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久享盛名的佳作。
李商隐所处的时代是国运将尽的晚唐，尽管他有抱负，但是无法施展，很不得志。这首诗就反映了他的伤感情绪。
前两句“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是说：傍晚时分我心情悒郁，驾着车登上古老的郊原。“向晚”指天色快黑了，“不适”指不悦。诗人心情忧郁，为了解闷，就驾着车子外出眺望风景。“古原”就是乐游原，在长安城南，地势较高，是唐代的游览胜地。这两句，点明登古原的时间和原因。后两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是说：夕阳下的景色无限美好，只可惜已接近黄昏。“无限好”是对夕阳下的景象热烈赞美。然而“只是”二字，笔锋一转，转到深深的哀伤之中。这是诗人无力挽留美好事物所发出深长的慨叹。这两句近于格言式的慨叹涵义是十分深的，它不仅对夕阳下的自然景象而发，也是对自己，对时代所发出的感叹。其中也富有爱惜光阴的积极意义。
这是一篇散文。文章主要解释“非非堂”命名的缘由，从中发挥作者崇尚“静”的思想价值。欧阳修认为“心静则智识明”，才能对是与非、表扬与批评采取正确的态度。作者进一步认为，与表扬正确相比，批评错误更为重要，因为言行正确原是君子的本分，而纠正错误才能扶植正气。全文以天平、水、人的耳目三个比喻开端，这种“博喻”的手法，增加了文章一气呵成、豪健俊伟的气势。
文章开头由写静而展开议论。
天平静，称物才能分毫不差；水静，照物才能毫发可辨；人的耳目静，视听才能准确无误。作者用秤、水、耳目三重比喻，证明为人处世只有“心静”，才能“智识明”而不为物欲所蔽，才能明辨是非，做到恰如其分地肯定正确事物，否定错误事物，即文中所说的“是是非非，无所施而不中”。所谓“是是”“非非”，指的是肯定正确、批判错误；歌颂光明，揭露黑暗。倘若二者择一，作者以为宁可没有前者，不可没有后者，因为正确与光明本是君子固有的品质，而批评与揭露可以鞭策人们向上向善，以此说明立身处世只有“心静”而“不为外物玄晃”，摒绝一切私欲杂念，才能心明眼亮，洞察是非。
继而推出文章的主旨：肯定正确的似乎有谄媚吹嘘之嫌，批评错误似乎有讽刺讥笑之嫌，如果万一发生判断上的失误，宁可选择“讪”而不选择“谄”。正确的、好的，是君子所固有的品质，再去肯定他、表扬他，不能给君子增添任何光彩。如果把“是是非非”放在一起来观察，不如说多批评缺点错误更重要。
结尾过渡到洛阳新建西堂，而取名“非非”的缘由，就在于“静”有利于践行“非非之为正”的处世原则，也揭示出静中见真，静能生悲的生活哲理。接着写非非堂营建情况，着重描写非非堂环境的安静以及这安静给作者带来的莫大益处，即“以其静也，闭目澄心，览今照古，思虑无所不至焉”。读者不难领会，非非堂内外清幽的环境，有助于作者安心读书、思考问题、贯通古今、辨别是非。
作为初入仕途的早期作品，文章议论有的放矢，针砭社会上歌功颂德、谄谀成风、粉饰太平等时弊，表明自我人格。作者信仰儒学，笃信名教，首创“君子”“小人”之辩，一事当前，只要道义所在，便会不恤浮议，奋勇向前，诚如其《斑斑林问鸠寄内》诗所说：“横身当众怒，见者旁可栗。”这种“非非之为正”的人格力量，受到苏轼的赞许（见苏轼《刘壮舆长官是是堂》诗），也遭到明人杨慎的非议（见杨慎《欧阳公非非堂记》）。作者一生诚如王安石《祭欧阳文忠公文》所称“果敢之气，刚正之节，至晚而不衰”，他的人格净化了宋初污浊的社会风气，培育了宋人砥砺名节的士林新风。
