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本文节选自《庄子・秋水》。庄子(前389？―前286？)，战国时宋国人，思想家，庄子和老子同属道家学派，合称“老庄”。

　　庄子生活的战国时代是一个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庄子对当时的兼并战争、剥削压迫乃至“人为物役”等现象极端不满，但又无可奈何。无可奈何中，他只希望在黑暗的社会中生活得愉快，能够顺其自然，得尽天年。于是，他以“道”为师，企图通过“心斋”、“坐忘”等方式与“道”融为一体，追求“无己、无功、无名”的无差别境界，而获得“逍遥游”，获得精神的绝对自由。庄子《秋水》本义是讨论价值判断的相对性，我们现在可以视之为相对独立的一篇选文，而给予积极的解释，获得新的启迪。《秋水》篇的主体部分是河伯与北海若的七番对话，本文只节选了其中的第一部分。

　　本文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第一自然段)，导论，写河伯观念的变化。初与百川比，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认为自己是天下最大的了。后与北海若比，河伯才知自己并非天下最大，引出与北海若的对话。

　　第二部分(第二自然段)，本论，写北海若的观点：一切都是相对的，没有什么可自多的。北海若的这段对话可分四层:第一层“曲士不可语道”，而河伯观于大海，已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因而“可与语大理矣”。第二层“天下之水，莫大于海”，“而吾未尝以此自多”，为什么呢？因为大小、多少都是相对的，海比河大，却比天小，所以没什么可自多的。第三层进一步阐述说明大小、多少都是相对的:四海和天地比，四海小;中国和海内比，中国小；人和万物与九州比，人都是小的。第四层所谓五帝、三王、仁人、任士所从事的事业都不过是“毫末”，伯夷辞让周王授予的职位，不食周粟，饿死首阳山；孔子谈论“仁”、“礼”，也都是“毫末”。伯夷为名，孔子为博，都是自多，都是错的。

　　本文是一篇以对话方式展开说理的论说文。在整体构思上，本文通篇采用寓言形式说理。作者虚构了一个河伯与北海若对话的寓言故事，通过两个神话人物的对话来展开说理、阐明观点，极大地增强了文章的文学性。《庄子》散文在先秦散文中最富于浪漫色彩。

　　论证上，多用形象比喻说明抽象道理，用比喻说理多是由个别到个别的比较论证法。运用比较论证法中，又包含性质相似的类比论证法，如“拘于虚”之井蛙、“笃于时”之夏虫与“束于教”之曲士之间的比较，便是类比论证;还包含性质相反的对比论证法，如“束于教”之“曲士”与“观于大海”，已知己丑、可与语大理的河伯之间的比较，便是对比论证。

　　《高帝求贤记》一文虽然短小，却清楚地说明了诏令求贤的原因、目的和方法。

　　刘邦起自布衣，对士人多有轻侮。但由于他在争夺天下的过程中认识到的天下多有赖于士人，为此他统一天下后，要治理天下，就急于寻访贤能之人，心情十分急迫。尽管此诏书是在刘邦在位晚年发布的，但这封诏书毕竟奠定了西汉的基本国策，功不可没。西汉大量贤士得到重用是在武帝宣帝时期。但是，要追溯西汉王朝的求贤历史，还要从这封诏书开始。

　　高帝刘邦求贤的根本目的，自然是为了使自己的统治长久，“世世奉宗庙亡绝也”。高帝之所以求贤，则是因为他从历史与现实两个不同的层面，清醒地认识了经营天下与贤人辅的紧密联系。就历史而言，世之王者莫高于周文，周文王在位五十年，国势强盛，其成名的关键在于任用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毕公、荣公、泰颠、闳夭、散宜生、南官适等贤人；世之霸主莫高于齐桓公，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其成名的关键在于任用管仲。就现实而言，贤人的重要性对高祖刘邦更是刻骨铭心。当初秦失其政，陈涉首难，豪杰蜂超，商祖起于闾巷之间，拨乱诛暴，平定海内，终践帝祚。他成功的根本原因之一在于善用智能之士。高祖曾云：“夫运筹帷帐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师，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能取天下也。项羽有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史记·高祖本纪》）。正因为知此，诏书才有“今吾以天之灵、贤士大夫定有天下，以为一家”云云。不论着眼于历史，还是着眼于现实，刘邦都迫切感到需要贤士大夫来治理天下。

