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掩去作者的名字，读这首《临安春雨初霁》，也许会以为它并不是出自“铁马金戈”、“气吞残虏”的陆放翁之手。诗中虽然有杏花般的春色，却更隐含着“世味薄似纱”的感伤之情和“闲作草”“戏分茶”的无聊之绪。这是与高唱着“为国戍轮台”而“一身报国”的陆游的雄奇悲壮的风格特征很不一致的。
自淳熙五年孝宗召见了陆游以来，他并未得到重用，只是在福建、江西做了两任提举常平茶盐公事；之后五年，更是远离政界，但对于政治舞台上的倾轧变幻，对于世态炎凉，他是体会得更深了。所以诗的开头就用了一个独具易动的巧譬，感叹世态人情薄得就象半透明的纱。于是首联开口就言“世味”之“薄”，并惊问“谁令骑马客京华”。陆游时年已六十二岁，不仅长期宦海沉浮，而且壮志未酬，又兼个人生活的种种不幸，这位命途坎坷的老人发出悲叹，说出对世态炎凉的内心感受。这种悲叹也许在别人身上是无可疑问的，而对于“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的陆游来说，却显得不尽合乎情理。此奉诏入京，被任命为严州知州。对于一生奋斗不息、始终矢志不渝地实现自己的报国理想的陆游来说，授之以权，使之报国有门，竟会引起他“谁”的疑问。
颔联点出“诗眼”，也是陆游的名句，语言清新隽永。诗人只身住在小楼上，彻夜听着春雨的淅沥；次日清晨，深幽的小巷中传来了叫卖杏花的声音，告诉人们春已深了。绵绵的春雨，由诗人的听觉中写出；而淡荡的春光，则在卖花声里透出。写得形象而有深致。传说这两句诗后来传入宫中，深为孝宗所称赏，可见一时传诵之广。历来评此诗的人都以为这两句细致贴切，描绘了一幅明艳生动的春光图，但没有注意到它在全诗中的作用不仅在于刻划春光，而是与前后诗意浑然一体的。其实，“小楼一夜听春雨”，正是说绵绵春雨如愁人的思绪。在读这一句诗时，对“一夜”两字不可轻轻放过，它正暗示了诗人一夜未曾入睡，国事家愁，伴着这雨声而涌上了眉间心头。李商隐的“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枯荷听雨声”，是以枯荷听雨暗寓怀友之相思。陆游这里写得更为含蓄深蕴，他虽然用了比较明快的字眼，但用意还是要表达自己的郁闷与惆怅，而且正是用明媚的春光作为背景，才与自己落寞情怀构成了鲜明的对照。
接下去的颈联就道出了他的这种心情。在这明艳的春光中，诗人只能做的是“矮纸斜行闲作草”，陆游擅长行草，从现存的陆游手迹看，他的行草疏朗有致，风韵潇洒。这一句实是暗用了张芝的典故。据说张芝擅草书，但平时都写楷字，人问其故，回答说，“匆匆不暇草书”，意即写草书太花时间，所以没功夫写。陆游客居京华，闲极无聊，所以以草书消遣。因为是小雨初霁，所以说“晴窗”，“细乳戏分茶”这里就是品茶、玩茶道。无事而作草书，晴窗下品着清茗，表面上看，是极闲适恬静的境界，然而在这背后，正藏着诗人无限的感慨与牢骚。陆游素来有为国家作一番轰轰烈烈事业的宏愿，而严州知府的职位本与他的素志不合，何况觐见一次皇帝，不知要在客舍中等待多久！国家正是多事之秋，而诗人却在以作书品茶消磨时光，真是无聊而可悲！于是再也捺不住心头的怨愤，写下了结尾两句。
尾联虽不像古人抱怨“素衣化为缁”（晋陆机作《为顾彦先赠好》：“京洛多风尘，素衣化为缁”），但这联不仅道出了羁旅风霜之苦，又寓有京中恶浊，久居为其所化的意思。诗人声称清明不远，应早日回家，而不愿在所谓“人间天堂”的江南临安久留。诗人应召入京，却只匆匆一过，便拂袖而去。陆游这里反用其意，其实是自我解嘲。
在陆游的众多著名诗篇中，有壮怀激烈的爱国忧民之作，如《关山月》、《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有寄梦抒怀、悲愤凄切之作，如《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这些诗不是直抒胸臆，痛切陈词，就是笔墨纵横，抚古思今，都是雄壮的大气磅礴之作；作者也有优美淳朴的乡村生活描写，如《游山西村》；也有缅怀爱情、追思往日幸福的伤感之作，如《沈园》。等等这些，都与《临安春雨初霁》极不相似。《临安春雨初霁》没有豪唱，也没有悲鸣，没有愤愤之诗，也没有盈盈酸泪，有的只是结肠难解的郁闷和淡淡然的一声轻叹，“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