全文写作打破樊笼，自创新路，运用精辟的比喻，逐层深入，语言平易，含意深远。
此诗抒发了作者虽仕途受阻，遭到一些人的谗伤，但并不气馁，反而鄙视和嘲笑谗佞的小人的坚定胸怀，充分地体现了作者青年时期的高远抱负和奋发精神。全诗语言含蓄犀利，痛快沉着，用典工丽典雅，极富神韵。颈联两句写平生抱负，笔力遒劲，境界阔大，意味深长，是历来广为传诵的名句。
“迢递高城百尺楼，绿杨枝外尽汀洲。”二句登楼即景：登上高耸百尺的安定城楼，远处绿杨树边的洲渚尽收眼底。按泾州城东有“美女湫”广袤数里（见《太平广记》），汀洲殆指其地。登最高之楼；望最远之处，高瞻远瞩，气象万千。即景所以生情，以下六句的豪情壮志、无穷感慨都由此生发。
“贾生年少虚垂泪，王粲春来更远游。”句先以两位古人自比。贾谊献策之日，王粲作赋之年，都与作者一般年轻。贾谊上《治安策》，不为汉文帝所采纳，因《治安策》开头有“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之语，故谓“虚垂涕”；作者应博学宏词科试而名落孙山，其心境与贾谊上书未售，同样萦纡抑郁。王粲避乱至荆州，依刘表；作者赴泾州，入王茂元幕，都属寄人篱下。用两位古人的古事，比自己当前的处境和心情，取拟于伦，十分贴切。这是第一层。
“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句抒露志趣和抱负。作者的遭遇虽然困顿，可是他的凌云之志，未稍减损。江湖、扁舟乃使用春秋时代范蠡的典故；范蠡佐越王勾践，“既雪会稽之耻”，“乃乘扁舟，浮于江湖”（见《史记·货殖列传》）。意谓，自己早有归隐江湖之志，但等回天撼地之日，旋乾转坤之时，头飘白发，身入扁舟。永忆江湖，即怀淡于名利之心；欲回天地，即抱建立功业之志。两者似相反，实相成。因为如果没有永忆江湖的志趣，便成为争名逐利的禄蠹巧宦，就不会有欲回天地的宏愿。在这里，这个“永”字下得很好，这个字，有力地表达作者毕生的抱负。
这两句诗，既洒脱，又遒劲。从诗的表达形式着眼，锤字坚实，结响凝固，工力固颇近杜诗；而更为关键的，这两句诗反映了封建社会里才志之士的积极向上思想，既怀着恬淡的心情，又有担当事业的志气，这与杜甫的胸襟怀抱，极为相似，因为王安石也从这两句诗中照到自己的影子，所以击节称赏。这是第二层。
“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鹓雏竟未休。”句借庄子寓言表示自己敝履功名利禄，正告他人不要妄加猜测。寓言谓：惠施相梁，生怕庄子争夺他的相位，百般防范，惟恐不周。于是庄子去见惠施，坦率地对他说；鵷鶵（传说中与凤凰同类的鸟，庄子自比）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从来不会把鸱（鹞鹰，比惠施）的腐鼠（比相位）当美味而希羡！（见《庄子·秋水》）意为，你的位置我一向不屑一顾，你切莫杞人忧天，自相惊扰。
