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谏逐客书》是李斯给秦始皇的一个奏章，发生在秦王嬴政十年。秦国宗室贵族借韩国派水工修灌溉渠，阴谋消耗秦的国力，谏秦皇下令驱逐一切客卿。秦王读了李斯这一奏章，取消了逐客令。可见本文说服力之强。
作者先谈历史，以穆公、孝公、惠王、昭王四位国君召士纳贤为例，强调重用客卿之重要。接着再谈现实，作者列举秦王的爱好，诸如昆山之玉，随和之宝，明月之珠，以及所佩太阿剑，所乘之纤离之马等等，都是来自诸侯各国。
实效性
首先是《谏逐客书》具有明显的实效性。实效，就是要讲求实用，注重效果，这就涉及到公文的目的及功能。公文不像艺文那样，优游浸渍，潜移默化，以美感人，公文乃是“政事之先务”，它的目的是为了完成特定的公务，它的功能是可以解决实际的问题。从本质上说公文是一种实用性程式性的文书，以此区别于一般的文章或文学作品。公文所产生的客观效果是衡量公文实用性大小的一个重要尺度。所以公文撰制时必须事先预计效果，办理时讲究效率，客观上注重功效。徐望之《公牍通论》指出：“事前体察周详，令出务求实效。”这说的是下行公文。上行公文也要做到“下情不壅于上闻，谋事惟期其必达”。一篇公文，如果实用性不大，效果不显著，就很难说是上乘之作。因此，实效性显著，应是好公文的重要条件。以此看来《谏逐客书》正是具有实效性显著的特点。这篇公文最成功之处就在于，该文一上秦王，就达到预期的目的，收到满意的效果。司马迁在《李斯列传》中曾这样叙述过李斯上书的前因后果：“秦王拜斯为客卿。会韩人郑国来间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觉。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诸侯人来事秦者，大抵为其主游间于秦耳。请一切逐客。’李斯议亦在逐中。斯乃上书曰：“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复李斯官，卒用其计谋。”当时秦王的逐客令已下，李斯也在被逐之列，而凭此上书,竟能使秦王收回成命，由逐客变为留客、用客、重客，这就不能不承认《谏逐客书》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公文的实效性在这里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论断典范
其次，《谏逐客书》在“对事的论断”方面堪称典范。笔者以为“对事的论断”应视为公文的一个重要特征。事是公文的内容，论断是对公文内容的表达方式。“对事的论断”体现了公文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显然，公文须有事，刘勰所说“言事于主”、“指事造实”，徐望之所说“谋事惟期其必达”、“尚实事不尚虚文”，都指出公文的内容就是事，因为公文就是办实事的。但是公文在表达事时，不必对其来龙去脉进行具体的叙述，往往是高度概括，或者点到为止。公文对于事，主要是用“论断”的方法。正如《公牍通论》所述，“陈言论事”、“公文本质，重论断”。论断是个合成词，包含论和断两个方面。断，判断、决断之谓，对事的是非、得失、功过等表示肯定或否定的态度，对事的实施提出一定的办法。论是论事理，要受文者承办事务，必须把事理论说明白。简言之，断就是要办什么事，论就是办这事的理由。论是断的前提，如果不把事理论清说透，断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缺乏说服力。在古代公文中，由于文种不同，对事论断的情况也有差别，如下行的君命文种，比较偏重于断,凡戒敕、废立、告谕、政令等，都显示独断的至高权威，而上行文种的章、奏、表、议等则较侧重于论（当然也应有断），凡谏说、劝请、陈乞、弹劾、执异等，本身就需要有充分的理由，不论说何以达其目的。况且上奏文种面对的是国君这个特殊对象，更要情至理足。《谏逐客书》在这一点上，具有非常鲜明的特色。全文的断就是开头一句话：“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希望通过这一判断成立，使秦王接受，并收回成命，不要逐。为此在下文展开了有力的论说。开头这一断语的
