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岛的《宿山寺》载于《全唐诗》卷五百七十三。首联突出佛寺之高,颔联描写夜景之奇,颈联体现了山顶的高远幽深,尾联烘托出山上环境的幽僻。诗歌风格清幽淡雅,语言精练,尤其是颔联两句突出了诗星炼字的精妙,为后星所激赏。
“众岫耸寒色,精庐向此分。”从视觉形象写起:群峰高耸,山,无需多着墨,用一“寒”,其色自青,翠色浮空,透出一片寒意;而“耸”字极神,山高,峰极为挺拔。诗星投宿的寺院就坐落在群峰环绕的一座山峰的绝顶之上。作者用了水墨画的技法,勾画出山寺孤峙高寒的特点。
颔联始见奇笔,“流星透疏水”,星本不动,影落水中,水流而反似繁星流动,流淌中,繁星随水而逝,非是夜空中闪亮划过夜空之流星,空明澄净,引星入胜。最奇者,诗星竟把水分为疏和密,疏而能透,繁星倒影水中,厚密则显浊混,难以透莹光也。诗星之所以称为诗星,其感觉必异于常星的。月本不移,而片云飘移,云行而反似月走,且为两物相逆而行,诗星短短五字,尽也。观察之细致,构想之奇瑰,非一颗敏感之心性不能为之,令星拍案叫绝。这两句的妙处渲染出空山幽寂清玲的气氛,有力地衬托了山寺的凄冷荒寂。
“绝顶星来少,高松鹤不群。”从自然景观转星星事议论。“绝顶星来少”,是说山寺因在绝顶而星迹罕至,揭示了山寺的远离市尘。“高松鹤不群”,写独鹤单栖高松之上。鹤为仙禽,青霄遗举,不于鸡鸳为伍,本即离尘脱俗,益以古刹旁之高松,巢在其上,倍显其了无俗气,卓尔不群。松鹤在古典诗文中,常作为高洁与长寿的象征,现在看到松鹤,自然使星想到植松养鹤之星。这就为下面写寺中高僧作了铺垫。
“一僧年八十,世事未曾闻。”两句,写寺中只有一位八十岁高僧,虽然久经春秋,却双足未曾落于尘世,一直与世无争。读到这里,回头再看“绝顶星来少,高松鹤不群”二句,正是展现了具有象征意味的这位僧星的生活环境。推之全诗,可以看出,有此众岫环抱空寂之山,才有此绝顶孤峙之寺,有此绝顶孤峙之寺,才有此超然世外之僧;而身临其境,投宿其寺,亲见其僧者,唯有诗星一星而已。如是,诗星的襟怀意趣不言可知。这正是作者立意的高明之处。
全篇一山,一寺,一星,一水,一月,一云,一松,一鹤,一僧,来此一宿,不禁烦襟涤尽,皈依之念顿生。众岫之寒,流星之烁,林木之疏,走月之逆,片云之行,松巢之高,仙鹤之不群,老僧之混沌,契合一体,诗星的笔意,地僻境清,远离俗世,胸襟高洁,超群之致,随手拈来,流露于字里行间,实在令星叹而观止。
全文通过正反两方面的连论说了重农贵粟对于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安定生活所具有的决定性意义。作者在说明问题时运用古今对比,农夫与富商大贾的对比,法令与实际情况的对比,使他的主张得到更鲜明的表现,让统治者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其中特别是对农民现实生活的贫困穷苦的描写,揭露性很强。
所谓“谷贱伤农”,意思就是说,粮食太便宜了,就会挫伤农民种粮食的积极性,导致产量减少,这对国家的长治久安是有很大影响的。因为我国在历史上一直就是一个农业国,所以历代的统治者都很重视农业的发展问题。晁错认为蓄积多,则民心稳,统治稳固;而要增加蓄积,必须想办法使农民尽心于农业生产。但现状是农民忙活了一年,到头来却只有很少的收益,为了应付各种赋敛,有的甚至“卖田宅,鬻子孙”;而商人无农民之劳,却能“衣必文采,食必粱肉”。这种差距不可能使农民安心于农业,作者由此提出“欲民务农,在于贵粟”的观点。他的观点对于扭转“谷贱伤农”的状况是有好处的,对现代社会解决“三农”(指农村、农业、农民)问题,也是有借鉴意义的,但他尊崇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对待商业和商人也有一些偏颇和不公正之处,读者阅读时要注意。
对石鼓的出土,在韩愈之前,杜甫在《李潮八分小篆歌》中带过一笔,此后韦应物虽写过一首《石鼓歌》,但因缺少热情和略乏文采,恐怕在《韦苏州集》中也属下乘之作。只是他诗中“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一句,倒开启了鼓属何代的千年聚讼之门。及至韩愈的这首力作问世,才使石鼓之“光价”在后人心目中大大地增强和提高了。今天上距韩愈作歌又过去一千多年,十面石鼓尽管已无完字,但仍作为一级文物陈列在故宫博物院里,这不得不归功于韩愈的呼号之力。
