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小令极力刻画天台山高峻、险绝、阴森、寒冷的自然景观。“攒雪剑”，“挂冰帘”使画面具有动感。然而，这些描写不过是为针砭世情作铺垫。末句笔锋陡然一转，“比人心山未险”，比起世态之炎凉，人心之险恶，陡峭的山崖，山间的阴冷都算不了什么。此曲别具一格，它借写景来讽刺世情，借山势之险恶抒写人心更险恶，从中可见作者对元代世道危艰、人心险恶的社会现实的慨叹与愤懑。这种风格刚健，以景取譬，直抒感慨的作品，在张可久曲中并不多见。
全曲可分两层：前五句为一层，突出天台山和天台山飞瀑之险，从而为第二层（“比人心山未险”）的议论作好铺垫。
第一层：写山与瀑布之“险”。前两句分明写实，写雪剑‘‘峰攒”，写冰帘“悬崖”，突显这两种实景之险峻高寒。继之三句，对前两种实景作进一步的渲染烘托。猿之哀，鸟之啼，风之吼，三种声音之出现，使“险恶”的天台山染上更为悲凉凄厉的氛围。通过这奇妙并层层深化的景物描写，酿造一种一触即发的“险恶”势态，第二层写人心更加险恶便显得意味无穷。
第二层：写人心之险。这层就一句：“比人心山未险”，并且以之煞尾，颇出人意外。不过，上下观照，读者恍然大悟，原来前面所写的天台山之“险”全在于托出这一句。也因为有了这一句，才使全曲艺术境界大大超出一般的写景之作，成为格高意深之杰作。真乃豹尾。
作者将写景与议论巧妙结合，寓情于景，情与景交融，构成作者所要表现的某种意境。张可久善于写景，他的写景意念极为高超，所酿造的“险恶”意境非常奇妙。天台山因其高，所以寒，以致峰攒白雪，水挂冰帘；因其险，所以峰如剑，崖如悬，又招来哀猿、杜鹃、飞廉。然而，作者用意不在写景，而是通过写景去揭露险恶的人心。在作者看来，实现这目的，由“议论”手法去完成最得当，于是便出现“比人心山未险”这一收煞句，从而达到写景为议论服务、议论深化写景的艺术效果。正由于两者紧紧相连，结合得当，于是一种针砭世情、痛斥奸心的愤恨之情表现得既鲜明又新颖。
这首词调，创自清真。写离别情景，故能随意驰骋，而又与音调协合，具声乐美。
词上片写送别，下片写别后之思。词中运用陪衬、反衬、熔情入景、化用前人诗文之语等多种手法，细腻曲折地写出了送别怀人的悲凄与深情。全词所表现的惜别、怀旧之情，显得极为蕴藉，只于写景、叙事、托物上见之，而不直接流露。
起两句“河桥送人处，良夜何其？”写送别的地点、时间。时间是夜里，夜是美丽的，又是温馨可念的，故曰“良”；联系后文，地点是靠近河桥的一个旅店或驿站；用《诗。小雅。庭燎》的“夜如何其”问夜到什么时分了，带出后文。“斜月远堕余辉；铜盘烛泪已流尽，远远凉露沾衣。”夜是露凉有月的秋夜。但送别情人；依依不舍，故要问“夜何其”，希望这个临别温存的夜晚还未央、未艾。可是这时候，室内铜盘上已是蜡尽烛残，室外斜月余光已渐收坠，远远的凉露浓到会沾人衣，居然是“夜向晨”了，即是良夜苦短、天将向晓的时候。这三句以写景回答上文；又从景物描写上衬托临别时人心的凄恻和留恋。“斜、堕、余、凉”，都是带有感情色彩的字：“烛泪”更是不堪。周邦彦词喜运化唐诗。“烛泪”句即运化杜牧《赠别》诗“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李商隐《无题》诗“蜡炬成灰泪始干”。
“相将散离会，探风前津鼓，树杪参旗。”收束前面描写，再伸展一层，说临别前的聚会，也到了要“散离”的时候，那就得探看树梢上星旗的光影，谛听渡口风中传来的鼓声，才不致误了行人出发的时刻。
“参旗”，星名，它初秋黎明前出现于天东，更透露了夜的季节性。鼓，可能指渡头的更鼓，也可能指开船鼓声，古代开船有击鼓为号的。观察外面动静，是为了多留些时，延迟“散离”，到了非走不可的时候才走，从行动中更细腻的写出临别时的又留恋、又提心吊胆的心情。“花骢会意，纵扬鞭、亦自行迟。”写到出发。大约从旅舍到开船的渡口，还有一段路，故送行者，又骑马送了一段。从骑马，见出送行者是男性；从下文“遗钿”，见出行者是女性。这段短途送行，作者还是不忍即时与情人分别，希望马走得慢点，时间挨得久点。词不直说自己心情，却说马儿也理解人意，纵使人要挥鞭赶它，它也不忍快走，这里用拟人手法，将离情别绪层曲婉转的道出。