这两句诗，既阐明自己没有患得患失的私心杂念，胸次光明磊落，淡泊宁静，为上面“永忆江湖”句提供有力的论证；又表示对世间一切恶浊事物，睥睨蔑视，决不妥协容忍；还尖锐地批判那些捧住权位不放的禄蠹，对他们尽调侃奚落的能事。据近人张采田《玉溪生年谱会笺》，作者应博学宏词试被摈，是由于牛党的打击，诚如是，这时句诗乃是有的放矢的。这是第三层。
这首诗，笔力健举：风骨清峻，结构严谨，而语句灵活变化，特别在使用典故方面，非常成功。由于贾谊、王粲的身世遭遇与作者有相似之处，抓住相似的典型事例——贾生垂涕、王粲远游，比拟自己的忧时羁旅之感，若合符券，而使一位奋发有为又遭受压抑的少年志士形象跃然纸上。复次，作者的曲曲心事，本不可能用片言只字表达出来，现在借助庄子寓言，不但足以表露他不汲汲于荣利的狷介品质，又反映他睥睨一切的精神状态，还反击了政敌的恶意中伤，如此用典，既灵活，又确切，既含蓄，又锐利，充分发挥了典故的功能。
姜白石词素以深至之情为体，以清劲之笔为用。这首《惜红衣》词，颇能见其特色。
白石词多有序居首，此词亦然。小序述作词的起源。公元1187年（淳熙十四年丁未），白石依萧德藻寓居吴兴（今浙江湖州）。吴兴水乡，北临太湖，境内有苕、霅二溪，溪水清澈可鉴，屋宇的影子照入湖中，好像水中宫殿，故称为水晶宫。但言上白石感触最深的，还是吴兴荷花茂盛清丽。故在序中强调引用陈与义居吴兴青墩镇时写的《虞美人》词句，对荷花加以赞美。
接着，记述丁未夏天，白石自己游吴兴之弁山千岩。“数往来红香中”一语，正印证着陈词“一路荷花相送”之句，文情隽美。荷花给予白石之感触极深，白石遂作此词。调名《惜红衣》，借取惜荷花凋零之意。
乐谱为白石自制，属无射宫调。但此词所寄予的深意，序中并未道出。白石之辞，极为含蓄隽永，道人之的未道，创人之未新，于欲言又止中见神奇，于奇伟而不怪诞之中见功力。实乃词象一派，该序乃以抛砖引玉之意。
首句“簟枕邀凉，琴书换日，睡馀无力。”起笔用对偶句开头，开篇就使人便觉笔力精健，气势动人。簟枕指凉席凉枕，下一邀字，尽传暑天取凉之心切。琴书指姜夔自著关于古琴理论之书（见《大乐议》及琴曲《古怨》序），下一换字，翻出永昼难捱之意。在白石的炼字炼句之间，便觉意脉伸展。陆辅之《词旨》，曾举此联为属对之范例。第三句睡馀无力，写夏日渴睡，无力二字已暗指主意，但含蓄而隐。在下边二句，笔锋却又宕荡开。“细洒冰泉，并刀破甘碧。”冰，用以形容泉水之清冷。并刀，指快刀，古时并州（治今太原）素以出产快刀而著称。甘碧，指香甜鲜碧的瓜果。曹丕《与朝歌令吴质书》：“浮甘瓜于清泉。”此二句写夏日瓜果解暑之趣，趣在洒清水洗之，用快刀破之。句法略同清真《少年游》“并刀如水”，“纤手破新橙”。但写出细洒冰泉之趣，及以甘碧之感觉代瓜果之名称，则又显出白石词创新生趣的特色。体味上下文，言外时时有一种聊遣寂寞的意味。接着下一句“墙头唤酒，谁问讯、城南诗客”，反用杜甫诗事，直接写出自己客居的无限寂寞来。杜甫《夏日李公见访》诗云：“远林暑气薄，公子过我游。贫居类村坞，僻近城南楼。旁舍颇淳朴，所须亦易求。隔屋唤西家，借问有酒不？墙头过浊醪，展席俯长流。清风左右至，客意已凉秋。巢多众鸟斗，叶密鸣蝉稠。苦道此物聒，孰谓吾庐幽。……”“城南诗客”，就是借所居“僻近城南楼”的诗人杜甫来自指。纵是如杜甫那样，当佳客来访时，邻家有酒可借，一唤即从墙头递来，但自己却是索居无人过访，纵然有这种想法也是徒然。言“谁问讯”，可见是没有人来问讯。下即紧接“岑寂”二字，真可以说是冷清、寂寞啊。这一短韵，总挽以上所写种种生活细节，无一处不是对孤寂无聊地表现，同时也引起以下所写层层哀愁。“高柳晚蝉，说西风消息”，其意境也是顺手借自杜诗后面几句，但以情景恰当的交融，故不觉其有所借用之感。高柳晚蝉，声声诉说着时序将变、秋风将至的消息，其高迈苍茫的意象，透露着凄然以悲的心事。
