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思乡诗作，描绘游子思乡之情，感情脉络细腻真切，委婉动人。首联描绘了一个思乡之人的形象；颔联则由自身的现实，移情于身外的过去；颈联写思乡孤寂只能向自己内心倾诉；末联则说人多南归，唯自己未归。通篇用词含蓄隽永。
首联以“日日”叠字领起，开篇就使人触摸到诗人急切而又失望、惆怅的感情脉搏，渲染出浓厚的感情气氛：因归思似渴，所以“日日”遥望故乡；久欲归而不能，诗人便唱吴声歌曲，以此聊解归思之渴；歌乡声而不能归，诗人反更增惆怅，故有“空歌”之叹。颔联仍是心理活动的细致刻画：诗人因睹别人的离愁别绪，不禁忆起自己离家时亲人依依难舍的情景。此联与首联都写归思但着眼点不同：首联落笔于诗人自身，颔联落笔于身外；首联侧重于现在，颔联侧重于过去。欲归不得的失望，客居异乡的寂寞，仕途失意的喟叹，种种感情的重荷，真使诗人无法忍受。“失意还独语，多愁只自知”，诗人只能孤寂地向自己倾诉，无限愁怀，只有己晓。
前三联，诗人全用赋笔，铺张叙写，曲尽其妙，但若全篇皆此，则显单调寡味。故诗人在尾联运用“兴”之别一法门，使全诗通体生色，情味隽永。旅居蓟北的游子归乡，都兴奋接受送行者的折柳：送行者善解人意，都折向南生长的柳条相赠。此联意谓南归行人之多，与诗人独不得归形成对照，至此，诗人那寂寞悲愁、失意憔悴的形象如在读者目前。
“潮满冶城渚，日斜征虏亭。”首联写的是晨景和晚景。诗人为寻访东吴当年冶铸之地——冶城的遗迹来到江边，正逢早潮上涨，水天空阔，满川风涛。冶城这一以冶制吴刀、吴钩著名的古迹在何处，诗人徘徊寻觅，却四顾茫然。只有那江涛的拍岸声和江边一片荒凉的景象。它仿佛告诉人们：冶城和吴国的雄图霸业一样，早已在时间的长河中消逝得无影无踪了。傍晚时分，征虏亭寂寞地矗立在斜晖之中，伴随着它的不过是投在地上的长长的黑影而已，那东晋王谢贵族之家曾在这里饯行送别的热闹排场，也早已销声匿迹。尽管亭子与夕阳依旧，但人事却已全非。诗在开头两句巧妙地把盛衰对比从景语中道出，使诗歌一落笔就紧扣题意，自然流露出吊古伤今之情。
“蔡洲新草绿，幕府旧烟青。”颔联两句虽然仍是写景，但此处写的景，则不仅是对历史陈迹的凭吊，而且以雄伟美丽的山川为见证以抒怀，借以形象地表达出诗人对某一历史问题的识见。诗人说：看哪，时序虽在春寒料峭之中，那江心不沉的战船——蔡洲却已长出一片嫩绿的新草；那向称金陵门户的幕府山正雄视大江，山顶上升起袅袅青烟，光景依然如旧。面对着滔滔江流，诗人想起了东晋军阀苏峻曾一度袭破金陵，企图凭借险阻，建立霸业。不久陶侃、温峤起兵在此伐叛，舟师四万次于蔡洲。一时舳舻相望，旌旗蔽空，激战累日，终于击败苏峻，使晋室转危为安。他还想起幕府山正是洲于丞相王导曾在此建立幕府屯兵驻守而得名。但曾几何时，东晋仍然被刘宋所代替，衡阳王刘义季出任南兖州刺史，此山从此又成为刘宋新贵们祖饯之处。山川风物在变幻的历史长河中并没有变异，诗人看到的仍是：春草年年绿，旧烟岁岁青。这一联熔古今事与眼前景为一体，“新草绿”、“旧烟青”六字下得醒豁鲜明，情景交融，并为下文的感慨作铺垫。
“兴废洲人事，山川空地形。”颈联承上两联转入议论。诗人以极其精炼的语言揭示了六朝兴亡的秘密，并示警当世：六朝的繁华哪里去了？当时的权贵而今安在？险要的山川形势并没有为他们的长治久安提供保障；国家兴亡，原当取决于人事！在这一联里，诗人思接千里，自铸伟词，提出了社稷之存“在德不在险”的卓越见解。后来王安石《金陵怀古四首》其二：“天兵南下此桥江，敌国当时指顾降。山水雄豪空复在，君王神武自无双。”即洲此化出。足见议论之高，识见之卓。