严酷的现实，使他不得不对朝廷对皇帝，对人生对社会作出一些阴暗的结论。与他的许多寄梦诗不一样，在深夜，万籁俱寂时，作者眼前没有现实生活的情景搅扰，可以对着旷远的星空和雨夜任意地幻想，说任何放言达词。而身在繁荣帝都，作者却身不由己。临安城虽然春色明媚，但官僚们偏安一隅，忘报国仇，粉饰太平。作者是时刻清醒的，他在表面的升平气象和繁荣面貌中看到了世人的麻木、朝廷的昏聩，想到了自己未酬的壮志。但他既不能高唱，又无法托情梦，只好借春色说愁绪，把春天写成了无情之物。
可以说《临安春雨初霁》反映了作者内心世界的另一方面，作者除了在战场上、幕帐中和夜空下高唱报国之外，偶尔也有惆怅徘徊的时候。在几乎同时所作的《书愤》中，作者就截然不同地表现了一贯的豪情。《书愤》在一定意义上是作者对自己悲壮一生的总结。“早岁那知世事艰”，却终有胆量说“千载谁堪伯仲间”，把一生留给历史公断。《临安春雨初霁》、《书愤》的比较可以显现出诗人感情思想的一个短时期的反复。陆游毕竟是陆游，他不会永久地停留在“闲”“戏”之上的。不久后他在严州任上，仍坚持抗金，并且付诸行动，表达于诗文，终于又被以“嘲咏风月”的罪名罢官。他的绵绵“杏花春雨”，在《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中，发展成了“铁马冰河入梦来”的疾风暴雨。
一个诗人的性格是复杂的，一个始终刚强不屈、矢志不渝的烈士，也难免间或惆怅抑郁。这种抑郁惆怅与其雄奇悲壮并不矛盾。唯其抑郁惆怅得苦不堪言，才有更强烈的情怀的喷发。诗中一开头就道“世味薄似纱”，正是作者对现实的否定，也体现出作者的刚直气节。诗末拂袖而去，也是诗人对浮华帝都的不屑。因此，透过原诗的表面，依稀仍可看见一个威武不屈的形象，这个形象才是作者真正的一贯的自己。
“华灯照宴敞豪门，娇女严装侍玉樽。”
这里的“华灯”“玉樽”既是写实，更是用以烘衬“豪门”的穷奢极欲铺排张扬的生活。“娇女”，说明少女处于一种被压迫无力抵抗的地位。两句对衬：一面是奢侈荒淫，一面是生活所迫；一面是酒食喧腾，一面是强为欢乐。两句写了同一场景，而人的苦乐迥异，这正是身份背景对立的表现，也是当时社会贫富悬殊的真实写照。
“忽忆情亲焦土下，佯看罗袜掩啼痕。”
这两句全是写“侍玉樽”的“娇女”。面对着这伙酒气熏熏的富豪们，少女忽然想到了在另一个“世界”另一个“天地”里的亲人。她流下了眼泪，但是这眼泪却不敢也不愿让人看见，一个“掩”字，语重千钧，深刻地反映出这位孤苦无依少女的处境，凝聚着作者鲁迅深厚的同情。“佯看”，见出少女的聪明智慧，更见出少女的不得已；“强颜欢笑”的痛苦，才是最深沉的痛苦。
这首诗作者在“尺幅”之大的画面上，绘出了当时生动的阶级压迫情景，囊括了彼时国民政府统治下的“现实”世界。当时的旧中国，一面是“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吃人者”的荒淫与奢侈；一面是“人们受饿、受冻、受压迫”的“被吃者”的痛苦与呻吟。诗的思想内涵是既广袤而又深刻。
在艺术上作者采取了“以小见大”“以点代面”的写法，由于作者深知七言绝句的“局限”性，所以他一面选取了豪门盛宴这一场景，一面却以“娇女侍樽”作为中心出现在“画面”上。表面看来，前者是“主”，后者是“宾”，但实际恰恰相反，诗的主题中心在“娇女”（她代表着一个阶级，一个“世界”），而“华灯照宴”那喧腾气氛，不过是用来衬托这一中心人物，反衬她的可亲可敬，以及值得同情。
这是一篇游子伤春怀人之作。
上片写惜春思归。“急雨收春，斜风约水”。写暮春时节，雨急风斜。这第一句写得别致新颖，其中“收”字尤见功力。不言春将尽，不言春归去，而曰“急雨收春”，看一“收”字，至使“急雨”反客为主，造语生动俏皮。急雨收回春天，斜风拂掠水面，而“浮红涨绿鱼文起”接着写暮春时节水面上的景致。红化凋零，飘飘洒洒落满江面；江水上涨，绿波荡漾；鱼儿游弋，激起阵阵波纹。这里的“鱼文”二字最易引起人的暇思。中国自古就有鱼雁传书之说，书信常被称为“鱼书”或“雁书”。这“鱼文”仿佛就是幻化了的书信，勾起游子无尽的相思。“年年”两句直写惜春。游子珍惜春天，舍不得春天离去，见春将尽，落红飘零，意绪万千。正如辛弃疾所云“惜春常怕花开早，何况落红无数！”游子惜春，可春并不理会，春归时也不懂得招呼游子，不知约游子结伴而还。春本无知，春本无晓，如此怨春，似乎无理，然而更显其情真意切。这正是人们常说的无理有情之妙。
