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乐窝中打乖叟，看花只看半开时。
二贤看花各有意，我亦有意看离披。
红飞换得绿阴出，潇洒颇与老眼宜。
麦风扬尘野色秀，梅雨蒸叶香气滋。
避人好鸟著巢稳，争春蜂蝶今何之。
本来生意无间断，静看游戏造物儿。
不观圣人画剥卦，剥穷于上复下随。
嗟乎人事正如此，盛非终盛衰非衰。
衰盛相乘乃常理，盛不必喜衰奚悲。
谁知世情偏喜盛，我看花衰我自知。
安乐窝中打乖叟，看花只看半开时。
二贤看花各有意，我亦有意看离披。
红飞换得绿阴出，潇洒颇与老眼宜。
麦风扬尘野色秀，梅雨蒸叶香气滋。
避人好鸟著巢稳，争春蜂蝶今何之。
本来生意无间断，静看游戏造物儿。
不观圣人画剥卦，剥穷于上复下随。
嗟乎人事正如此，盛非终盛衰非衰。
衰盛相乘乃常理，盛不必喜衰奚悲。
谁知世情偏喜盛，我看花衰我自知。
这首诗以月亮为意象，以“对月”为题，自己即将离开蜀地的时候，故人已经远远地留在后边，只有月亮是不懈的伴侣，表明了诗人孤独的处境和凄凉的心境。
这首诗的前四句是说作者即将离开蜀地的时候，故人已经远远地留在后边，只有月亮还一直陪伴在身边。起言“百壶”载酒，以示在凌云山设酒送行的人很多，但“谁似”二字轻轻一拨，就在故人的陪衬下突出了峨媚山月同作者的联系。这是《舟中对月》一诗最成功的艺术手法之一：从此“月”便成了故人，下边的抒写全在“月”、“我”之间进行。
中间四句主要写月。峨媚的月亮到了渝州，尚且频频“窥船”，可见月有情；即将到达渝州，凌云之酒方才“初醒”，在浓醉的背后读者也许看得出“不忍别”时作者借酒浇愁的初衷，是人有意。更妙的是人初醒时看见的只有月光的“凄冷”，这里“月色恼人眠不得”竞成了“月挂凄冷眠不成”了。诗中说“江空”、“人静”，因此“钓丝”当指竹，“葛巾影”当是作者自己的影子。“江空”两句不用“月”字，但竹形袅袅，人影翩翩，分明是一片空明的月光，状物至此，可谓神笔。对月只见“葛巾影”，不但再写孤独，而且以“起舞弄清影”启下句中的“哦诗”。
最后四句诗终于由孤寂进入飘逸，在清寒中寄寓作者对自我解脱的追求。诗至此，人由醉中别友到江船初醒，再到哦诗不睡；月则由峨媚山巅到时窥船窗，再到清光满船，最后月光入骨、月人一体，把“舟中对月”这一题目发挥到淋漓痛快的地步。
结尾两句，“更漏不到”直承“我欲仙”，同时又用无更漏暗台唯有月满船的意思——这里明写更漏，暗写月光，但结果怎么样呢？结果是虚无的是更漏，实际存在的倒是月光。“沙禽背船”继续写“月满船”，因为只有月光明亮，离去的沙禽才清晰可见；不过，诗句又以沙禽背船而去照应诗人遗世欲仙：这两句字字不离“月”和“我”，却又能字字不涉“月”和“我”，象这样的诗句，其可谓炉火纯青，余音满万壑。本篇截中有纵，是善于收束的神品。
方东树的《昭昧詹言》说它是李白、苏轼合作，大约首先是因为起句用东坡《送张嘉州》诗中“颇愿身为汉嘉守，裁酒时作凌云游”，第四句、第六句用太白《峨媚山月歌》：“峨媚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第八句又用太白《月下独酌》：“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不过，更重要的却是此诗清隽奔放，飘逸欲仙，酷似太白；轻灵流丽，如行云流水，又颇类东坡。然而也应该看到，陆游是一位个性十分鲜明的诗人，他向一切入学习长处，同时又主张：“文章最忌百家衣，火龙、蹦敷、世不知。谁能养气塞天地，吐出自足成虹、你。”在这种创作思想的指导下，他以超迈的笔力熔太白、坡公于一炉，自铸雄浑奔放、明朗流畅的风格，因而使这首诗既如李白、苏轼合作，又为陆游所独有。
这是一首记梦词，写梦中京城元宵节的欢乐情景，以及梦醒后的凄清之境和失落之感，含蓄地表达了一种抚今追昔、怀才不遇的情绪。
上片写梦境。在梦中，词人仿佛又置身于东京热闹繁盛的元宵之夜。古代都市实行宵禁，闹市绝行人。唐以后，逢正月十五前后几日解除宵禁，让人们尽情观灯游赏。首句用词华丽欢快，使整个梦境处于欢乐美妙的氛围之中。