　　诏书以周文、齐桓自许，以古之贤士期待今之人，流露了刘邦希冀王霸之业的雄心以及渴求贤才的迫切。诏书云：不惟古之人有智慧有才能，今天下人亦然，只因人主不肯结交，致使贤者无由进升。如此归咎人君，便见高祖礼贤下士之意，显得顿挫而又警醒。高祖本意在于进用贤者以安定汉家，却云“与吾共安利之”；一个“利”字，巧妙地将自身的好处幻化成了贤人的利益。如此说来，高帝求贤便有了为贤者打算图谋的含义。诏书又云：“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上文言“交”，此处言“游”，更表现出一种天子友匹夫的大度雍容的气度；尊之显之云云，则是直接诱之以势力。诏书结尾云：郡国若有贤者，“必身功为之驾”，“有而弗言，觉，免”；一个‘必”字、一个“免”字，再次表现了高帝求贤的精诚。由此可见，《高帝求贤诏》不仅层次划然，而且用语极具艺术性。

　　不过，政治在很多情况下都不会是这种停留在纸面上的温情脉脉牧歌。在封建社会，“飞鸟尽，良弓藏；狡免死，走狗烹”（《史记·越王勾践世家》）的悲剧一次次重演，所谓贤者，所谓智能之士，常常难以摆脱这种历史的悲剧。

　　这首词的上片主要表达对人间功名富贵的态度，抒发自已空有雄心壮志而无人赏识的心情。下片以孤高傲世的红梅自许，象征其渴望亲上战场杀敌立功的心愿。全词不假修饰，较少用典，直抒胸臆，激情迸发，很有感动力量。

　　上片主要写身世之愁。但因为他始终把抗金复国作为唯一的功业追求，于是在他的身世之愁中，透出的是他的爱国之恨。起韵突然一问，劈面而来，把作者对于世间功名——这一被庄子论为偶然性外物的蔑视和困惑，这一矛盾的感受显示出来，寄寓着比平叙更强烈的情感。“今古人间” 一语，有包拢人间的力量，显示出他对功名作追根究底探索的态度。接韵承上而来，又暗中反接苏词中“酹江月”的意思，表现出自己因为壮志难酬，功名难就，而滋生的无比忧愁。他用“重城”、“万里”这样极表愁恨之繁多与深远的字眼，说明往日愁恨的深远难消，又用“坚壁”这一显示人的活动和情感的词，来形容今日仍不能从愁恨中解脱出来，象苏轼那样，满腔激情为自然风月所安抚。他怪罪于风月的无情，其实是曲笔表明了自己的无心于自然风月。以下一韵，正面慨叹自己的身世：他本是为国家抗金复土所急需的人才，理应成为执政者那个“药笼”中的一味急用药石，可因为执政者推行投降路线，举国以清谈风雅为尚，以至于他这样的人才反而被抛弃不用，就如同当年赋才第一的司马相如混迹隐身于酒垆间一样。就这样，自己的光阴被消耗殆尽了，满头的乌发已白如堆雪，这是多么地可惜！他的命运悲歌，唱到此处，悲情无以复加。以下猛然顿住，收住这曲浩歌，以“坐中三杰”作为旁衬，唤起下文。

　　下片正面来抒发耿耿国忧。将希望和失望、安慰和痛苦揉合在一起来写，显得愈加感慨凄凉，情蕴丰富。首韵接上片末句而来，在意境上忽然宕开，在情调上突然振起。他即景生情，以凋零的黄菊与冲寒的新梅作对比，表明自己虽然衰老沉落了，但是却有继起的新人——也就是 “坐中三杰”在成长，作者对他们寄予了新的希望。以下不能自已地拾起“浩歌”余绪，再陈心曲。醉眼西望未复神州，觉得收复的希望太渺茫。揩眼的动作，既示意着他的老去，目力不佳；也表明他盼望之心态殷切，因而西望不能不慎重。孤鸿明灭，下得特能表现他欲罢不能、欲起不行的矛盾。如果没有这孤鸿，希望是一点儿也没有了，如果有很多的鸿雁在南北两地飞传消息，希望就很有保证。惟有这时见时隐的孤鸿，让作者实在难以放下心思。“万事”一韵，是作者对于翻覆如浮云来去的政局的悲愤叹息。“从教”一词，表明他对此浮云无定的局面的无奈与撒手，而“枉了冲冠发"，则显示出他生命的被浪费，热情的被枉费。这与开篇的追问“功名何物”，和下文的自许“药笼功名”相关合，显示极度愤慨与无奈。结韵以在长庚残月的凄清景色中怀念故人的意象，表明故人零落、自身孤寂的情感，结得悲怆。

　　值得注意的是，词人在开篇追问“功名何物”，表明他虽然对功名有困惑，但蔑视的情感更分明，而其下却自许“药笼功名”，说明他虽然否定世俗所追求的一般功名——也即富贵的别称，但却对于抗金复国的真英雄事业孜孜以求，希望建立那样的真正功名。作者的感情倾向和思想深度是明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