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下一杯寒食酒，青山三尺故人坟。
野田行客愁深草，江树残莺泣断云。
俯仰光阴伤往事，落花清泪共纷纷。
白下一杯寒食酒，青山三尺故人坟。
野田行客愁深草，江树残莺泣断云。
俯仰光阴伤往事，落花清泪共纷纷。
这首词是描写一个少妇在晚春时节缱绻怀人，愁眉不展，百无聊赖的情怀。
词分上下两片，上片写词中的女主人公触景生愁。第一二两句“亭前春逐红英尽，舞态徘徊。”写这个女子独处事中，举目窗外，所看到的是捕目落花，随风飞舞，看来，春花即将随着这片片飞花无声无息地消逝了。这显然突出了这正是晚春时节。“亭前”一句写“春逐红英尽”是拟人，实际上是少妇在拟自己：“舞态徘徊”看似花舞春归，实际是少妇内心的情思纷扰，无法平复。一个“徘徊”明是写花，暗是写春，尤其是写少妇心中的思忆徘徊。“细雨”不仅打湿了繁枝落花，而且打湿了少妇的思念，所以她才愁眉不展。伤春是一种文人传统，但同时也是一种思妇情怀，“不放”一句形象地写出少妇的愁思是那么浓郁而又沉重。第三句继续描写窗外的景色，漫天的漾潆细雨下个不停。晚春时节的花英是很容易谢树辞枝的，哪里经得起东风的摧残，更何况又加上春雨的打击呢?
正如词人辛稼轩所说： “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风物宜人的春天很快就要消逝了，这象征着岁月的蹉跎，青春的老大，教人愁绪满怀。“不放双眉时暂开，’’就是愁绪满怀的形象的说法，连让双眉暂时展开一点的笑意帆没有。真是“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以如此愁苦，还有更重要的生活上的原因。
词的下片描写女主人公绿窗孤处，百无聊赖的心情。起首两句"绿窗冷静芳音断，香印成灰。“继续描写环境，从描写环境的寂静中体现女主人公的孤寂心情。“绿窗冷静”是承上片的环境描写而转写少妇的自身境况。暮春时节，花落雨潺，一个人独守在空荡荡的闺房之中，总是一种凄清冷寂的氛围，但是这些并不是少妇忧思不断的真正原因，真正的原因是“芳音断”。冷清平添愁苦，而“芳音断。”则愁苦更浓。“香印成灰”看起来是写景，实际上是写人，“成灰”，既有时间的概念，也有心情的感慨，如唐李商隐有诗“蜡炬成灰泪始干”，其中“灰”字也是以意寓之的。这里少妇的心境似乎也同“香印”一起有“成灰”之感，其愁思苦闷之情不可谓不深。“可奈情怀”近乎白话，同后句一起直接描写，突出了无可奈何的心情，也暗点了百无聊赖的困境，虽然直白，但却言浅意深，把少妇那种梦寐以求的怀思之情准确地表现了出来。
朱熹撰写的《诗集传》二十卷(后人并为八卷)，是宋以后《诗经》的重要注本之一。他杂采《毛诗》《郑笺》及齐、鲁、韩三家之说，作以己意为取舍， 旨在探求《诗经》本义。这样，就使他的“传”打破了《毛诗序》的迷信，在理解上另辟蹊径。同时兼顾训诂与剖析义理，作以剖析义理为主，在阐释诗义上多所发明。这篇序文抓住有关《诗经》研究的几个带全局性问题，阐明了自己的观点。
首先谈诗所以产生的原因。他既沿用《毛诗序》的说法，又引《礼记》加以补充，认为感物生情，情思生言， 由于充分表达感情的需要，就产生了合于音响节奏的诗。他强调“诗者，人心之感物作形于言之馀也”，突出客观外物的作用，对《毛诗序》“情动于中”的观点作了补充。
其次谈诗的教化作用。他根据感物形言有邪正是非的观点，把诗的教化分为两方面：一是在上的圣人“所感者无不正”，故作“足以为教”，这是上以诗化下的一面；一是常人所感虽杂，但“上之人”加以选择“思所以自反”， “作因有以劝惩”，这是以诗刺上的一面。这些观点，是对《毛诗序》“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的进一步发挥。他又指出， “昔周盛时”，诗教大兴；及至衰微，“遂废作不讲”。但诗教“被于万世”，在于孔子的删诗。这是强调圣人在发挥《诗》的教化作用中所起的巨大作用。
