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散文。文章主要解释“非非堂”命名的缘由,从中发挥作者崇尚“静”的思想价值。欧阳修认为“心静则智识明”,才能对是与非、表扬与批评采取正确的态度。作者进一步认为,与表扬正确相比,批评错误更为重要,因为言行正确原是君子的本分,而纠正错误才能扶植正气。全文以天平、水、人的耳目三个比喻开端,这种“博喻”的手法,增加了文章一气呵成、豪健俊伟的气势。
文章开头由写静而展开议论。
天平静,称物才能分毫不差;水静,照物才能毫发可辨;人的耳目静,视听才能准确无误。作者用秤、水、耳目三重比喻,证明为人处世只有“心静”,才能“智识明”而不为物欲所蔽,才能明辨是非,做到恰如其分地肯定正确事物,否定错误事物,即文中所说的“是是非非,无所施而不中”。所谓“是是”“非非”,指的是肯定正确、批判错误;歌颂光明,揭露黑暗。倘若二者择一,作者以为宁可没有前者,不可没有后者,因为正确与光明本是君子固有的品质,而批评与揭露可以鞭策人们向上向善,以此说明立身处世只有“心静”而“不为外物玄晃”,摒绝一切私欲杂念,才能心明眼亮,洞察是非。
继而推出文章的主旨:肯定正确的似乎有谄媚吹嘘之嫌,批评错误似乎有讽刺讥笑之嫌,如果万一发生判断上的失误,宁可选择“讪”而不选择“谄”。正确的、好的,是君子所固有的品质,再去肯定他、表扬他,不能给君子增添任何光彩。如果把“是是非非”放在一起来观察,不如说多批评缺点错误更重要。
结尾过渡到洛阳新建西堂,而取名“非非”的缘由,就在于“静”有利于践行“非非之为正”的处世原则,也揭示出静中见真,静能生悲的生活哲理。接着写非非堂营建情况,着重描写非非堂环境的安静以及这安静给作者带来的莫大益处,即“以其静也,闭目澄心,览今照古,思虑无所不至焉”。读者不难领会,非非堂内外清幽的环境,有助于作者安心读书、思考问题、贯通古今、辨别是非。
作为初入仕途的早期作品,文章议论有的放矢,针砭社会上歌功颂德、谄谀成风、粉饰太平等时弊,表明自我人格。作者信仰儒学,笃信名教,首创“君子”“小人”之辩,一事当前,只要道义所在,便会不恤浮议,奋勇向前,诚如其《斑斑林问鸠寄内》诗所说:“横身当众怒,见者旁可栗。”这种“非非之为正”的人格力量,受到苏轼的赞许(见苏轼《刘壮舆长官是是堂》诗),也遭到明人杨慎的非议(见杨慎《欧阳公非非堂记》)。作者一生诚如王安石《祭欧阳文忠公文》所称“果敢之气,刚正之节,至晚而不衰”,他的人格净化了宋初污浊的社会风气,培育了宋人砥砺名节的士林新风。
全文写作打破樊笼,自创新路,运用精辟的比喻,逐层深入,语言平易,含意深远。
这首诗为先秦时代郑地汉族民歌。全诗二章,每章四句。这是一首男女对歌言情的诗篇。男子由茹藘起兴,表达了自己对心中女子的爱慕之情;女子巧妙地以思家室作答,从而表明自己正期待着男子的爱情。
首章前二句,赋中有兴。点明了实地,展现了女家住所的特定环境。通过这幅明洁而富有生意的画面起兴,烘托出女主人公的端庄大度和丰盈美丽的风采。同时,也含蕴了小伙子凝神相望、思潮起伏的情态;广场空阔,毫无遮掩,一切景象,尽收眼底,从中得到了莫大的慰藉,又生发出无限的惆怅。因之后二句由景人情,展示小伙子烦忧的心境。“其室则迩,其人甚远“,正是咫尺天涯,莫能相近,其中自有无限的难言之痛
