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头两句用形象而整饬的对仗句式刻画两种鸟儿的活动，为写春耕营造一种正当其时的氛围。布谷鸟即杜鹃，是人们再熟悉不过的，它在南方春天耕种季节鸣叫，它“播谷播谷”的叫声听上去就像在催人种谷一样，所以叫布谷鸟。一“劝”字，将布谷鸟的叫声人格化，形象生动而富有情味。舂锄即白鹭，它也是江南常见的一种鸟类，全身雪白，两腿细长，喜欢在水田与河边活动。这种鸟在水中起飞，很远就能听到翅膀打水的“扑扑”的声音，当它们成群地在清澈的水边、绿色的山野、湛蓝的碧空飞翔时是很美的，所以杜甫留下了“一行白鹭上青天”千古佳句。该诗中，作者着一“趁”字，同样将舂锄人格化，好像它明白风和日丽的大好春光转瞬即逝似的，因此要抓紧时间一展风姿。可以说，春耕期间山间这两种鸟的活动，既将春天的山乡点染得生机勃勃，又为下文写春耕营造了浓浓的氛围。
第三句写扣题发挥，从仰望的角度写山路之陡峭曲曲。从山下向上望去，只见山路盘旋而上，被层层叠叠的树木和岩石遮断阻隔，有时又露出那么一小段，就这样时断时续，蜿蜒而上，层层盘旋，越盘越高，越高越细。作者以细腻的笔触，巧妙的视角，将江南山路的特点形象地表现出来了，也凸显了山乡生活的大背景。同时，又暗扣了一“行”，暗写了诗人沿山路而上，边登山边欣赏的情形，给人以无穷的想象和回味。如果没有这一句，那么最后通过山田放水声写春耕也就没有依据了。
最后一句是全诗的主旨所在，写的是山乡农民放水播谷的繁忙景象。诗人关注的是山乡的春耕，此时终于凸现出来了。这时，诗人已经来到了山上。低头俯瞰，只见山下斜坡上面层层如梯的水田平整如镜，在阳光的反射下，带子似的一道道绕在山间；从梯田方向正传来汩汩的放水声。由放水声可以想见农民们巳开始播种稻谷，繁忙的春耕就此拉开序幕。至此，首句布谷鸟的劝耕得到了呼应，全诗的主旨得到了凸显，诗人山行之始就带有的欣喜之情更是溢于言表。作者本来就热爱自然，本来就对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农村生活极为欣赏，当自然景物已经和人们生活和谐地融为一体时，诗人怎能不由衷地赞美和歌唱呢？
该诗写山行所见所闻，构思巧妙，剪裁得体，卒章显“志”，语言清新雅丽，没有冗辞赘语。桐城派主张的“雅洁”和反对“冗辞”，从这里可见一斑。
全诗紧紧围绕“山雨”的题意，首联描写山中未雨之景，颔联写遇雨之景，颈联写雨中之景，尾联写雨后之景。全诗用笔细腻，景象逼真，表达了作者对大自然的喜爱之情。
作者写途中遇雨，共分四层叙。雨前天气很好，一点也没有雨意。作者在山林中穿行，虽只戴短笠，还是被茂密的树枝挂缠和阻挠，他一路观山望景，兴致很好，只觉天气凉爽宜人，没有想到下雨。这一层说明，“山雨”之来，确乎是出人意料的。
山雨的到来，溪上云雾四起，渐渐连成一片，行人只觉山光物态的迷人，而没有意识到这就是雨来的信号。要在别处，“山雨欲来风满楼”（许浑《咸阳城东楼》），雨前的征兆十分显著，贵州山区却全然不同，云雾恰起，阵雨就来了。“溪云到处自相聚，山雨忽来人不知”二句写出雨来迅疾，使人回不过神来。好奇之感，通过“忽来”、“不知”等词语，自然流露出来。
正因为出乎意料，作者事先没有准备雨具，只有一领遮头的短笠，衣襟不免要被打湿了。但反正遇上了，便“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苏轼《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看到雨中村边瓜豆蔓藤散乱纷披，作狼狈状，使他的注意力转移到观望雨中景色，浑忘沾湿之苦。“马上衣襟任沾湿，村边瓜豆也离披。”一个“也”字，从物我同情中得到几分慰藉，而一个“任”字则表现出雨中人的从容与泰然。