“虹梁水陌。鱼浪吹香，红衣半狼藉。”换头以素描之笔写景，使人感觉笔力不懈怠。虹梁，摩状水乡拱桥之美。水陌，描绘湖心之堤如画一样。鱼浪吹香之句，传“鱼戏莲叶间”之神。二句的景象极其清美，似可用以忘忧。第三句红衣半狼藉，却将笔锋硬转，转写荷花已半凋零之凄凉景象，遂接起歇拍西风消息之意脉。邹祇谟《远志斋词衷》称道白石词“有草蛇灰线之妙”，这正好说明了白石词的这种风格。以上极写寂寥之感，时序之悲，下边，终于转出此词的本意——怀人。“维舟试望故国。眇天北。”维舟即系舟。原来，红衣半狼藉，乃是水上所见所指，故感触亲切如此。舍舟登岸后，遥望天北故国，却唯渺邈而已。“可惜渚边沙外，不共美人游历。”渚边沙外是指水岸。吴兴水乡之美，正如东坡《将之湖州戏赠莘老》诗云：“馀杭自是山水窟，仄闻吴兴更清绝。”可惜，此水乡尽管清绝之地，竟不得与故国之美人一起饱览旖旎的风景。美人在天一涯，渺不可及呵。白石怀人情感至深，由此可见。这正是词之内蕴所在。“问甚时同赋，三十六陂秋色？”“维舟”二句，“可惜”二句，此二句，皆挽合人我双方语，具见深情。唯前二句是眇望，中二句是感喟，此二句却是期待。曰“秋色”，似乎可期，但冠以“问甚时”三字，便觉无期，流露出心头的沉沉失落感。别易相会难，思之伤心无极。结穴“三十六陂秋色”，极美，亦应细玩。三十六陂，言水乡湖塘之多，也是荷花生长的环境。白石在吴兴另有赋荷花的《念奴娇》词云“三十六陂人未到，水佩风裳无数”，在此处用法相同。王安石《题西太—宫壁》诗：“柳叶鸣蜩绿暗，荷花落日红酣。三十六陂烟水，白头想见江南”，亦连结荷花而言。“秋色”二字连上“三十六陂”，并非泛指，乃是暗点秋荷。南朝梁昭明太子《芙蓉赋》云：“初荣夏芬，晚花秋曜。兴泽陂之徽章，结江南之流调。”足见江南陂塘的秋荷，也是很可爱的。“同赋”即是同赏，赏而有所咏，故云“赋”。结句拈出赏荷，与词中的序言直接在呼应并紧扣，而期于不可捉摸之“甚时”，亦可哀矣！词已毕而情却未了，正如刘熙载所谓：“幽韵冷香，令人挹之无尽。”（《艺概·词曲概》）至此，词人的未道出真意，以欲言又止，欲叙止的欲扬克抑的手法尽情渲染悲凉凄切之意，引人以揣度和深思，究竟为谁而愁，为何事而忧？
此词所怀思之人指谁，已难确考。可能是指一位挚友，但更可能是指一位合肥女子。词中，“维舟试望故国。眇天北”，可考证。按白石为饶州鄱阳（今江西波阳县）人，幼随父宦久居于汉阳（今属湖北武汉市）。鄱阳、汉阳，俱在吴兴之西方，不能说是望故国眇天北。从吴兴遥望天北，实瞩目于江淮一带。
当白石二三十岁时，客游于江淮间，曾与合肥女子结下终身不解的情缘。而此情却无法如愿以偿，铸成白石一生之悲剧。白石词集中有关怀念合肥女子之作，极多，极好（详夏承焘《合肥词事考》）。白石若以合肥为故国，应属情理之中，就像今天所称的第二故乡。无论所怀之人为谁，此词至深之情，都是能感动人肺腑的。