特点是，在客卿已被逐的紧急情势下（《史记集解·新序》：“斯在逐中，道上上谏书。”），用非常警醒而委婉的言辞开宗明义，起句发意振聋发聩。本文尤具特色的更在其论的部分，对事理的论说充分深刻，令人信服。这里有必要指出两点，其一是用重笔浓墨，铺张排比，列举事例。如文中铺排了四君用客的大量事实，铺陈了秦王所喜爱的大量生活享用，由于事例充实，铺垫充足，加强了与下文的对比，因而得出的结论极其有力。而这些事例都有所依傍，且经过精心选择，因而显得可靠典型。从铺排的技巧来说，排比句接踵联翩，文意饱满，文气流畅，文势充沛,极有感染力。其二，在论证上的特点是正反并反复对比，层层深化。如在论证的首层，四君用客（实笔） 与“却客不内”（虚笔） 的对比，首层四君用客与次层秦王轻客的对比，次层重物与轻人的对比，处处在对比之中显示逐客之谬误。全文在逻辑关系上是步步推进，层层深化。时间上由远到近，推移有序：先言古代，次论现实，再次言及未来。在言及逐客的危害时，程度上由轻到重，步步升级：先说如果没有客卿，秦国就不会“富利”和“强大”；接着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直接落到统一天下这个关键问题，比上层更切近要害；再说弃
黔首、却宾客，是所谓“藉寇兵而赍盗粮”，资助了敌人削弱了自己，对秦国的不利更严重些；最后指出“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不仅不能统一天下，而且有亡国的危险，把逐客的危害引申到极点。这种由轻到重、步步推进的说理过程，避免一开始就突兀冲撞，造成相反结果，它符合人的心理接受规律。
针对性
再者《，谏逐客书》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公文的针对性一方面是指每件公文都是针对某一具体的事务而发，另方面也指公文具有比较具体的受文对象，受文者具有确定性。周知性的公文读者面较宽,但也有一定的范围；下行文受文的面相对说要窄一些，在现代的公文中有的还规定了阅读传达范围；上行文一般是给一个上级机关，受文对象很具体。古代的上奏文种是专门给君主的，对象最明确。公文写作时都视受文者的不同情况进行斟酌，有的放矢。《谏逐客书》的针对性，从内容上来说，是对着逐客这事而发，全文紧紧扣住逐客以论说其错误。文章这样处理很高明，因这逐客的起因是韩国人郑国劝秦王修筑一条灌溉渠，其目的是企图以浩大的工程耗费秦国的财力，使之不能对外用兵，如果就此事进行辩解，显然是没有道理的。李斯避开这个起因不谈，只抓住逐客对秦不利来论说，完全从秦国的利益着眼，这就容易使秦王接受。另外，李斯当时也无辜受牵连，但他在上书中片言不涉及自己，这样完全符合公文的本质要求，徐望之说：“公文本质之可贵，贵在一字一句皆从民生国计上着想。”针对逐客对秦不利来论说，正是从国计民生着想的体现。
