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的上片写他想赴辛弃疾之邀,又不能去。
“斗酒彘肩,风雨渡江,岂不快哉”起势豪放,奠定了全文的基调。这三句用典。使风俗之气变为豪迈阔气。这里的典故,出之于《史记·项羽本纪》。这几句是想象之词,刘过设想在风雨中渡过钱塘江,来到辛弃疾的住所,觉得是一件特别痛快的事情。前三句起笔突兀,似平地而起的高楼,极具气势。
“被香山居士,约林和靖,与东坡老,驾勒吾回”。就在他要出发之时,却被白居易、林逋、苏轼拉了回来。“驾勒吾回”四字写出了他的无可奈何。接着词人概括三位诗人诗意,说明他不能前去的理由。作者把本不相干的三人集于同一场景进行对话,构思巧妙新奇,“二公者,皆掉头不顾,只管传杯”,林逋、白居易两人只顾着喝酒,对苏东坡的提议丝毫不感不趣。
下片开端打破了两片的限制,紧接着上文写白居易的意见。
“白云天竺去来,图画里、峥嵘楼观开。爱东西双涧,纵横水绕;两峰南北,高下云堆。”自居易在杭州做郡守时,写过不少歌咏杭州的诗句,其中《寄韬光禅师》就有“东涧水流西涧水,南山云起北山云”之语。这六句也是化用白诗而成,用“爱”字将天竺美景尽情描绘而出,给人以如临其境之感。
“暗香浮动,争似孤山先探梅”,词人化用三位诗人描写杭州风景的名句,更为杭州的湖光山色增添了逸兴韵致和文化内涵,再现了孤山寒梅的雅致与芬芳.给人美好的想象。词人笔意纵横。杂糅了涛的特点于词作之中,正是其创新之处,虽然没有正面写杭州之美,但却使我们看到了杭州的旖旎风光。不同时代的诗人跨越了时空的界限.相聚一堂。他们的音容笑貌、言谈口吻鲜活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体现出作者丰富的想象力。
“须晴去,访稼轩未晚,且此徘徊”三句顺势而出了,这里“须晴去”的“晴”字,当然与上片的“风雨渡江”遥相呼应,可当作“晴天”讲。但是,从词旨总体揣摩,它似含有“清醒”的意味,其潜台词中似乎是说自己目前正被杭州湖山胜景所迷恋,“徘徊”在“三公”争辩的诱惑之中。那么,赴约之事,且待“我”“清醒”过来,再作理会吧!这样理解,可能更具妙趣。这几句也回应开头,使全词更显得结构严谨,密不可分。
这首诗写在门阀制度下,有才能的人,因为出身寒微而受到压抑,不管有无才能的世家大族子弟占据要位,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不平现象。“郁郁涧底松”四句,以比兴手法表现了当时人间的不平。以“涧底松”比喻出身寒微的士人,以“山上苗”比喻世家大族子弟。仅有一寸粗的山上树苗竟然遮盖了涧底百尺长的大树,从表面看来,写的是自然景象,实际上诗人借此隐喻人间的不平,包含了特定的社会内容。形象鲜明,表现含蓄。中国古典诗歌常以松喻人,在此诗之前,如刘桢的《赠从弟》;在此诗之后,如吴均的《赠王桂阳》,皆以松喻人的高尚品格,其内涵是十分丰富的。
“世胄彼高位”四句,写当时的世家大族子弟占据高官之位,而出身寒微的士人却沉没在低下的官职上。这种现象就好像“涧底松”和“山上苗”一样,是地势使他们如此,由来已久,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至此,诗歌由隐至显,比较明朗。这里,以形象的语言,有力地揭露了门阀制度所造成的不合理现象。从历史上看,门阀制度在东汉末年已经有所发展,至曹魏推行“九品中正制”,对门阀统治起了巩固作用。西晋时期,由于“九品中正制”的继续实行,门阀统治有了进一步的加强,其弊病也日益明显。段灼说:“今台阁选举,涂塞耳目;九品访人,唯问中正,故据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孙,即当涂之昆弟也,二者苟然,则荜门蓬户之俊,安得不有陆沉者哉!”当时朝廷用人,只据中正品第,结果,上品皆显贵之子弟,寒门贫士仕途堵塞。刘毅的有名的《八损疏》则严厉地谴责中正不公:“今之中正不精才实,务依党利;不均称尺,务随爱憎。所欲与者,获虚以成誉,所欲下者,吹毛以求疵,高下逐强弱,是非由爱憎。随世兴衰,不顾才实,衰则削下,兴则扶上,一人之身,旬日异状,或以货赂自通,或以计协登进,附托者必达,守道者困悴,无报于身,必见割夺;有私于己,必得其欲。是以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暨时有之,皆曲有故,慢主罔时,实为乱源,损政之道一也。”这些言论都反映了当时用人方面的腐败现象。左思此诗从自身的遭遇出发,对时弊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