上片惜春思归，下片自然而然地转入怀人。“留恨城隅，关情纸尾。”写当初与妻子的离别及日后的书信传情。城隅，即城角，当初与妻子离别之处。不忍离别，却又不得不离别，于是便有“留恨城隅”。一个“恨”字笼罩了下片，也为读者理解全词提供了一个契机。不能相见，只能在书信纸尾看到妻子的一片关切之情了。接下去作者描摹了抒情主人公凭栏远眺的镜头。中国古典诗词中常借凭栏远眺写愁绪。李煜有句云：“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浪淘沙》）辛弃疾有句云：“休去依危栏，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摸鱼儿》）“阑干长对西曛倚，”写抒情主人公倚着栏干长久地凝视着西天的落日。熟悉中国古典诗词的人都懂得这是一个痛苦的形象。结尾化用杜甫《春日忆李白》诗句，杜诗云：“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以遥望对方所见的景致极写了两人之间深厚的情谊。贺词云：“鸳鸯俱是白头时，江南渭北三千里。”写夫妻老矣，却关山阻隔、江南渭北天各一方。这结处用语质拙，不雕饰，不张扬；江南渭北已溢出无限情思，而鸳鸯白头更让人感慨万端。
贺铸善于写情，往往情真意切，此篇便是一例。贺铸善于处理结处，此词上片结处的无理而妙，下片结处的质拙含蓄，都给人以极大的艺术享受和启迪。
上片，写荔枝贡史。“闽溪珍献，过海云帆来似箭”，叙述运输贡品荔枝的艰辛。不“珍”不能作为“献”品。皇上看中了的荔枝，就是远隔千山万水，还是得按时送到。其辛苦程度可想而知。原来运贡荔枝是从陆路，即是这样，仍然免不了遭受劳民伤财之灾，因要保鲜，不得不经由海路运输。‘“云帆”说明船如云集，多而繁忙。“似箭”说明时间快速，来往不停。然而，历史是无情的。唐代咸通七年（866年），终于停贡荔枝，使得朝廷上下“金盘”皆罄，即词人在词中所写“玉座金盘，不贡奇葩四百年”。这种贡历史的结束，标志着中国农民人权取得一大进步，值得庆贺。
下片，词人写自己现时食鲜荔枝的美昧。“轻红酽白，雅称佳人纤手擘。”历史衍进到了宋代，荔枝的命运发生了变化。谁能想象，当年皇上能见到现时“轻红酿白”的鲜荔枝，能见到现时这种“佳人纤手擘”的鲜荔枝。若不是贡荔枝史的结束，今日词人也只能望荔枝而止步，也吃不到“闽溪珍献”。正是词人在宴游会上，吃到了“佳人纤手擘”的“轻红酽白”、“凝如水晶”的鲜荔枝，他才这样兴趣昂然地赞美鲜荔枝。“骨细肌香，恰似当年十八娘。”由“轻红酿白”写到“骨细肌香”，赞颂了荔枝的外表美和内在美，胜似“佳人”“十八娘”。自古文人以美女来写花果是最愚笨的。然而词人以“十八娘”来美化荔枝则有其特殊的含意。词人吃的鲜荔枝“恰似当年”名叫“十八娘”荔枝珍品，富有传奇色彩。
全词，以古今对比的手法，写了词人西湖食荔枝的情趣。色调鲜明，词语轻快，有如“佳人纤手擘”荔枝似的。词中提到的“十八娘”，一语双关，既赞美了十八娘，又烘托了荔枝品质。
大家又叫新来的邢岫烟、李纹、薛宝琴每人再作一首七律，按次用“红”、“梅”、“花”三字做韵。专命折得红梅的贾宝玉做一首《访妙玉乞红梅》诗。
随着封建制度日趋衰落，当时的豪门，特别是贵族人士，在精神上也日益空虚，做诗成了一种消磨时光和精力的娱乐。他们既然除了“风花雪月”之外别无可写，也就只得从限题、限韵等文字技巧方面去斗智逞能。小说中已换过几次花样，这里每人分得某字为韵，也是由来已久的一种唱和形式。描写这种诗风结习，客观上反映了当时这一阶层人物的无聊的精神状态。
从人物描绘上说，邢岫烟、李纹、薛宝琴都是初出场的角色，应该有些渲染。但她们刚到贾府，与众姊妹联句作诗不应喧宾夺主，所以芦雪庵联句除薛宝琴所作尚多外，仍只突出史湘云。众人接着要她们再赋红梅诗，是作者的补笔，借此机会对她们的身份特点再作一些提示，而且是通过诗句来暗示的。薛宝琴是“四大家族”里的闺秀，豪门千金的“奢华”气息比其他人都要浓些。小说中专为她的“绝色”有过一段抱红梅、映白雪的渲染文字。她的诗犹如是在作自画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