有践家室,犹今谚语所称“好好人家”。次章变换场地,由女主人公登场,另是一番景象。前二句写景,一排排屋舍俨然的美好人家就坐落在城东那片高大的栗树丛中。从姑娘心目中的这幅繁茂的、欣欣向荣的图景来看,自是景中有情,它暗示了恋人的英俊与善良,是个理想的对象。其中也蕴含着美好的憧憬热烈的期待。后二句转人言情,正是如怨如慕,如泣如诉。姑娘在向意中人倾诉自己的爱慕之情忠贞之志也在埋怨小伙子近来为什么不来到自己身边表明心迹,因而姑娘感到孤独彷徨,她在哭泣,她在忧伤,她在饱尝着爱情遭受挫折时的无限悲苦。
方玉润在《诗经原始》中指出:“就首章而观,日室迩人远者,男求女之词也。就次章而论曰:‘子不我即’者,女望男之心也。一诗中自为赠答而均未谋面。”一方在追求,一方在盼望,两种图景,一样心愿。本来是好端端的美满姻缘,却遭到某种社会原因的阻挠,使得这对恋人深深地陷入烦恼与忧郁之中。男女青年热恋中可望不可及的内容,在《诗经》中是屡见不鲜的,但这首诗却通过两个不同的典型场景,让男女主人公分别登场,在望而不见的特定环境中倾诉衷曲,有境有情,充分表现了双方“心有灵犀一点通”的真实情义。
这首诗托物言志,以菊花自况。首联描摹菊花色调淡雅,丰韵翩翩。颔联用陶令、罗含典烘托菊花品格。颈联用“禁重露””怯残阳”写菊花深忧迟暮,暗含抱负不能施展,虚度年华之意。尾联言志,暗含自己希望被朝廷赏识之意。这诗虽是咏菊,亦句句自况,物我交融,写得清绮秀逸,意思醒豁。
这是一首借物抒怀的诗。虽然诗中写到陶渊明,但根本点则不是甘于田园。而是借菊寄托自己渴望入朝的热望。这里的的菊花,淡淡的紫色,鲜艳的黄色,他们既有陶公篱旁的雅色,又有罗含院里的淡香。它不畏霜露,却担心夕阳。它可以傲然凌霜盛开,却面对时光流逝无奈。即使它枯萎了,也可以制成美酒,盛在精巧的鹦鹉杯中,来到高贵的宴席之上。这里诗人热情讴歌了菊花的雅色和清香,高度赞扬了菊花不怕霜露的傲骨以及可贵的奉献精神。
诗人咏菊,以自己的观感为主,描述很是抽象。菊中有我,我中有菊。纵然凋谢,留下的也是白玉高堂里的精华。李商隐晚年落泊,但毕竟是帝室远亲,他自己也以此为荣。诗人用“金鹦鹉”“白玉堂”婉转地表白了自己的身世。可是,他的身份并没有有给他带来实质上的好处,纵然才俊,亦不见用。通观全诗,诗人状物新奇引典自然,锐意中有伤时,哀婉里有进取,大有孤芳自赏之意,绝无叹老嗟卑之嫌。
诗一开头,先描绘菊花那可爱的姿色:“暗暗淡淡紫,融融冶冶黄。”首句写的是紫菊:“暗暗”真实地写出词人对紫菊的观感,表明色彩并不明丽。“淡淡”又写明其色浅浅也不浓艳。“暗”“淡”二字的重叠使用,便生动逼真地刻画出紫色菊花那淡雅的风姿。次句描写黄菊:“商融”即和暖之意。这两个字用得极为精妙。用心理学或语言学的术语井说。这是“通感”或曰“感觉挪移”在日常生活的经验里视觉、听觉、角觉、嗅觉、味觉往往可以彼此打通与交融,眼、耳、鼻、舌、身各个官截的领域可以不分界限。因此颜色如乎会有温度,诗人在视觉里获得了触觉的感受。看到那金黄色的菊花便有了一种温暖的感受。由此可南诗人体物实在太精微了。“冶冶”圳其明艳柔美之态。那黄菊金色的花蕊,经过露洗霜染,清新鲜美,用“冶冶”来形容是再恰当不过了。诗人着墨不多,只“融融冶冶”四个与便极尽黄菊之态,不愧为大手笔。