过片“迢递路回清野，人语渐无闻，空带愁归。”三句接写送别后归途。情人一去，作者孤独地带着离愁而归，故顿觉野外寂寞清旷，归途遥行，对同一空间的前后不同感觉，也是细腻地反映送别的复杂心情。“何意重经前地，遗钿不见，斜径都迷。”这三句是一个大的转折，转得无痕，使人几乎难以辨认。读了这几句，才了解上面所写的，全是对过去的回忆，从这里起才是当前之事，这样，才使人感到周词结构上的细微用心，时空转换上的大胆处理，感到这里真能使上片“尽化云烟”。《海绡说词》说“河桥”句是“逆入”，“前地”句是“平出”，“逆”即逆叙以往，“平”即平叙当前。这里的第一句领起后文。直贯到全词结尾；第二句情人去后，不见遗物，更无余香余泽可求；第三句写旧时路径，已迷离难认，“兔葵燕麦，向斜阳、影与人齐。”送别是晚上和天晓时候；重游则傍晚，黄昏中的斜阳，照着高与人齐的兔葵、燕麦的影子。这两句描绘“斜径都迷”之景，有意点出不同期间；又用刘禹锡《再游玄都观》诗序“惟兔葵燕麦，动摇于春风有”的典故，表示事物变迁之大。感慨人去物非的细腻心情，完全寄寓于景，不直接流露，故《艺蘅馆词选》载梁启超评这两句词说：“与柳屯田之‘晓风残月’，可称送别词中双绝，皆熔情入景也。”下面三句：“但徘徊班草，欷歔酹酒，极望天西。”说过去列坐的草地上，徘徊酹酒，向着情人远去的西边方向，望极天边，而欷歔叹息，不能自已。“欷歔”二字，直接摹态抒情。
这首词写情细腻、沉着，语句起伏顿挫，结构上层层伸展，时空变幻灵动飞扬，过渡自然，风格上哀怨而浑雅，堪称送别怀人作品中的上乘之作。
本首诗是组诗《马诗二十三首》中的第十七首。李贺是唐室宗孙，系出郑王李亮之后。但积久年深，他这唐室宗枝，却早被皇家忘却，直败落到山坡村居、门庭冷落、甲蔬淡饭难于为继的清苦地步。尽管才华横溢，砺志苦读，诗名早著，但由于得不到力者的引荐，他终是不被赏识，只能挣扎于社会下层，于是带着忧愤之情创作了这组诗。
这组诗历来被认为非一时一地之作。吴企明《李贺集》则认为作于元和九年（公元814年），时逢马年，诗人感慨万千，一气呵成创作了这组诗。
魏晋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的时代之一。封建贵族穷奢极欲，以一种病态的狂热度过醉生梦死的岁月，当时“奢侈之费，甚于天灾”（《晋书·傅玄传》）。张华的这首《轻薄篇》，以铺叙的笔法酣畅淋漓地描写了骄代王公、末世贵族的淫逸生活。虽然，作品仍不免有“劝百讽一”之嫌，作者也流露出津津咀嚼之意，但对于后人认识那一时代的生活仍是有一定价值的。
诗的开头四句总提时代特征，这是一个病入膏肓的“末世”，这是一个挥金如土的“骄代”，这是一个患有结核病的社会，越是荒淫越是色红如花，越是负罪越是志意沉溺。这四句诗还点明了以下要展开描写的两个特征：一是“浮华”，二是“放逸”。
从“被服极纤丽”到“手中双莫邪”共十六句；写饮食服饰之奢华：绫罗丽服，珍馐嘉肴，文轩羽盖，宝车骏马，还有玳瑁簪、象牙鞭、金鑮履、莫邪剑，连僮仆也食不厌精，连婢妾也衣必锦绣，一片珠光宝气，一派纸醉金迷。以上突出“赀财”之“丰奢”。接下来六句，从“宾从焕络绎”到“朱门赫嵯峨”，写气势之不凡：宾客络绎，鱼贯而入；侍御盈门，喧呼而出，何等规模，何等排场。主人结交的都是头面人物：“金张”指金日磾和张安世，都是汉宣帝时的大官；“许史”指许伯与史高，都是汉宣帝时的外戚，诗中用以代指世家大族，皇亲国戚。再看房屋建筑：朱门沉沉，庭院深深，高楼巍峨，飞阁流丹，第宅座落在中心地带、贵族区内，面对着繁华大街、来往行人，更显出主人之地位。
