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饮酒诗,也是一首哲理诗。诗题为“连雨独饮”,点出了诗人饮酒的环境,连日阴雨的天气,诗人独自闲居饮酒,不无孤寂之感、沉思之想。开篇便提出了一个严肃的论题:“运生会归尽,终古谓之然。”人生于运行不息的天地之间,终究会有一死,自古以来都是如此。这句话虽然劈空而至,却是诗人40岁以来经常缠扰心头、流露笔端的话题。自汉末古诗十九首以来,文人诗歌中不断重复着“生年不满百”的哀叹。陶渊明则将人的自然运数,融入天地万物的运化之中,置于自古如此的广阔视野里,从而以理智、达观的笔调来谈论人生必有死的自然现象了。
在“运生会归尽”的前提下,诗人进一步思索了应该采取的人生态度。道教宣扬服食成仙说,企图人为地延长人生的年限。这在魏晋以来,曾经引起一些名士“吃药”养生的兴趣。但是动荡的社会、黑暗的政治,也使一些身处险境、朝不保夕的文人看透了神仙之说的虚妄。曹植就感叹过:“虚无求列仙,松子久吾欺。变故在斯须,百年谁能持?”(《赠白马王彪》)陶渊明在《归去来兮辞》中也有过“帝乡不可期”的省悟文辞。所以接下两句诗就是针对着道教神仙之说提出了反诘:“世间有松乔,于今定何间?”
开篇四句诗不过是谈人生必有一死,神仙不可相信,由此转向了饮酒:“故老赠余酒,乃言饮得仙;试酌百情远,重觞忽忘天。”古诗十九首中有这样的诗句:“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这是一种不求长生,但求及时行乐的人生态度。陶渊明也从否定神仙存在转向饮酒,却自有新意。“乃言饮得仙”中的“乃”字,顺承前面“松乔”两句,又形成语意的转折。那位见多识广的老者,竟然说饮酒能够成仙。于是诗人先“试酌”一杯,果然觉得各种各样牵累人生的情欲,纷纷远离自己而去了;再乘兴连饮几杯,忽然觉得天地万物都不存在了。这就是“故老”所谓“饮得仙”的美妙境界吧!
然而,“天岂去此哉?任真无所先。”一个“天”字锁接前句,又以问句作转折。继而以“任真无所先”作答。任真,可以说是一种心境,就是诗人借助饮酒的刺激体验到的“百情远”的境界。这句诗的潜在意思是,人与万物都是受气于天地而生的,只是人有“百情”。如果人能忘情忘我,也就达到了与物为一、与自然运化为一体的境界,而不会感到与天地远隔,或幻想着超越自然运化的规律去求神仙了。这就是任真,也就是任天。当然这种心境只是短暂的,“忽忘天”的“忽”字,便点出了这是一时间的感受。任真,也是一种人生态度,指顺应人自身运化的规律。陶渊明并不主张终日饮酒以忘忧,他认为“日醉或能忘,将非促龄具?”(《形影神·神释》)他只希望“居常待其尽,曲肱岂伤冲”(《五月旦作和戴主簿》),过一种简朴自然的生活。
“云鹤有奇翼,八表须臾还。”这两句仍用仙人王子乔的典故。据《列仙传》,王子乔就是“乘白鹤”升天而去的。云鹤有神奇的羽翼,可以高飞远去,又能很快飞回来。但是陶渊明并不相信有神仙,也不作乘鹤远游的诗意幻想,而自有独异的地方:“自我抱兹独,僶俛四十年。”我独自抱定了任真的信念,勉力而为,已经四十年了。这表达了诗人独任自然的人生态度,也表现了诗人孤高耿介的个性人格。
结尾两句总挽全篇:“形骸久已化,心在复何言?”所谓“化”,指自然物质的变化,出自于《庄子·至乐篇》所言:“吾与子观化而化及我。”全诗正是从观察“运生会归尽”而推演到了观察自我形骸的变化。“心在”,指诗人四十多年来始终抱守的任真之心。这两句诗与《戊申岁六月中遇火》所言“形迹凭化迁,灵府长独闲”,意思相同。任凭形体依照自然规律而逐渐变化,直至化尽,我已经抱定了任真的信念,还有什么忧虑可言呢?这两句诗也可以看作《形影神·神释》中结语的缩写:“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依此而看,陶渊明的自然迁化说,并不同于《庄子》以生为累,以死为解脱的虚无厌世说。