突然，雨脚为之一收，天就放晴了。这时比雨前的物象，又有一番清丽：云雾全失，峰峦尽出，斜阳相迎，虹霓随之，一片明朗璀璨景象。山雨虽然住了，但雨水化成无数山泉奔流下山，跳坡注涧，又作“万瀑齐飞”的壮丽景观。“新晴尽放峰峦出，万瀑齐飞又一奇。”是这首写景诗推出的新境界，作者情绪也为之一振。雨前的溪云四起是一奇；雨中的瓜豆离披是一奇；而雨后的万瀑映日是又一奇。
“溪云到处”——山雨之兆，“万瀑齐飞”——山雨所成，来龙去脉，皆扣题面。重心所在是写“山雨”，而非写雨霁。“山雨”非川原如烟之雨——后者是绝不可见“万瀑齐飞”之奇观的。本篇境界层出不穷，恰似张镃赞“诚斋体”所谓：“造化精神无尽期，跳腾踔厉及时追。目前言句知多少，罕有先生活法诗。”（《携得秘监诗一编登舟因成二绝》），何绍基这首诗亦得诚斋体之精髓。
奚禄诒日本篇：“首序禄山之乱，次入永王，次入诸侍御，次自序，末勉诸公以报国。”正道出了全诗的结构及其主题。
开头六句叙写安史叛军的嚣张气焰及其叛乱的主要过程。其中“胡沙惊北海”、“电扫洛阳川”、“虏箭雨官惊”等句对当时的形势做了高度的艺术概括。“皇舆播迁”四字则道出了唐王朝腐败，不堪叛军一击的可悲情况。诗句间诗人的爱憎感情是很鲜明的。
接下六句叙写永王承朝廷委任，率军南下的情景。“云旗卷海雪，金戟罗江烟’’两句，是描写永王的旌旗舒卷有如海涛，武器罗列有如江烟的雄壮气势。“聚散百万人，弛张在一贤”两句是对永王璘的热情赞美。
再下六句赞扬诸侍御才华出众，同时也表达了自己身赴宴会“如登黄金台，遥谒紫霞仙”的畅快心情。
再下六句是抒写自已的爱国之志。表明他尽管是一个“草间人”，但是他的腰下却有“龙泉”宝剑，意在强调自己有非凡的才干，“浮云在一决，誓欲清幽燕”两句是紧承上面四句，作一收束，直抒胸臆，表达自己愿为国家平定叛乱的雄心壮志。这几句写得词情慷慨，意气挥放。
最后六句勉励四座诸公要齐心协力，不惜微躯，尽力报国。这几句既是勉励大家，也是激励自己，所以最后又归结到自身上来，表明自己平素所怀的功成身退的理想。全诗共分五层，每六句一转，结构井然，气韵流动，有力地抒发了爱国的豪情。诗中先叙安史之乱，次述永王的率军平乱；再次赞美诸侍御的清正严明；最后表明自己渴望为平定叛乱贡献出一切力量，并勉励大家尽力报国，表现了诗人的爱国思想。
这是一首咏史诗，题写于梁元帝萧绎所撰的《金楼子》书页之上，主要内容是抒发对梁元帝萧绎焚书之事的感慨。不过诗中所言焚书的史事是两起，这两起历史事件却不是一回事。
焚书之事，历来最为士人所痛心。书是人类经验认识的结晶，是知识的储藏，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得以沿袭的重要载体是属于人类的财富。焚书之事并不始于秦始皇，焚书之事在秦之后也屡屡有之。不过，秦始皇的焚书无疑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焚书事件，以至于遮掩了其他的焚书之事。如果就书籍而言，秦始皇的焚书所造成的损失却未必大于梁元帝萧绎的焚书。秦始皇焚书影响之大，一是由于是统一政权所采取的大规模行动，地域之广，涉及的人群之多，与此前的六国焚书相比，影响自然不可同日而语；二是秦始皇的焚书是以国家法令的形式实行，若有违抗，国家就有严厉的惩处，充分表现了专制政权的粗暴与专横。