食禄邑，以尽其封略”，后有果“圣贤生于其时，亦无以立于天下”。两种事物从两个侧面说明一个问题，分封制绝对不可取。之后，作者顺势收拢全文：难道是圣人愿意建立分封制而导致这样的结局吗？我可以肯定地说： “这不是圣人的本意，而是由形势决定的。”
综合上述， “用人唯贤”无疑是《封建论》的灵魂所在。用人唯贤是改革体制的关键，又是改革体制后所带来的必然成果之一。“事在人为”，看来“人”是最为重要的。作者所参加的“永贞革新”，就是因为王叔文、王侄等得到顺宗李诵的支持得以实行；而包括作者在内的王叔文集团的塌台，也是由于宪宗李纯即位后选用宦官俱文珍、薛盈珍以及文武旧官僚所带来的结果。《封建论》写于“永贞革新”失败之后，柳宗元被贬官永州期间，他对政治革新，尤其是用人唯贤问题的体会和认识尤为深刻。
艺术特点
一、切中时弊。《封建论》没有泛泛谈论分封制的起源与发展过程，而是侧重谈分封制的劣以及郡县制的优。借古喻今，暗示唐中期以后潜伏的政治危机，明指用人唯贤对改良体制、巩固政权以及安定社会的深远意义。
二、观点鲜明，有批判精神。《封建论》破天荒提出：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他承认客观情势，而不承认天命；他觉得由分封制到郡县制是进步，而汉唐还要实行分封制是倒退；他肯定尧、舜这些圣人都有“私”，历史的发展不以圣人的意志为转移，圣人有“所不得已”。一扫腐儒正统的天命观、历史观、圣贤观，不讳饰，也不含糊其词，而是明快决断。
三、论辩雄健有力，气势磅礴。《封建论》开笔： “天地果无初乎？” “生人果有初乎？”虽是设问，但在“有”与“无”之间表明，全文将论述的是天、地、生民这样的大事。从周至唐，上下两千年，兴亡得失，头绪万千。作者就用正确的观点统率史料，去粗取精，除伪存真，三言两语就可把问题讲到实质方面： “失之于制，不在于政，周事然也”， “失之在于政，不在于制，秦事然也。”当谈论到郡县制的好处时，秦“有叛人而无叛吏”，汉“有叛国而无叛郡”，唐“有叛将而无叛州”。观点、史实、论据及论证，融会贯通，言简意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