总观全诗,以“运生会归尽”开端,感慨极深,继而谈饮酒的体验,又将“百情”抛远,结尾点出“形骸久已化”,似乎有所触发,却以“心在复何言”一语收住了。全诗对触发诗人感慨生死的具体情由,始终含而不露,却发人深省、余味无穷。全诗重在议论哲理、自我解脱,几次使用问句,造成语意转折,语气变化,又能前后映衬,扣紧开端的论题。这都显示了陶渊明哲理诗的特色。诗人谈论生死以及乘化归尽的人生态度,实在是蕴积了深沉的人生感慨,也表现了诗人在厌倦了伪巧黑暗的社会现实后,在简朴清贫的田园生活中,始终独守任真之心,不拘世俗之累的孤傲人格。
这是祭祀周族祖先后稷以配天的乐歌。周颂中祭祀先王之作,大都篇幅简短。如《周颂·维清》祭祀文王,只有短短五句;此篇祭祀后稷,也不过八句。究其原因,便是周朝历代先王的丰功伟绩,已家喻户晓,深入人心,无须赘述。就此篇而论,后稷的传奇性经历和“诞降嘉种”、“是获是亩”赐民百谷的无量功德,在同属《诗经》的《大雅·生民》中便有详尽的叙述与颂扬。《大雅·生民》即使未能创作于《周颂·思文》之前,而它的富有神话色彩的内容则必然早就广泛流传于民间。
当时的祭祀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政治活动,祭祀的程序随着乐歌(这里是《周颂·思文》)曲调缓缓进行(据王国维《说周颂》),简短的歌辞一再回环重复,气氛非常庄严,人们会感觉置身于神奇力量的控制之中,参与盛典的自豪荣幸和肩负上天使命的虔诚在此间密切融合。
正因为如此,后稷开创农事、养育万民的功德也是在上天授意下完成的:“帝命率育。”从创作结构上看,“天”“帝”之间是一种紧扣和呼应;就创作意旨而言,又是天人沟通印象的有意识加深。在“人定胜天”观念形成之后,天人沟通、天人感应的思想仍然绵延不绝,并且时时占据着正统地位,何况在其形成之前。在《周颂·思文》产生的当时,天人沟通应该具有甚至不需要任何艺术手段就具有的强烈的感染力量。这样说自然不是说《周颂·思文》毫无艺术性,其实这种祭祖诗本身是一首乐歌,具有娱乐的艺术审美功用。
西周当时已经是君临天下的政权,“无此疆尔界,陈常于时夏”自然是这种权威的宣告,但又是秉承天命子育万民的一种怀柔。昌盛的、向上的政权不会在立威的同时忘记立德,西周政权也保持着这种明智。
刘季孙曾在饶州(治所在今江西鄱阳县)担任酒务,专门管辖制酒和酒业税收。他是一个很孤独高傲,并淡泊名利的人。作为管税收的官员,在那时应该是个肥缺,但是诗中则明确指出诗人不会与世俗同流合污,这是一种为官清廉的承诺。
燕子呢喃是轻细悦耳的,一个心里没事的人不会被打扰。诗的字面意思翻成现在的话是想要听懂燕子的话而不被理解,而这仅仅是字面意思而已。即便是现在去和别人讨论燕子说的话,那也有人会觉得奇怪。而找不到知心的朋友,不被人理解,百般无聊的诗中人只好一个人携酒游芝山,消遣去了。不是前呼后拥,而是一个人拄上拐杖,仅带着美酒就去了。这就是诗人在表示自己的脾气和性格,或者说他的品格和道德观。
《石林诗话》中曾记载:王安石为江东提举刑狱时,巡查到此处,将要评估刘季孙的工作成绩。来到厅前,见屏风上题着这首诗。读罢大声称赞,一问左右,说是刘季孙所写,于是召他来谈诗论文,酒务方面的情况倒一句没提。等王安石回到旅驿,有不少此地的学子聚在门前,请求派一个主管教育的官,王安石马上就点刘季孙来主持。一时传为佳话。《千家诗》的注解里特别有这样一段话:难怪当年王安石作江东提刑时,巡查酒务到饶州,看到刘季孙厅屏上的这首诗后,就不再问酒务一事了。