以上写“财”、“气”。接下来十六句，从“苍梧竹叶青”到“展季犹咨嗟”写“酒”、“色”。“九酝”指久经酝酿，即陈年老窖。“宜城醝”、“竹叶青”都是古代美酒：醇醪在金钟中旋转，带着蛊惑感官的色泽与芳香，浮沫如蚁，溢出杯盘。觥筹交错，可以想见其鲸吞牛饮之态矣。以上写“对酒”“行觞”还只是略略点染，下文述“当歌”“征色”则不惜浓墨重采。献歌献舞的都是天下绝色，人间尤物；“齐赵”指齐都临淄，赵都邯郸，都是以女乐出名的地方。“西巴”指巴郡，其地之民亦以善舞著称，《后汉书·西南夷传》即有“夷歌巴舞”之说。“北里”之舞出荒淫好色之商纣，《史记·殷本纪》云：“纣使师涓作新淫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大陵”也是女色歌舞、云雨恍惚之代名词，《史记·赵世家》云：“王游大陵，梦见楚女鼓琴而歌。”歌儿舞女，倾城倾国，歌声比古代名曲“激楚”还动听，舞姿比名倡阳阿还轻妙。五陵年少，膏梁子弟，眼花缭乱，一掷千金。这一部份写征歌逐舞的场景，作者洒开笔墨，汪洋姿肆地着意描绘，画面飞动，行文节奏疾速，一幕幕豪华场景旋转而过，令人有目不暇接之感。铺排用典又起到了加重笔触、在高潮处延宕往覆、令人回味再三的作用。但写到此，作者意犹未足，最后四句又以夸张的手法，从侧面来烘托歌舞“移人性情”的力量：墨子是主张“非乐”的；展季即柳下惠，是坐怀不乱、不为色动的真君子，但在如此“刺激”的歌舞面前，这两位老夫子也忍不住要停车欣赏，感叹咨嗟了。即此可见其“感人”之深。不仅是君子和苦行主义者受到诱惑，连没有情感的游鱼玄鹤也闻声而动了，或敛翅下降，或鼓鳍出水，可见，新声巧调不仅能“感”人，还能“动”物。
写罢“浮华”之状，再写“放逸”之态。《宋书·五行志》载：“晋惠帝元康中，贵游子弟相与为散发裸身之饮，对弄婢妾。逆之者伤好，非之者负讥。”从“淳于前行酒”到“此欢难可过”十六句就是戏剧化、集中化地再现了这一种“放逸”的时代风气。“淳于”即淳于髡，滑稽而善饮；“雍门”指雍门周，善鼓琴而助人饮。有这样的清客与宴，三分酒量者也会十分豪饮。而主人又是十二分热情，好比西汉之陈遵（字孟公），每设宴必将客人之车辖投入井中，客人欲行不得，便只好拼得醉颜作长夜之饮。如此气氛，如此主客，举座便由微醺而沉醉，终于猖狂失态。其始也，酒色上睑，耳热眼花；继而举杯命酒、讨酒、催酒（“三雅”指伯雅、仲雅、季雅，皆酒爵名）；其间，喧哗争吵，杯盘狼籍，提耳强灌，出乖露丑，不一而足；最终，男女混杂，放荡不羁，官帽歪戴，首饰堕落，猥亵淫乱之事自不待言。“绝缨”用楚庄王宴群臣事：楚庄王与群臣狎客滥饮，适殿上烛灭，有人乘机拉扯王后衣裳，欲行无礼。王后在黑暗中将那人冠缨扯断，以便追查问罪。谁知楚王唯恐扫兴，反而下令让所有的人都将冠缨拉掉再点灯，以此遮掩那荒唐酒客，染指而不膻。既然“烝上”“犯主”尚不见怪（尤，责怪也），其它荒唐行为就更是“合理”“合法”的了。作者举此一端，其余荒淫之事就尽在不言中了。
从“人生若浮寄”到“礼防且切磋”，这结尾八句是从“理论”上探讨“浮华”“放逸”这一时代贵族病的成因，揭示了贵族子弟的颓废心理。生命有限，这不能激发起他们抓住时机、建功立业的志向，却成了他们醉生梦死、及时享乐的理由。在露水短促的存在中，他们看不到那曾有过的光彩夺目的片刻，他们唯一的启悟却是人生苦短，他们唯一的感慨是享受得还不够，因而要拼命加大享乐的强度。当然，这种享乐，并不能带来长久的欢乐，每当他们想到人生又少了一天，这时内心就更加空虚。空虚袭上心头，又再次以享乐来掩盖，如此恶性循环，终至不可救药。看来，腐败的不仅在于贵族的生活方式，更在于不可疗救的病态心理。假如没有任何限制，他们有可能从废人变为只知享乐的生物意义上的人，只是对“执法吏”还有所畏惧，他们才偶尔“切磋”起“礼防”问题。这结尾是一种劝戒，是一种警告，也是一种讽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