《谏逐客书》的针对性，还表现在针对特定的受文者来采取谏说的策略。李斯上书是给秦王政这个具体的人看的，如果不熟悉这个人，不揣摩这个人的愿望、想法，不去迎合他的心理需求，那就很容易碰壁。对这个问题，刘勰有中肯的评价：“烦（顺） 情入机动言中务，虽批逆鳞而功成计合，此上出之喜说者也。”顺着秦王的感情、心理，引到统一六国的关键问题，符合主要任务的需要。当时秦王的最大欲望是兼并天下,凡是违反这一欲望，就难以立足，凡是利于达到这一欲望，就容易被接受。李斯紧紧抓住秦王的这一心理，把秦国的霸业作为整篇谏书的灵魂，贯串始终。在论说的首层以秦王政的祖先重用客卿造成“霸西戎”、“治强”、“散六国之从”、“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等成就去耸动秦王；在论说的次层则把用客卿提到“跨海内，制诸侯之术”的高度；再接着以古代五帝三王“不却众庶”无敌天下去打动秦王。总之，每个层次都反复论述这样一个根本的利害关系：纳客就能统一天下，逐客就有亡国危险。以利劝之，以害怵之，这就紧紧抓住了秦王的心，深深击中其要害，使秦王顺理成章地接纳其意见，并收回逐客令，达到了上书的目的。
以上论述了《谏逐客书》是如何有针对性地、成功地对逐客之事加以论断，使该公文收到了显著的实效。实效性、针对性、对事加以论断，这三个特征在文中体现最为突出。当然，该文还有个别其他的公文特征，像当时李斯已在被逐之中，写这篇上书必须十分注意时效，除了“道上上谏书”急就此文之外，在写法上开头单刀直入，指出逐客之错，使秦王为之震动。可见首句发意、开门见山，既为当时紧急情势决定，也是公文时效性的要求。
相思和借债给别人有一定的相似点，即都是出本钱的一方，共同点都是需要对方偿还，如果不偿还则一定不断地追；如果不追到手这赔就太大了，有时是本利全无。但放债的人目的就是追求利润，追求三分利，而相思的则只要把对方追求到自己手里则万事大吉，则是高傲的胜利者，根本就不计较利钱。这就是这篇小令比喻的基础。
“相思有如少债的”这句活的关键是“少债”二字，即谁是债权人，谁是债务人，谁少谁的债，谁是追债的人，这确实需要思索一下方可以理清。如果从付出的角度来看，当然相思者本人是债权主体，以下的抒情都是她的内心活动。
“每日相催逼”意谓每日都催逼对方还债，实际是每天都在催促对方表态，催促对方赶快答应自己的求爱。这句也可以理解成相思之苦日日催人逼人折磨人，令人无法躲避，这将那时时刻刻萦绕于心、无法逃避的思念之苦，极为真切形象地表现出来。“常挑着一担愁，准不了三分利”两句写相思者的精神状态，也极其形象生动。愁，是相思者经常担负着相思的忧愁和讨不回债务的双重忧愁，这忧愁是极其沉重而难以担负的，而且更是不能指望三分利了。因为相思本来是自发的，对方是否知道都不敢完全确定，故利钱就更不敢指望了。“常挑着一担愁”，把无形化为有形，抽象化为具体，生动地表现出相思之深重，显示出很高的想象力和语言表现能力。
最后一句点出这种债务了断的的方式就是“这本钱见他时才算得”，要求实在是太低了，见面时才能计算本钱，人家还不还还不好说，如果偿还算是要回了本饯，利息就不计较了。曲中把相思者一往情深，不可解脱而又急切之态描绘得惟妙惟肖。
小曲比喻新奇，语言爽利，一如小儿女声吻口气。用韵斩钉截铁，不押而叶，不期而遇，可谓百中无一，难有其匹。至于意味，更堪细玩。全曲浅中见含蓄，俗中见机巧，这是其高明之处。
这是北宋贺铸的一首歌咏恋情之作，以第一人称叙述口吻写一男子的痴情。上片写词人对他所钟爱的女子的追求，下片写失恋的痛苦以及自己对爱情的执着。
“清琴再鼓求凰弄，紫陌屡盘骄马鞚。”这是一组对仗句，一句一个镜头，场景互不相同。第一个镜头再现了汉代辞赋家司马相如在卓王孙家的宴会上，一再拨动琴弦，以《凤求凰》之曲向卓文君表达爱慕之情的那戏剧性的一幕。只不过男女主人公都换了。“紫陌”一句，镜头由家中移位到繁华的街上。写自己认准了美人的香车，跟前撵后地转圆圈，欲得姑娘之秋波飞眼，掀帘一顾。唐人李白《陌上赠美人》有诗句云：“白马骄行踏落花，垂鞭直拂五云车。美人一笑搴珠箔，遥指红楼是妾家”。刘禹锡也有诗句写都市春游的热闹景象道：“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可见，紫陌寻春之际，发生过很多与此相似的风流韵事。这两句词，如果说上一幕之鼓曲求凰尚不失为慧为黠，那么下一幕的随车盘马却就不免乎“痴”了。因此，“鼓琴”、“盘马”两句，虽同是写对爱情的追求，貌似平列，但却决非简单的语意重复，而是不同层次的情感流露。在那镜头的跳跃中，有时间的跨度，有事态的发展，更有情感的升级。这是不同层次情感的真实记录。