但是，秦始皇的焚书却并非是“尽焚其书”，而是有选择性的焚书。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帝三十四年（前213），为了钳制士人的政治批评，确定皇帝“别黑白而定一尊”的绝对权威，李斯建议：“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秦始皇批曰：“可。”这段文字说得很清楚，在这一次禁焚书籍的政治举措中，有实际的生活功用的“医药卜筮种树之书”不在被禁焚之列，有关社会治理的法令之书也不在被禁焚之列，被禁被焚的是那些会启示人的思想、带动人的思考的书籍，一是史书，二是战国以来的以儒学典籍为首的诸子之书。而这两类书籍的被焚也规定了范围：史书中要焚毁的是非秦国的历史之书，也就是说，只许保留秦的记忆，借此以构建秦之统一天下的历史合理性；诸子之书则禁止在民间流传。朝廷中的博士之官要备皇帝的顾问，要参与政治的决策，仍然需要广泛的知识，故皇家图书馆中收藏的“《诗》、《书》、百家语”不在禁焚之列。因此，秦始皇的焚书是为了在民间实行禁学而愚民的政策，行为虽严酷，焚毁的书籍种类与范围都是有限的。
梁元帝萧绎的焚书就不同了。萧绎自幼好学，酷爱读书，手不释卷，甚至在患眼疾时也是如此。他在一眼失明之后，不便执卷而读，就安排了专人为他朗读，以代自读。而且是每晚五人轮流值班，通宵达旦，诵读不歇。萧绎涉猎甚广，颇以学问自许，曾言：“我韬于文士，愧于武夫。”（《南史》卷八）又在《金楼子序》中说：“窃重管夷吾之雅谈，诸葛孔明之宏论，足以言人世，足以陈政术，窃有慕焉。”他以管仲、诸葛亮为期许，自信有治国平天下之才，而将书籍视为知识与智慧的宝库。因为爱书，故收藏丰富。萧绎在江陵藏书之多，有十四万卷之巨。这里有他的收藏，还有从金陵运来的历代皇家藏书，不仅是经、史、子、集俱全，儒、道释、仙兼备，而且多是珍本。这十四万卷图书是自秦汉以来数百年的精神财富又历尽战乱之后的珍藏。当西魏攻破江陵之夕，萧绎将这批珍藏一炬焚之，又将自己的佩剑在柱上砍折，自叹曰：“文武之道，今夜尽矣！”不将珍藏留于敌人，在萧绎，这是血与泪的共泣，是悲与愤的并发。但看他焚书与折剑，有用则珍藏，无用则焚毁，十四万卷历代珍藏与一把佩剑一样，都不过是他个人的私产。萧绎虽然爱书，却并不尊重文化知识的历史公有性。这样的焚书，对文化传承带来的破坏就要远胜于秦始皇的焚书。
李煜此诗正是着眼于萧绎与秦始皇两件焚书事件的区别而发表感慨。前二句以书卷的华丽装饰与“火烧”对比，说萧绎曾有感于荆州焚书而使王粲作品仅存一篇，但是当他自己焚书之时，却连王粲仅存的一篇也一同焚毁了。这是以沉重的感慨来印证序文中两次出现的“尽焚其书”。后二句说即使酷烈的秦始皇，当年也是有选择性的焚书，民间书籍虽然无存，宫廷典籍尚可流传，因此后人才有可能读到“遗篇”。相比于萧绎行为的绝对与自私，秦始皇的焚书可以说是网开一面，对书籍的文化价值有手下留情之意。这层意思以反问出之，与前二句写萧绎事不仅有对比的效果，也加强了语气，对萧绎之举深感痛心。
古人素来有谶语一说，即本来是偶尔言之的事情，最后却成了事实，仿佛冥冥之中有命运之神在聆听与拨弄，人则“不幸而言中”。李煜就萧绎焚书而作的历史批评，表达了他对书籍价值的认识与珍惜，也见出他有超越一己之私的历史识见。可是当北宋攻破金陵城池之际，他却将南唐三代君主所收藏的典籍字画同样付于火烛，这首诗在某种程度上因此而具有谶语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