再次谈诗的体制及其流变。朱熹认为，风、雅、颂体制的不同在于它们是不同性质的乐歌：风“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雅、颂是“朝廷郊庙乐歌之词”。他还沿袭郑玄《诗谱序》“正经”、“变风”、“变雅”的说法，对诗的流变加以具体阐释，并认为诗是“正”与“变”两方面的结合， “诗之为经”正在于这种结合，从作使“人事浃于下，天道备于上，作无一理之不具也”。这显然不同于《毛诗序》将“变风”、“变雅”仅仅归结为“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的产物。特别是强调风诗乃“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变雅为“贤人君子，闵时病俗之所为”等，发前人所未发，较之《毛诗序》显然更符合《诗》的创作情况。
最后谈学诗的基本原则。朱熹明确指出，学诗的途径首先是按照风、雅、颂的不同体制分别“求其端”、“尽其变”、“大其规”、“要其止”，也就是要从整体上把握诗的基本精神；然后“章句以纲之，训诂以纪之，讽咏以昌之，涵濡以体之”，即通过“章句”、“训诂”、“讽咏”、“涵濡”，来探究诗篇的具体含义。最后， “察之情性隐微之间，审之言行枢机之始”，诗的教化作用就能落实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实践之中。把握诗的基本精神，探究诗篇的具体含义，从作悟出“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鲜明地体现了宋学的时代精神。
以上所谈《诗》所以产生的原因、《诗》的教化作用、《诗》的体制及其演变、学《诗》的基本原则，可以说是朱熹研究《诗经》、撰写《诗集传》的指导思想，其核心固然是强调《诗》的教化作用。朱熹在宋代理学勃兴的背景下研究《诗经》，鉴于他在知行关系上坚持“知先行后”、“行重知轻”、“知行相须”，其中不乏可以拣拾的“真理颗粒”，故作在《诗经》的研究中往往能别出机杼，断以己意。这篇序文就超越了魏以来墨守《毛诗序》解《诗》的樊篱，明显地体现出对汉儒的诗学观念的修正和突破，从作成为《诗经》研究中的一篇重要文献。
这篇序文在写法上也颇具特色。全文采用问答方式，通过四问四答， 自然地转移论题，使得论题醒目、条理井然，加之论说透辟、浅显，语言整饬、精炼，成为古代序文的名篇长久流传。
此诗开头“褒斜不容幰，之子去何之”两句，明知故问，强调了蜀道之难，表明了对友人远行的担忧。颔联“鸟道一千里，猿声十二时”二句，一为空间，一为时间，真切具体地写出了友人行程之远，离别之久。颈联“官桥祭酒客，山木女郎祠”二句，通过对旅途情景的想象，表达了对友人入蜀旅途的关切。结尾“别后同明月，君应听子规”两句是对别后的想象和对友人的嘱咐。
随着阅历的加深和艺术上的成熟，王维晚年的作品审美选择更加入妙，点染更加出人意料之外。这首诗兴韵寄于风土，诗中官桥的巫祝，树丛的女神祠，都是入蜀道上特有的风物。作者又善于用数目字加以夸张，一千里写尽鸟道，十二时写尽猿啼，完全避开了送别俗套，寥寥几笔就把蜀地的险阻和风物的优美写出来，具有超俗的画意和诗情。首尾两联写尽的关切和相思，浑然神秀，无迹可求。纪晓岚说“一片神骨，不必凡马空多肉”，的确道出了此诗的妙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