“金张藉旧业”四句,紧承“由来非一朝”。内容由一般而至个别、更为具体。金,指金日磾家族。据《汉书·金日磾传》载,汉武帝、昭帝、宣帝、元帝、成帝、哀帝、平帝七代,金家都有内侍。张,指张汤家族。据《汉书·张汤传》载,自汉宣帝、元帝以来,张家为侍中、中常侍、诸曹散骑、列校尉者凡十余人。“功臣之世,唯有金氏、张氏,亲近宠贵,比于外戚”。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冯公,即冯唐。他是汉文帝时人,很有才能,可是年老而只做到中郎署长这样的小官。这里以对比的方法,表现“世胄彼高位,英俊沉下僚”的具体内容。并且,紧扣《咏史》这一诗题。何焯早就点破,左思《咏史》,实际上是咏怀。诗人只是借历史以抒发自己的抱负,对不合理的社会现象进行无情地揭露和抨击而已。
这首诗哪里只是“金张藉旧业”四句用对比手法,通首皆用对比,所以表现得十分鲜明生动。加上内容由隐至显,一层比一层具体,具有良好的艺术效果。
因友人陆澧邀诗人到山中居处饮酒小叙,诗人遂赋此诗作答,表示欣然愿往。全诗以酒为引子,写得颇具特色。
前两句:“松叶堪为酒,春来酿几多。”“松叶”清香,可以作为酿酒的作料,引出下文之“山路”。“春来”二字,点明时间。次句采用问句的形式,似问非问,略显诙谐,直接道来,足见诗人与友人的浓浓真情。李商隐《和友人戏赠》之三曾云:“明珠可贵须为佩,白璧堪裁且作环。”酒最能代表人间的真情,饮酒时最容易沟通与别人的感情,作者开篇即选取这种极为平常却又极富深情的事物,随意而问,显得浓情依依,轻快自然。
后两句“不辞山路远,踏雪也相过。”“山路”二字,照应前面“松叶”。为了喝朋友的松叶酒,更为了与朋友饮酒倾谈,诗人表示即使山路遥远崎岖,也要拜访友人,朋友情深,于此可见一斑。而结句语意更进一层。由春来可知,此时已是春天,山中已然冰融雪化,这里诗人作了一个假设:即使积雪满地,也要前往拜访。此句既是说诗人自己,又似告诉友人,应该如此。结句看似平淡,实则蕴涵丰富。
这首绝句体小诗,短小而质朴,亲切而自然。诗中用语极为平实,几乎就是口头语,然而从容写来,淡而有味,语浅情深,言有尽而意无穷。这里有陶渊明田园诗的影子,这种风格又被后来的王维、孟浩然等发扬光大,形成山水田园一派,张九龄不愧为开启盛唐诗风的诗坛领袖。
这篇散文阐明了借书与读书的关系,以时不待人、时不再来,勉励后学专心攻读。作者在交代写作缘起后,就提出“书非借不书读也”的观点,出人意表,引人深思。此观点看似偏颇,但读者读完全文后,方觉得其深刻,极有道理。作者先以藏书不读作为反证。皇家有《七略》之全四库之富,各类书籍应有尽有,“然天子读书者有几?”“贵人家,藏书满屋,然富贵人读书者有几?”至于祖、父辈积书,子孙辈弃而不读,这种现象太多了。于是作者总结道,有读书之便而无借书之苦的人“读书者有几?”否定答案寓于反问之中。
作者接着由书及物,作了类比,指出人的普遍心理是:借于他人,担心别人索回,因此不住地观摩玩赏;但一旦属于自己,就会束之高阁,借口来日再看。这种心理状态说明了“书非借不书读也”的道理。
作者再以自己的经历来现身说法,更增强了说服力。自己幼时家贫借书困难,但“有所览,辄省记”,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说明了“借者之用心专”的道理。后来做了官,有条件买书,却是素蟑灰丝,时蒙卷轴”,这进一步证明“书非借不书读”的观点。
此文最显著的特点是采用对比的方法论述问题。如将藏书者不读书与借书者读书对比,将自己家贫无书之时与有书之时对比,将黄生与自己对比。作者于对比中阐明自己的见解,期望读书人应该珍惜读书的机会,从而发愤攻读,使学有所成。例如以“非夫人之物”与“若业为吾有”作对比;以“余幼好书,家贫难致”的勤学与“通籍后,俸去书来”的疏懒作对比;以“予之公书”与“张氏之吝书”作对比;以自身的“不幸”与黄生的有“幸”作对比,等等。这样,不仅书够鲜明地阐述观点,也书加深读者的理解,增强文章的说服力。
而且,从文章中,可以看出作者袁枚是一位才子气颇重、任性适情的人。他列举天子与富贵人的例子,说明他敢于指责权贵、无视传统的个性。他珍惜少年时代借书苦读的岁月,并对晚辈谆谆告诫,说明他极具人情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