第三句诗则把菊花颜色的描写引申了一步,称之为“陶令篱边色”,把眼前菊花的地位抬高了。“陶令”指东晋著名诗人陶渊明。他曾做过彭泽(今江西省彭泽县)县的县令,所以后人常常这样称呼他。陶渊明于百花之中最爱菊花,正是他首先把菊花的地位抬高了,他在《饮酒》一诗中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名句,千百年来脍炙人口。而李商隐在此处称他所见之菊有“陶令篱边色”,意即同陶渊明东篱下的菊花一样美,足见他对菊花的爱赏程度。后句描写菊花之香,也以典故出之,称之为“罗含宅里香”。罗含,字君章,晋代来阳(今湖南省东南)人,擅文章。由州主簿累官至廷尉、长沙相。桓温极重其才,称为江左之秀,可他致仕还家,在荆州城西小洲上立茅屋而居。《晋书·罗含传》记载他“及致仕还家,阶庭忽兰菊丛生,以为德行之感焉”。诗人此处说他所见之菊有罗含宅中菊花一样的芳香,这便更加抬高了它的地位。李商隐此处引出陶令菊和罗含宅里菊主旨不在菊花本身,有以这两个人自况的一面:陶渊明不肯为五斗米折腰于乡里小儿,遂辞官归隐,闲雅悠然地“采菊东篱下”,罗含致仕却还归本乡,甘居茅屋,托身有所。而李商隐此时辞去了弘农县尉,居于家中,流连山水,形式上与那两个是有些相似。不过李商隐此时这点“隐”气来得很勉强,他骨子里渴望的不是充满菊香的篱下或宅里,而是朝廷,梦寐以求的是入朝为官,这从后面四句诗中完全可以看得出来。
五、六两句:“几时禁重露,实是怯残阳。”明里继续写菊,暗里则有所寄托。“禁”此处是避忌之意。“重露”即浓重的霜露。前句写出私菊傲霜的品格:秋菊开在寒秋,“蕊寒香冷蝶难来”(黄巢《菊花》),不过正是这风霜高洁之时,才显示出它的独特品格。
后一句诗人借菊写出自己内心的隐忧,“怯残阳”即害怕夕阳西下,黑天到来,此处别有寄托。李商隐虽屡遭挫折,仕途失意,但这并不能侠诗人彻底失望。但是他实在担心时不我与,光阴迅速。多少有些迟暮之感。同屈原“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离骚》)几句诗所表达音的惜时思想十分近似,同样是担心自芒的抱负不能施展,虚度了年华。
最后两句,诗人借菊花委婉地表达出来了:“愿泛金鹦鹉,升君白玉堂。”泛,指以菊花浸酒。“金鹦鹉”指以黄金仿鹦鹉螺形铸造的酒杯。《岭表录异》一书中写道:“鹦鹉螺,旋尖处屈而味如鹦鹉嘴,故以此名。放上青绿班,大者可受二升,放内光莹如云母,装为酒杯,奇而可玩。“白玉堂”一语出自《古乐府·相逢行》“黄金为君门,白玉为君堂”两句中的后一句。此处暗指朝廷。这两句诗字面上把菊花人格化,表明它希望被浸在金杯之中,被送到白玉堂上为贵人所用,而实际上表现的是诗人期望入朝做官的心绪。
这首诗的突出特点是物我交融。除开头两句外,其余句句写菊,又句句是写自己,是托物言志的杰作。写物而不离人。物与己交融在一起。物又不粘在物上,处处关己。写己又不脱于物,处处以物出之。如三、匹两句写菊花之色与香,关涉自己翻官之事。五、六句写菊不畏霜露而震日暮,关涉自己的迟暮之感。七、小句写菊花的愿望关涉自己期望入彰之情。其次,本诗在用典上也有独莹之处:自然而然,毫无切削之迹,囊无晦涩之感。如三、四两句用陶渊明与罗含的典故,如同己出,与自己的诗境水乳交融,浑然一体。实在是其他人难以企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