上文以排句发端，下文仍以俪句相接。这种作法叫做“双起双承”。在结构的转承上，第三句与第一句遥相呼应，回溯“鼓琴”之事。“流骄车音”句承接“紫陌屡盘骄马鞚”。这里“远山眉”一典，见刘向《西京杂记》：“卓文君姣好，眉色如望远山”。首句既以司马相如自况，这里乃就势牵出卓文君以比拟伊人，密针细缕，有缝合之迹可寻。词人似乎从那美人的眉眼之中，看透了美人对自己的爱意。正因为有这惊鸿一瞥，才使前两句之问略去了的情节进展有了关捩，既以见当时之“鼓琴”诚为有验，又证明后日之“盘马”良非无因。于是，悬而未决的问题便只剩下一个“盘马”的结局毕竟如何了，这就逼出了与第二句错位对接的“流骄车音牵目送”。那车轮轧轧，似轻雷滚动，一声声牵扯着词人的心，好似从词人的心上碾过一般。姑娘的辎軿车渐行渐远了，而词人却仍然驻马而立，凝目远送，望断离路。
“归来翠被和衣拥，醉解寒生钟鼓动”二句，写词人“目送”心中的美人远去之后，心情郁闷，痛苦不堪，他便借酒浇愁，去喝了一场闷酒，酩酊大醉之后，跌跌撞撞地回到家中，衣裳也没有脱便一头栽到床上，拥被睡去。及至酒醒，已是夜深人静，但觉寒气袭人，又听到寂凉的钟鼓催更之声。这“寒生”二字，既是实写，也分明写出词人心绪的凄凉、寂寞。听到那凄凉的钟鼓声，词人心绪也凄凉。
“此欢只许梦相亲，每回梦中还说梦”二句，词人笔锋两到，一方面以逆挽之势插入前二句间，追补出自己在“拥被”之后、“醉解”之前做过一场美梦，在梦中相亲相爱，百般温存，万种怜爱。这在笔法上来讲是叙事之词，另一方面，它又以顺承之势紧承前二句之后，抒发其“觉来知是梦，不胜悲”的深沉感慨，自是入骨情语，强作欢笑。本来一对热烈的恋人，不能朝夕相守，只能在虚幻的梦中耳鬓厮磨，这已十分凄楚、哀怜了，而词人却又“梦里不知身是客”，还要向她诉说这种温馨之梦，这就更衬托出处境、心绪的凄惨。像这样的“梦中说梦”之“梦”每每发生，其哀感顽艳之程度十分深重。这两句之中，蕴含了很多重刻骨的相思、铭心的记忆，含泪的微笑与带血的呻吟。一篇之警策，全在于此。
“梦里相亲”，但凡被爱神丘比特之箭射中了心灵的热恋中人，几乎无不有此情幻，是属对于实际生活现象的直观，诗家、词家、小说家、戏剧家人人能道，还不足为奇；而“梦中说梦”，则恐怕不是人们——包括作者本人之实所曾经，不能不说是建筑在现实生活基础上的艺术虚构（或对于生活现象所进行的艺术加工和再创造）了，正是在这一点上表现出词人的匠心独运。成如容易却艰辛，它决非浅于情者对客挥毫之际可以立就的，而是由爱情间阻的极端痛苦这一巨大而沉重的精神负荷从词人的灵魂中压榨出来的。诚然，《庄子·齐物论》曰：“方其梦者，不知其梦也，梦之中又占其梦焉，觉而后知其梦也。”《大般若波罗蜜多经》亦云：“如人梦中说梦所见种种自性。……梦尚非有，况有梦境自性可说？”自居易《读禅经》诗也有“梦中说梦两重虚”之句。贺词末二句的构思似从中得到启发。但前人以“梦梦”为理喻，显现出冷静的思辨色彩；词人则用作情话，闪耀着炽热的感性光华。由道家玄谈、释氏禅悦的语言机锋发展为诗人情词中的艺术杰构，可谓“冰，骄为之而寒于骄”（《荀子·劝学》）了。
此词写男子情痴，与写男子相思的众词相比，其情更深更痴。词中的抒情主人公，比起写闺中少妇的用情程度，也毫不逊色，可谓别具一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