尾联“《后庭花》一曲，幽怨不堪听”。六朝帝王凭恃天险、纵情享乐而国亡，历史的教训并没有被后世记取。诗人以《玉树后庭花》尚在流行暗示当今唐代的统治者依托关中百二山河之险，沉溺在声色享乐之中，正步着六朝的后尘，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玉树后庭花》是公认的亡国之音。诗含蓄地把鉴戒亡国之意寄寓于一种音乐现象之中，可谓意味深长。晚唐诗人杜牧的《泊秦淮》：“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便是脱胎于此。
《贞一斋诗说》说：“咏史诗不必凿凿指事实，看古人名作可见。”刘禹锡这首诗就是这样，首联从题前摇曳而来，尾联从题后迤逦而去。前两联只点出与六朝有关的金陵名胜古迹，以暗示千古兴亡之所洲，而不是为了追怀一朝、一帝、一事、一物。至后两联则通过议论和感慨借古讽今，揭示出全诗主旨。这种手法，用在咏史诗、怀古诗中是颇为高明的。
《毛诗序》关于此诗的主题，不仅今文学派的三家无异议，而且后来的解诗者也无大的争论。虽然所思念的对象不必如《毛诗序》之泥定为“大夫”，但从诗中所称“君子”来看，则这位行役在外者当是统治阶级中人，不可能是平民百姓。
据毛传与郑笺，前一“斯”字指君子，后一“斯”字指此地。朱熹承袭此说，释为：“何此君子独去此而不敢少暇乎?”(《诗集传》)而严粲释云：“言殷然之雷声，在彼南山之南。何为此时速去此所乎？”(《诗缉》)从上下文看，后一种说法更为顺理成章。感叹之后，女主人公又转念为丈夫设身处地着想：只因为了公事，才不敢稍事休息。想到丈夫一心为公事奔忙，故而接下去才有“振振君子”的赞叹。毛传与郑笺均释“振振”为信厚。朱熹亦承此说。姚际恒《诗经通论》云：“盖振为振起、振兴意，亦为众盛意。”而王先谦的《诗三家义集疏》训“振振”为“振奋有为”，似更切合情理。这样“振振”一词就成了称扬其夫君勤奋有为的赞语了。女主人公作出这样的赞叹之后，却发出了“归哉归哉”的呼唤，表明女主人公虽然明白丈夫是为公事奔走，但还是希望他能早早归来。这种转折实质上表现了情与理的矛盾冲突。《诗序》称“劝以义”，就是着眼于其理的一面，以张扬其伦理教化的意义，但忽视了其情的一面，而且是此诗的主要一面，因而受到后人的质疑。姚际恒在《诗经通论》中批评了《诗序》的这一偏颇：“按诗‘归哉归哉’，是望其归之辞，绝不见有‘劝以义’之意。”崔述的《读风偶识》也称：“今玩其词意，但有思夫之情，绝不见所谓‘劝义’者何在。”然而“绝不”云云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同样失之偏执。还是朱熹概括得好：“于是又美其德，且冀其早毕事而还归也。”(《诗集传》)近人陈子展《诗经直解》称此诗“既劝以大义，又望其生还，可谓得情理之正者也”，诚为中肯之论。
此诗以重章复叠句的形式唱出了妻子对丈夫的思念之情，在反复咏唱中加深了情感的表达。每章均以雷起兴，却变易雷响的地点，不仅写出了雷声飘忽不定的特点，而且还引逗出对丈夫行踪无定的漂泊生活的挂念，诚如胡承珙所云：“细绎经文三章，皆言‘在’而屡易其地，正以雷之无定在，兴君子之不遑宁居。”(《诗经后笺》)“遑”、“息”、“居”三字则层层深入地表现了忠于职守、不敢懈怠的态度。此诗的每一章虽只寥寥数语，却转折跌宕，展示了女主人公抱怨、理解、赞叹、期望等多种情感交织起伏的复杂心态，活现出一位思妇的心理轨迹，堪称妙笔。初读此诗会不得要领，或以偏概全，产生上文所述的岐见，因而姚际恒会这样批评朱熹：“夫冀其归，可也，何必美其德耶!二义难以合并，诗人语意断不如是。”殊不知诗作为心灵的自白，断不是非此即彼的逻辑推理，可以说诗人之语正当如是。此诗之妙正在于其上下不一的语意转折，在否定亦复肯定中呈现活的心灵。此外，此诗的语言简洁朴素，齐言中又有长短相错，模拟说话的声口，在一唱三叹中倾吐衷情，颇为传神。（黄宝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