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揭露乡村中土豪的诗篇。村豪,指乡村豪富之家。农民辛勤劳动了一年,果实全被地主村豪掠夺去了。这些土豪在地方上势力很大,连官府也干涉不了他们。他们不是官,但势倾官府,是农村中的恶势力。
诗的开头两句:“日击收田鼓,称大有年。”写秋收日程已到,村豪们每天敲击收田之鼓,召集佃农们为他们收割,他们督催别人辛苦劳动,让人家头顶烈日,脚踩污泥,汗水滴在田地里,自己只在一旁监收。他们占有绝大部份的土地,剥夺别人的劳动果实。除了打鼓催唤佃农刈禾之外,还不时在啧啧称道说:“今年是大有的丰年。”他们沾沾自喜,恬不知耻,自居田地的主人,在他们看来,连佃农们最低限度的穷苦生活,也全出于他们的恩赐。
三四两句写村豪在夺取佃农劳动成果之后,狂欢享乐,尽情享用用粮食新酿的美酒,包载下江运谷的船只,颐指气使。这两句反衬佃农劳苦终年,吃的却是粗粝之食。五六两句,写这些村豪家里的人全都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妇人的头上插满银钗;儿童的衣袍,全用细软的毛皮和丝绸制成。这两句反衬劳动者衣不蔽体,女无裙裤,孩子们在秋天,也全无衣着。一旦天寒,只有忍饥受冻。
结尾两句:“里胥休借问,不信有官权。”揭露村豪是一股顽固的势力,不仅乡村的小吏不敢过问他们,更教人难以置信的是:他们权势熏天,终年鱼肉人民,毫无顾忌,就是地方官,也奈何他们不得。这“不信有官权”一句,写得极为沉痛,逼近杜甫。
全诗所述,都是实况。作者同情人民,疾恶豪霸,在做地方官的时侯,对农村现实,有深切的了解。他对贫富不均、苦乐悬殊这一社会现实,则是深恶痛绝的。这首五律正是在这样的心情下写成的。
这首小令的前六句写洛阳牡丹盛开和梁园赏月的胜景,以欢乐场面为下曲曲情做形象化的铺垫.到七、八句笔锋一转,抒发感慨。“想人生最苦离别”,这大概是此曲曲题为《咏世》所要表达的本意。最后三句是进一层补充说明七、八两句的意思,用花落会再开,月缺有重圆来对比、衬托“人去了何时来也”。
此曲前面六句以对偶形式分咏花月,中间两句和后面三句,以花、月和人作对比,不但文字新巧,而且蕴含哲理意味,耐人咀嚼。
本诗典出南朝宋虞和“论书表”:“羲之性好鹅。山阴昙禳村有一道士,养好鹅十余。右军清旦乘小艇故往,意大愿乐,乃告示求市易,道士不与,百方譬说不能得。道士乃言性好‘道德’,久欲写河上公‘老子’,缣素早办,而无人能书。府君若能自屈,书‘道德过“各两章,便合群以奉。羲之便住半日,为写毕,笼鹅而归。”诗人以简洁精炼的语言把上述故事诗化了,便于人们朗诵、歌唱。
从这首诗中,进一步说明了书法在晋代已成为一种令人神往的艺术品。王羲之在当时已有很大的名气,墨迹已相当值钱。这与诗人在“草书行歌”中说王羲之为“古来几许浪得名”是相矛盾的。由此,“草书行歌”是否确系李白所写也可作为一个怀疑的佐证。
此赋描述了作者想摆脱“贫儿”却根本甩不掉的无可奈何之情景。首段“舍汝远窜”以下到“勿复久留”几句说,扬雄想舍弃贫儿,故而跑到昆仑之巅,但贫儿却跟着在天上飞;扬雄躲到山崖里,贫儿也跟着上山来;扬雄摇着船躲到海上去,贫儿也跟着来到海上;扬雄走,贫儿也走,扬雄停下来,贫儿也停下来;扬雄质问贫儿为何要这样跟着自己,他要贫儿赶快离开他,一刻也不能耽搁。由此可知,扬雄想摆脱贫儿,他到处躲,但就是躲不掉,这实际上是他自己辛酸生活的艺术描绘,他用的笔调却是轻松的、充满玩笑的,这种自嘲自解的戏谑很有一种黑色幽默之美感。另外,《逐贫赋》对贫儿答语的描写也充满了黑色幽默之美:“堪寒能暑,少而习焉。寒暑不忒,等寿神仙。桀跖不顾,贪类不干。人皆重蔽,予独露居;人皆怵惕,予独无虞。”贫儿说:“主人倒是不错啊,你从小就经得住寒暑的侵袭,你简直就是不会死的神仙,那些盗贼和贪官从来也不会来打扰你,别人要几重门锁着才敢睡,你却敢在露天下睡,别人都提心吊胆的,你却从来都没有担忧。”扬雄在这里用开玩笑的语调来写贫儿的辩解,这实在是一种黑色幽默,由此可以见出扬雄抒情赋的大胆和幽默,显露出一种独特的美学色彩。
扬雄在《逐贫赋》显示了一种新的态度。那就是对贫穷——物质穷乏的态度。在他酸溜溜的口气中,读者能发现中国人“一分为二”思维方式对生活本身发生的影响。在这种思维方式里,关键不在于怎样生活或生活得怎样,而在于如何解释生活、解释得怎么样。这种典型的唯心主义生活观、幸福观后来构成了中华文化传统的重要部分。这种生活观的负面影响是较大的,它往往导致人们随遇而安,安于现状,不能或不愿改善生活,而只是改变对自己生活的判断。扬雄的虚弱无力和无可奈何在这篇文章里表现得很充分,他没有能力过上更好的生活,他便设法把不好的生活解释为好的生活。虽然是自欺欺人,但获得心理平衡,这才是最重要的。他试图找出贫寒生活的优点,找出富贵生活的不足。这种努力,后来在道德层面上得到了完成,那就是:富贵的,总是不道德的,至少是道德可疑的;贫寒的,则往往是因为道德高尚。富贵变成了道德负号,贫寒则成为道德正号。于是,精神的奖励就弥补了物质的匮乏,甚至成了生活中的画饼。扬雄的这篇《逐贫赋》,可能就暗示着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的这一深刻转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