开头四句明白如话,点出了写作的缘起。这四句中,“石鼓”二字凡三见,似乎平淡拖沓,其实不然。韩愈开创以文为诗的先河,不避同字且不避同式,正是古文的惯习。这里“劝”字下得十分精当,它省去了诗人几多犹豫的潜台词与推诿的闲笔墨,具有一字九鼎之效。韩愈向来自负于“金石刻画臣能为”(李商隐《韩碑》),但对此却自惭才疏,那么石鼓文的深奥难懂也就不言而喻了。
从“周纲陵迟四海沸”到“鬼物守护烦撝呵”为一段。前十句是诗人想象周宣王中兴王室、临御海内以及驰逐围猎、勒石铭功的图景。用了“沸”“愤”“大”“骋”“万里”“万世”等词,极状场面的壮阔和气派的雄伟。韩愈之所以承袭韦应物系年的说法,是有深刻的历史原因的。唐朝自安史之乱后,皇权受到极大的削弱,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外族侵凌,大臣猜忌,各种社会矛盾的激化,使李唐王朝迅速走向衰落。宪宗登基后采取铲藩镇、抑宦官的政策,使朝政出现了中兴之兆。诗人看到了历史的相似之处,因而在歌颂周宣王雄才大略的同时,自然融进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在宪宗即位之初平定剑南节度使刘辟后,韩愈即写过一首热情洋溢的《元和圣德诗》,对嗣皇的英明果断备加赞扬。所以《石鼓歌》的这段描写正传达出了诗人切望重振颓纲以臻于尊王攘夷的郅治局面的心声。“雨淋日炙野火燎”二句,是承上启下的关键。把石鼓流传千年而历尽的劫难浓缩在七字之中,这是略写。诗人认为石鼓得以完好保存,如果没有鬼神呵护是不可想象的,仅此而言,石鼓本身就已是稀世珍宝,又遑论其他无算的文物价值呢。寥寥两笔便为下文的切入阐发作好了铺垫。往下十四句是专对石鼓文作具体描述的。文辞的深奥,字体的朴茂,都使“好古”的博士先生心荡神怡美不胜收。即使剥蚀斑驳,他也会忍不住地赞叹一番。在那些古拙的字迹间,诗人任凭审美意识纵情驰骋:夭娇流美的线条,多像鸾凤翔舞,云君来下;交互牵掣的点画,又使人仿佛置身于珊瑚丛生的龙宫水府。笔力的雄健,使他想到金绳铁索的劲挺;笔势的飞动,似乎只有用禹鼎出水龙梭离壁才能传其神韵原本静止的书迹都化成了活泼的形象,他不禁沉浸在美的超然享受之中了。美感的获得与否,取决于审美体验的深浅程度,尽管韩愈断未见过“鸾翔凤翥众仙下”,但现实生活中的百鸟和鸣和万舞翩跹却并不少见。常人或许只能以平常的语言道出,而诗人却善于用浪漫的想象把常景编织成一幅云诡波谲的图画。对于石鼓文,韩愈并没有满足于正面的描写,他痛斥陋儒,深憾孔子,无非是想获得烘云托月的效果。后人不明乎此,因而有胶柱鼓瑟的责难,如宋洪迈《容斋随笔》卷四云:“文士为文,有矜夸过实,虽韩文公不能免。如《石鼓歌》极道宣王之事,伟矣,至云:‘孔子西行不到秦,掎摭星宿遗羲娥。陋儒编诗不收入,二雅褊迫无委蛇。’是谓三百篇皆如星宿,独此诗如日月也。今世所传石鼓之词尚在,岂能出《吉日》《车攻》之右?安知非经圣人所删乎?”但只需看看韩诗中“读难晓”、“得切磋”之句就可知道,诗人这样说不过是艺术的夸张,所谓恨之越深,爱之越切,如此而已。这一段是全诗的精华,原因在于它驾驭形象思维,把丰富的审美感受传递给读者,使之受到强烈的感染。
“嗟予好古生苦晚”以下直到结尾为最后一段。这段结合诗人自己的身世之感,既有追述,又有夹议,但更多的是流露出隐隐的惆怅和深深的惋惜。韩愈在文学上以“障百川而东之,回狂澜于既倒”(《进学解》)为己任,为了力矫时弊,他才主张崇古。因此他竭力称扬石鼓文,也应是这个文学宗旨的组成部分。他身居博士,“职是训诂”(《元和圣德诗》),把保护石鼓看作是应负的责任。为此,托故人度量坎坑,为安置作好了准备,又戒斋沐浴郑重其事地报告上司,本以为安置“至宝”是瞬息可办的举手之劳。然而无情的现实把他美好的愿望击得粉碎——那班尸位素餐的老爷关心的只是升官发财,他们对区区石鼓是丝毫不会“感激”(激动)的。在这里,一个“老”字生动地勾画出那种麻木不仁的昏聩神情。