此词艺术造诣颇能见出白石词创作的特色。首先，是结构意脉之曲折精微。上片前三韵共七句，刻绘了种种生活细节，看似与怀人无关，但层层暗透寂寞之感，却正是怀人之苦的铺垫与烘托。歇拍与换头三韵共六句，描写时序变迁的消息，则是暗示离别已久之感，别易会难之悲，意脉已渐趋怀人之本意。但仍未点明此意。直至最后四韵六句，才一气倾注出望远怀人相思期盼之苦。末句又叹何时能同赏荷花，与词序所述自己“数往来红香中”遥遥映射，既有照应，又有发展。纵观全幅，结构曲折而意脉精微，层次分明，而意绪疏动，贯通全文。尤其千回百折于现境之内，显然有别于清真词的时空错综之结构，可谓白战不许持寸铁，确实表现出白石自己的特色。其次，是风格之清新刚劲。这要从两个角度分论。论其笔法，有清疏空灵之美，比如宕开笔墨去描摩生活细节、时序景物：“墙头唤酒”以下五句，运用杜诗，有正有反，有明有暗，不粘不脱，称意惬心，语同己出。又有刚劲峭拔之美，有如从暑日夏景之宜人硬转至西风消息，从虹梁、水陌、鱼浪之美景硬转至荷花红衣狼藉之凄景。论其字面句构，亦有生新精健之美。如邀凉、换日、吹香、眇天北等，无不字字新奇，句句生辉。而且全篇辞无虚设，笔无稍懈。（白石词几乎篇篇无败笔，这只有清真词可与媲美。）这样独特的笔法与字句整合，遂产生清刚之风格。第三，是声情与词情妙合一体。宋代精于音律的词人，前有清真，后有白石。
此词是白石创调，其声律独具匠心。全词用入声韵，其声激越。不协韵的句脚字，又异乎寻常的多安排仄声而少用平声。仄声高亢，与入声韵相联缀，遂构成一部激越的乐章。这对于表现深至高迈的怀人之情，不仅适得其宜，而且增添效果。尤其下片后六句为怀人重点段，前二句叠下韵脚，声情愈急密。后四句连用两个去声字作句脚，声情愈高亢。声情与词情，同时推向高潮。白石虽因词作不多，在南宋未能称为大家，但其词少而精，在技巧上的细腻与风格上的清瘦，也显示出独特的成就地位。于此词可见。
根据理解，结合注释46及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二句“俳优”应为“俳谐”。
曲学，乡曲简陋的学问。虚荒，虚假荒谬。小说，无足轻重之说。欺，欺人骗世。
这首诗是排斥俳谐怒骂的不良习气，体现元好问尚雅的旨趣。我国自古就有“诗庄”的传统，语言庄重而优雅是古典诗歌的特色。诙谐游戏和詈骂的文字被认为难登大雅之堂的。把文章当作游戏、调笑的工具，初见杜甫《戏作俳谐体遣闷》、李商隐《俳谐》，到晚唐时仿效的人便多起来。严羽《沧浪诗话》称宋诗“其末流甚者，叫嚣怒张，殊乖忠厚之风，殆以骂詈为诗”。黄庭坚《答洪驹父书》“东坡文章妙天下，其短处在好骂，慎勿袭其轨也”。苏轼却认为嬉笑怒骂可成文章，《续资治通鉴》卷八十六云：“轼与弟辙，师父洵为文，常自谓文章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虽嬉笑怒骂之辞，皆可书而诵之。”
但是元好问尊奉的是儒家的“温柔敦厚”、“思无邪”、“发乎情，止乎礼仪”的诗教理论，要求语言符合雅正的标准。因此，元好问不同意苏轼的观点，批评了“俳谐怒骂”的语言风格。元好问认为“曲学虚荒”，“小说欺”，谨奉儒家诗教，这也体现了他保守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