尽情游览之后，词人仿佛和一个女子相伴而归。这女子步态多姿，好像一步一朵莲花；这女子容貌娇美如秾艳的桃李。他们亲密地行走在一起，周围的环境是：“五更钟动笙歌散，十里月明灯火稀”。虽是曲终人散、天色将晓的时光，但节日的痕迹仍处处可见。“五更”暗示笙歌彻夜，喧闹时间之长；“十里”点出东京处处繁华，欢度佳节范围之广。从侧面烘托出东京元宵佳节的欢腾热闹，给人留下了想象余地，收到了以少胜多的艺术效果，也符合梦境似断似续、似真似幻的实际情况。
整个上片通过对梦境的描绘，体现了东京元宵之夜的良辰美景和舒心惬意，也表达了词人对之追念、珍惜、留恋的感情。
下片写梦醒之后的情和景，与上片形成鲜明对比。一觉醒来，笙歌、灯火、佳人全都子虚乌有。眼前是炉香袅袅，处境孤凄，脑海中梦境历历，回味无穷。现实与梦境，如今与往昔，孤凄与欢乐，对照分明。梦中京城，如今天涯；梦中佳节，笙歌灯火，激动人心，如今暮春，只有琐碎平凡的减衣换季；梦中的五更，他与佳人相伴，踏月赏灯而归，眼前的拂晓，只有对往昔的思念，更品味出此刻的孤寂。“凤凰城阙”远在天边，当年的生活亦不再来。“知何处”表达了一种怅惘之情。词人把目光望向窗外，梦中的灯月，心中的京城都看不到；稀疏的晨星中，一只孤雁鸣叫着飞过。这许是眼前景的实写，却更具象征和比喻。远离京城，有志难展的词人就正像那只失群的孤雁。在这一凄清画面衬托下，词人抚今追昔、郁闷失意的心绪显露无疑。
全词构思完整，一气呵成。上下片的环境、氛围、情绪截然不同。一梦一真，一虚一实，一乐一哀，对照鲜明，又侧重后者，强调词人今日的失意。做梦乃生活中平常现象，词人却能因之为词，创作出成功的佳构，抒发自己的哀乐，实非易事。
首联是单株牡丹的特写图。开头借用《典略》典故，以锦帷乍卷、容颜初露的卫夫人形容牡丹初放时的艳丽夺目含羞娇艳。次句用《说苑》典故，原典是鄂君举绣被拥越人，此谓“绣被犹堆越鄂君”，清人马位《秋窗随笔》及桂馥《札朴》已指出其为误用（桂谓当为“楚鄂君”）。诗人将牡丹的绿叶想象成鄂君的绣被，将牡丹花想象成绣被覆盖的越人，传神地描绘初开的牡丹花在绿叶的簇拥中鲜艳的风采。“犹堆”二字刻画花苞初盛时绿叶紧包的形状，与“初卷”相呼应。
颔联展示牡丹随风摇曳时的绰约丰姿。垂手、折越都是舞名，亦指舞姿。玉佩指舞女身上佩戴的玉制饰物；郁金裙指郁金草染色的裙。这两句以舞者翩翩起舞时垂手折越，佩饰翻动，长裙飘扬的轻盈姿态来作比喻，牡丹花叶在迎风起舞时起伏翻卷，摇曳多姿的形象。
前两联重在描绘牡丹静中的形态，颈联具体地描写了牡丹的色香。“石家蜡烛何曾剪”形容牡丹的颜色像燃烧着的大片烛火，却无须修剪烛芯。“何曾剪”西晋石崇豪奢至极，用蜡烛当柴，烛芯自不必剪。“荀令香炉可待熏”是说牡丹的芳香本自天生，岂待香炉熏烘。据说荀彧到人家，坐处三日香。旧时衣香皆由香炉熏成，荀令自然身香，所以说“可待熏”。
尾联写诗人陶醉于国色天香，恍惚梦见了巫山神女，盼望她传授一支生花彩笔，将思慕之情题写在这花叶上，寄给巫山神女。梦中传彩笔，典出《南史·江淹传》，这里反其意而用之，表明诗人心摇神荡的兴奋激动之情。
这首诗构思巧妙，借物比人，又以人拟物，借卫夫人、越人、贵家舞伎、石家燃烛、荀令香炉等故事描写牡丹花叶的风姿绰约、艳丽色彩和馥郁香味，使牡丹的情态毕现。最后诗人突发奇想，欲寄牡丹花叶于巫山神女。明写牡丹，暗颂佳人，一实一虚，别具一格，令人回味无穷。
《座右铭》是东汉崔瑗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世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两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两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