眼看石鼓仍继续其日销月蚀而归于沦灭的厄运,诗人真是忧思如焚。虽说目下标榜儒术,但据理力争恐怕还是于事无补,歌到这儿,韩愈不禁心灰意冷,喟然长叹。这一段写得苍凉沉郁,使人觉得诗人不仅在哀叹石鼓的不幸,而且简直是在嗟叹寒儒的卑微。为了反衬现实的荒诞,诗人还运用了两个典故,显得格外深刻而有力。第一个是蔡邕。后汉熹平四年(175年),灵帝不满于当时文字使用的混乱,特命蔡邕与堂溪典等正定六经文字,由蔡书丹上石,刻成后置于鸿都门前,每日前来观看的车辆,使街道为之阻塞。第二个是王羲之。东晋王羲之喜鹅颈之宛转,见山阴道士所养群鹅而爱之,道士因索写《道德经》一部,举群相赠。蔡王二人都是书圣,但前者擅隶书而后者工楷则,这两种比石鼓文晚起得多的书体尚且如此风光,那么当局的冷落石鼓,到底于心何忍。用典之妙,起到了振聋发聩的效果。
这首长诗一韵到底,如长河直贯而下,波澜老成。诗中又多用响字虚词,铿锵激越,朗吟上口,便觉有一股郁勃之气喷石于字里行间。如果用“驱驾气势,若掀雷走电,撑决于天地之垠”(辛文房《唐才子传·韩愈》)的赞语来评价这首歌行,自然会觉得绝非虚誉。
文章一开始表彰真隐士以树立榜样,接着指出假隐士周颙的名字,并把他隐居时与出仕后截然不同的行为进行了鲜明的对比,层层揭露其虚伪本质,描绘其丑恶面目。全文可分为四部分。
第一部分是第一段,主要是泛论各类隐士的行径不同。文章头四句写北山神灵,腾云驾雾,来到山庭,刻下了这篇移文。“夫以耿介拔俗之标”,以下五句,主要写隐士的风度和思想。“若其亭亭物表”以下七句,写隐士对功名利禄、荣华富贵的鄙视态度。他们视千金如草芥,视万乘如脱屣;他们常和神仙。隐逸之士接触,常与各种奇人交往。作者以赞赏的语气写真正的隐士,目的是为了衬托出假隐士的可鄙。故此,笔峰一转,指出有些人“终始参差,苍黄翻复”,使得墨翟,杨朱为之悲泣恸哭。 “泪翟子之悲”二句,用了两个典故。墨子见练丝而泣,为其可以黄,可以黑。杨朱见歧路而哭,为其可以南,可以北,接着又用了两个典故,尚生稻仲氏,来说明山林中已无真正的隐士,并引起下文。
第二部分是第二和第三段,写周颙先隐后仕的经过。第二段,揭露周颙隐居实非本意,他刚隐居时,立志甚高,似欲凌驾巢父、许 曲之上,一旦接到诏书就得意忘形,急欲走马上任。文章先用几个典故,揭露他冒充隐士,又写他凌驾一切,自命清高。妄自尊大。一旦朝廷派使者进山征召隐士,他就得意忘形,急不可待地想外出做官了。显露出庸俗的神气。第三段写周颙出仕后在官场上的活动 。“纽金章,绾墨绶,跨属城之雄,冠百里之首”,写周颙当上了本郡最大的县的县官,后又做了山阴县县令。于是整天忙于官场事务,处理文书,处理案件,还一心想超过张。赵、卓,鲁等历史上著名的能吏,甚至还想效仿治理三辅的能吏,名扬四海,声传九州。以前是那样热哀隐居,从衣着到风度。都装作隐士的模样,如今摇身一变,成为政府官员,而且还一心想往上爬,做大官。这一段和前边隐居生活相对照,变化之大,前后判若两人。
第三部分是第四段,写由于周颙的出仕,使此山深蒙耻辱。通过“南岳献嘲,北陇腾笑”写四周的山峰对北山当初容纳周颙做假隐士而加以嘲笑。接着又用骋西山之逸议,驰东皋之素谒”来表明山中的清议纷然并起。 逸议,素谒,均指隐逸者的清议。无论是四周群山的嘲笑和抗议,还是林、涧,桂,萝所表示的义愤和指责,都辛辣讽刺了周颙之类假隐士欺世盗名的虚伪情态。
第四部分是第五段,写拒绝周颙再来山上,充分表示了对他的厌恶和鄙视。先写周颙路过这里,纷纷表示不能再上当受骗蒙受耻辱,于是采取措施,拒绝他的到来,同时还要拦截他的车马,让他立即离开了北山。对这样的人真是深恶痛绝。
此文全篇用拟人化的手法描写山中景物的蒙耻发愤的心情,对山水草木的描写形象生动,语言精炼华美,对仗工整,音韵和谐,而且富有浓烈的抒情韵味。作者让山林景物全体出动,而且让他们富有人的感情,喜、怒、哀、乐,谈笑怒骂,揶揄嘲笑,矛头指向假隐士周颙,从而深刻揭露了士大夫们伪装清高实则苦心钻营。争名逐利的丑恶灵魂,具有深刻的抗判意义和现实意义。此文是骈文,全篇以对偶句为主,基本上由四字句和六字句相配而成,而且用典精切,笔锋犀利,因此成为南北朝以来广为传诵的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