刘季孙是北宋大将刘平之后,性格豪迈,文武全才,却出任小小的一介酒务俗吏,实在有点太委屈他。不过,刘季孙的诗却读不出筋骨尽露的浅躁之气,不是那种哭哭啼啼或跳脚大骂的风格,而是襟抱开阔,气度雍然。宋人很推崇这种气度,不喜欢罗隐那样尖锐直切的。正如宋代严羽《沧浪诗话》中所说:“其未流甚者,叫躁怒张,殊乖忠厚之风,殆以骂詈为诗,诗而至此,可谓一厄也”。这也是王安石读懂了诗中的喻意后,对他极为推许的原因。
抛开诗人的这种气度不讲,仅仅从诗歌条理来看,这诗中的人看似悠闲恬淡,其实还很寂寞,“说与旁人浑不解”一句,似乎透出有种郁郁不得志的抱怨,那么“杖藜携酒看芝山”就是对这种心情的解脱,虽然有些自嘲的意思,但也不失为洒脱。这种成熟的人生观,现在的读者读起来还是比较容易接受的。
这是一首以感春怀人为内容的闺怨词。起首“忆郎还上层楼曲”一句通过闺中少妇登楼望远的视线,把她的一颗愁心送到远方游子的身边。登楼望远是古诗词中常用的意象,多从空间落想,怅望行人此去之远。第二句“楼前芳草年年绿”,则从时间落想,因见芳草“年年绿”而怅念行人远行之久。从这句词的出处来说,它取意于淮南小山《招隐士》与王维《山中送别》句意,暗含既怨游子不归又盼游子早归的复杂意味。
三、四两句“绿似去时袍,回头风袖飘”,巧妙地以第二句句末的一个“绿”字为桥梁,从“芳草年年绿”到“绿似去时袍”,由望景过渡到怀人,感今过渡到思昔。抒情女主人公从芳草之绿生发联想,勾起回忆,想起郎君去时所着衣袍的颜色,并进而追忆其人临去依依、回首相望时,衣袖随风飘动的情景。离别之际的这一细节深深印在她的记忆之中,是时时都会重现眼前的一幅令人黯然魂销的画面;此时,因望见芳草绿、想到“去时袍”,当初的这幅画面又分明似在眼前了。此时此事,此情此景,真是“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诗经·小雅·隰桑》)。从这两句词,即可以想见词中人当年别郎时的留恋,也可以想见其此时“忆郎”时的惆怅。牛希济《生查子》词中的“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可与这两句词参读,不同的是:张先词就居者立言;牛词则拟居者口吻以嘱咐行者。两者俱谓见绿草而不忘着绿之人,其运思之同异正未易区别。
换头“郎袍应已旧,颜色非长久”两句,紧承上片的三、四两句。词笔不离衣袍,而又翻出新意。同样是写那件绿色的衣袍,但上两句是回忆去时的袍色,这两句是想象别后的袍色。前者把一片相思时间上拉回到过去,后者则把万缕柔情空间上载送到远方。同时,这两句又与上片第二句中的“年年”两字遥相呼应,也是从时间落想,暗示别离之长久。正因别离已久,才会产生衣袍已旧、怕那去时耀眼的绿色已经暗淡无光的推测。又从袍之旧、色之褪,触发青春难驻、朱颜易改之感。于是,自然引出下面“惜恐镜中春,不如花草新”两句,把词意再推进一步。词中人之所惋惜、恐惧的是一个意义更深广、带有永恒性的人生悲剧,而不仅仅是一次别离的痛苦。离别固然折磨人,但行人终有归来之日,日后相逢之乐还可以补偿此时相思之苦;至于人生短促、岁月无情,而居者与行者都会分离中老去,这却是无可挽回、无可补偿的,正所谓“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王国维《蝶恋花》)。这两句词,则对照眼前“芳草年年绿”之景,怨叹人之不如花草。花落了,明年还会开;草枯了,明年还会绿;而人的青春却一去不复返了。镜中的春容只会年年减色,不会岁岁更新。刘希夷诗“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白头吟》)说的也是这样的意思。