开篇“无道人之短，无说己之长”两句可归结为慎言。 “无道人之短”就是不直言他人的短处。儒家将人分为君子和小人两类，对于小人的短处，不能说，说了会得罪小人；而对于君子，因为君子能够“吾日省吾身”，能够不断地自省自查自纠，所以不必说：正所谓“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论语·卫灵公》）
“无说己之长”则是提醒自己不要自我张扬。《道德经》中有言： “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白矜者不长。”“说己之长”是为了获得他人的肯定、赞赏，进而获得利益。这种行为与儒家秉持的观念相悖。《论语·学而》有道：“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过分强调自己的优点，就会名过其实，从而与作者所提倡的“无使名过实”相背离。无论是慎言人之短还是己之长，都是要求做人要慎言二在《论语·学而》篇中，孔子要求弟子“讷于言而敏于行”，讷言即慎言。这是守愚的方式之一。此“无道人之短，无说己之长”与下文“守愚圣所臧”是一脉相承的。
“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是说施恩于他人不要再想，但接受他人的恩惠要铭记在心。《庄子·养生主》中云： “为善勿近名”，意思是做善事并不是为了博得好的名声。“受施慎勿忘”则是一种感恩意识、报恩观念的体现。两句中都有一个“慎”字，就是要提醒自己要时刻谨记，不可忘却。
“世誉不足慕”与“谤议庸何伤”两句则从荣与辱两个方面阐发作者的思想。无论是赞誉，还是毁谤，都要坦然视之、淡然对之。《道德经》中写道：“何谓宠辱若惊？宠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在作者看来，宠辱若惊不可取，为人应该做到宠辱不惊：为此必须要坚持以正确的人生准则衡量自己的得失，审视自己的言行。仁就是这唯一的“纪纲”。
“隐心而后动”，就是要在行动之前先审度自己的心是否合乎“仁”，只有合乎这一标准之后才能行动。 “守愚”也是“唯仁为纪纲”的具体实践。此外，从“在涅贵不淄，暖暖内含光”中可以看出，作者的守愚并不是指要愚昧无知．作者所说的“守愚”其实只是外表的愚，内心则要追求一种高洁的人格品质、近墨不黑的独立节操。
在做人的方式上，崔瑗强凋外柔内刚，以柔取胜：《道德经》中说“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犒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坚强处下，柔弱处上”。 “行行鄙夫志，悠悠故难量”一句表明为人太过刚强会招致祸患。
在行为方面，作者要求自己做到上文所说的“慎言”，也要做到“节饮食”。这是因为饮食是物质生活的重要方面，没有节制，便会贪婪争抢而要做到这两点，就要在观念上做到“知足”。
此文在艺术上有两点很突出。
一是在结构上，每两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两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显示出戛戛独造的修养和品德来。这样，全文的结构便由这两句一意的单元所组成，颇类似后世律诗的结构。
二是在语言上，采用五言形式。铭文这种形式，一般都是用在比较正规的场合，开国大典，盖世奇功，往往刻山勒石，以传诸后世。听以它多采用四言形式，以示典雅庄重；叩以《文选》所收铭文为例，前有班固《封燕然山铭》，后有张载《剑阁铭》，都是四言形式。而崔瑗比文，则通篇采用五言形式；确颇独特。其时五言形式，仅在民间流传，汉乐府民歌中比较多地采用这一形式，而文人圈子里则不太多见。前此虽有班固《双咏史诗》通篇一五言，但技巧颇为生疏，“质术无文”（钟嵘《诗品》）。崔瑗采用此式，大概是因为“座右铭”，写给自己看的，所以显得比较随便；而更重要的，是说明了崔瑗较注重从汉乐府民歌汲取营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