张先特别擅长于攫取具有特色的景物来抒发感情,此词则始终围绕颜色运思,并用以穿针引线,贯穿全篇。词之上片着眼于颜色的绿与绿之相同,使空间隔绝的近处芳草与远方行人相连结,使时间隔绝的此日所见与昔日所见相沟通,从而使楼前景与心中情融会为一,合为词境。下片着眼于颜色的新旧差异,使回忆中的昔时之袍与想像中的此日之袍相对照,使身上衣与境中人相类比,使容颜之老与花草之新形成反比。上片因“忆郎”而“上层楼”,因“上层楼”而见“楼前芳草”,因芳草之“绿”而回忆郎袍之“绿”,再因去时之“袍”而想到风飘之“袖”。首句与次句的两个“楼”字,紧相扣合;次句与第三句的两个“绿”字,上下钩连;第四句的“袖”字固与第三句的“袍”字相应,句中的“回头”两字也暗与第三句的“去时”两字相承,针线绵密,过渡无痕。下片虽另起新意,却与上片藕断丝连。因三、四两句回忆起去时之袍,过片两句就进一步想象此时之袍;过片两句的上、下句间,则是因衣袍之“旧”而致慨于“颜色非长久”。接下来的两句,更因袍色之不长久而想到“镜中春”也不长久,再回溯上片“芳草年年绿”句,而有感于不如花草之年年常新。通篇脉络井然,层次分明。
这是一首反映边地戍卒思归情绪的小令,这类题材在唐诗中多得不可胜计,但在词中却很少见。盛唐时代的诗人们都向往到边塞建功立业,所以岑参等人笔下的边塞风光无比壮丽,充满乐观的情调。但到了中唐时代,情况不同了,李益的边塞诗就有一种凄凉的气氛,不少诗篇描写边地戍卒的思乡怀归和哀怨情绪。戴叔伦此词所写也是这种思想情绪,但写得非常含蓄深沉。
开头“边草”两字重叠,固是词调格律的要求,而在这里使人联想到一望无际的草原,显示出空间的寥阔,同时点明边塞的地理环境,渲染了荒凉的气氛。接着“边草尽来兵老”一句,写时间之悠长。边草一次次从生长到枯萎,戍卒年年盼归,从青年到衰老。值得注意的是以“草尽”烘托“兵老”,还暗寓着统治者把戍卒当作“边草”一样看待的意思,表现出作者对统治者不管戍卒死活的斥责和抗议,寄托着对戍卒遭遇的深切同情。
中间一联对句,非常工整。“山南山北雪晴,千里万里月明。”前句写边塞冰天雪地,一片银白,“山南山北”点明白雪覆盖面之广阔,“晴”字点明飘雪已经停止,同时为下句的“月明”作铺垫。下句写白雪衬托下的月色分外皎洁,“千里万里”写月亮普照之广,同时也暗寓着边塞与家乡相隔之遥远。人隔两地,但所望之月是同一个月,所以明月是最易引起怀人思乡之景,李白著名的诗篇《静夜思》就是描绘见月思乡的情景,唐代写望月怀乡的诗篇不胜枚计。接着又按格律要求叠用“明月,明月”,使读者更体会到:戍卒面对明月,思乡怀人之情更切,似乎戍卒的思想已长着翅膀飞回了家乡。
结句“胡笳一声愁绝”,一声胡笳使戍卒从思乡梦中惊醒过来,原来自己仍旧身在边地,最后用“愁绝”二字表现出戍卒的极端忧愁苦闷,同时也起了点明主题的作用。
全词没有出现思乡怀人的字样,但句句都围绕着这一主题,其特点是全用景物烘托的手法。边地将尽的枯草,积满山岭的冰雪,晴朗夜空的明月,凄凉悲切的胡笳声,所有这些景物描写,都是为了烘托戍卒的心情,有了前面的层层铺垫,最后用“愁绝”二字点明,就显得心情特别沉重而有力。
此词的另一特点是重叠的结构形式。按照词的格律要求,全词有两对叠句,这种重叠通过重复歌咏可加强感情的抒发,同时也起了加深意境的作用。“边草”重叠,形成一种荒凉的意境,描写了戍卒的活动背景,也烘托出戍卒空虚凄凉的心境,这就与单用“边草”二字的作用不同。“明月”重叠,一方面是上句末尾“月明”二字的颠倒,使之与上句转折呼应,这也是转应曲词调的格律要求,形成上下句勾连的格局,可产生回环往复的韵致,另一方面,“明月”二字的重叠,造成了一种明月普照的柔和氛围,烘托出了戍卒思乡怀人的强烈不安的情绪。
全词意境极为深沉含蓄,是中唐文人词中难得的一篇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