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产不毁乡校和周厉王监谤的故事，人们都不陌生。但韩愈却在他的《子产不毁乡校颂》中把二者联系起来，加以对照。这就使人感到很有新意，而且能够从中得到深刻的历史教训。
春秋时，“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当时执政的是子产，他以礼法纲纪治国，进行了一些大胆改革。这就招致一些人的不满，批评，甚至攻击。有人建议毁乡校，子产坚决反对。他说：“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同导），不如吾闻而药之也。”（见《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子产对别人的批评采取的这种态度，是完全正确的，用现在的观点来分析，也是符合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论的。两千多年前的子产能够有这样的气度和认识，是十分难能的。孔子对子产的作法也十分赞赏。据《左传》记载：“仲尼闻是语（指上述子产的话）也，曰：‘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孔子把仁当作崇高的政治、伦理道德的标准，从不轻易以仁许人，现在居然据此即称子产为仁。这说明孔子认为这种作法就是仁的一种表现，为什么呢？因为这种作法和孔子的中庸学说是一致的。孔子的所谓中庸，并不是要人们对人处事不分是非，模棱两可。对于那种巧言令色的佞人、乡愿，孔子是非常鄙视的。孔子的所谓中庸，就是“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礼记·中庸》）孔子曾经说过：“君子之行也，度于礼，……事执其中。”（《左传·哀公十一年》）中庸学说承认事物存在着对立的两端，互相矛盾，又互相联结，应取长补短，以得其中，否则就会“过犹不及”（《论语·先进》）。要避免事物的任何一端超过了界限（用现代哲学的术语来说就是“度”），就要求使两端（即矛盾的双方）都能及时暴露出来，使人们及时了解，采取措施，否则就会使问题堆积起来，变得积重难返，甚或酿成大祸。子产说“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否则“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同导），不如吾闻而药之也。”这些话正是这个意思。
正确的认识方法，导致了良好的效果。当子产执政头一年，有的人对他整顿田地疆界和沟洫等改革措施不理解，不满意，就怨恨他，叫喊“孰杀子产，吾其与之！”正如韩愈在诗中所说的“国口嚣嚣”，仇视到了极点。但子产既不因为这些人的不满而停止自己的改革措施，也不对不满的人采取镇压（毁乡校）的办法。而是如韩愈所说的那样，“善也吾行，不善吾避”。结果，子产执政三年之后，舆（国）人诵之曰：“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郑人从实践中认识到子产的正确，对子产的态度也从仇恨变成爱戴，起了根本的变化。正因为如此，韩愈在诗中称颂“维是子产，执政之式（榜样）。”这样的颂词，子产是当之无愧的。
韩愈在诗中，也举了反面的例，就是《国语·周语》中著名的周厉王使卫巫监谤的故事。周厉王暴虐无道，国人批评他，他不但不改，反而派卫巫监谤，加以镇压。大臣召公劝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建议他多方设法听取各种意见，然后斟酌采行。但是，厉“王弗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可能是由于吸取了周厉王失败的教训，子产才能悟出乡校不可毁的道理（前面引述的子产的一些话和召公的话很相似）。
经过这样的对比，韩愈在诗中说：“成败之迹，昭然可现。”他通过两个历史故事，两种方法带来两种结果，说明管理国家应该采取甚么方法。当然，韩愈只是从巩固封建制度的立场出发的，但从认识论角度看，却有普遍的意义。
韩愈最后为子产的善政“化只一国”（他的教化只限于一个郑国），而大发感慨。”四海所以不理，有君无臣，谁其嗣之？我思古人。”韩愈以为天下之所以得不到正确的治理，就在于没有称职的良臣。因此，他对子产特别怀念。其实，在古代的封建社会，象子产这样的良臣，是很难被重用的，纵使一时能执掌权柄，实施改革，也免不了要遭到保守势力的攻击，一旦失势或死亡，其改革的善政便又复归失败，即所谓政以人举，也必以人亡是也。
历史的经验证明，健全的政治，不能只靠个别的圣君贤相，而要靠健全的政治法律制度，以保证人民群国可以批评议论执政者及其作为，社会上各方面的不同意见也都能及时反映出来，以便使人们通过实践、试验和比较，认识真理。否则就会如韩愈在诗中所说的“下塞上聋，邦其倾矣！”同时，制度还要保证使那些思想品质好、有才干的人材能不断地被选拔出来，担任重要的职务，使他们能大展宏图。
这首诗借菊花的遭遇，抒发自己惋惜之情。在唐宋时代，九月十日被称为“小重阳”，诗人从这一角度入手，说菊花在大小重阳两天内连续遇到人们的登高、宴饮，两次遭到采撷，所以有“太苦”的抱怨之言。
作者以醉浇愁，朦胧中，仿佛看到菊花也在嘲笑他这个朝廷“逐臣”，他痛苦地发问：菊花为什么要遭到“两重阳”的重创？对于赏菊的人们来说，重阳节的欢乐情绪言犹未尽，所以九月十日还要继续宴饮；但菊花作为一种生命的个体，却要忍受两遭采撷之苦。诗人以其极为敏感、幽微的灵秀之心，站在菊花的立场上，发现了这一诗意的空间。实际上，诗人是借菊花之苦来寄托自己内心的极度苦闷。借叹菊花，而感慨自己被馋离京、流放夜郎的坎坷与不幸，正见其愁怀难以排解。此诗语虽平淡，内涵却十分深沉。主要表现了作者一生屡遭挫败和打击，而在节日里所引发的忧伤情绪。
这首词分为上下两阕，上阕借景抒情，下阕缘情发议。它从当时世界性的大冲突出发，借助昆仑山脉的高大形象，抒发了诗人彻底改造旧世界，埋葬帝国主义，实现人类永久和平的伟大抱负。在毛泽东诸多的诗词杰作中，《昆仑》词以厚重的历史感、思想视野的开放性以及想象的新颖雄奇性，占有着特殊的艺术地位。词的上阕作者以夸张、比喻、拟人的手法，浓墨重彩，描绘了昆仑山光影交错的多角度、多层面的艺术形象。既突出了它“数学上的崇高”和“力学上的崇高”，也突出了它的高寒、多雪所产生的巨大破坏力。在正与反的强烈对照中，自然引发出一个促人深思的问题：对于此中的历史功过，究竟应当如何评说？
“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一起笔，巍巍昆仑奔来眼底，以其壮美的雄姿，造成强大的心理震撼。“横空出世”，以天地为上下标线极状其高。“莽”，以视觉印象的迷茫无际极状其广。“阅尽”则有两重意思：一是以人世沧桑为参照物突出昆仑的古老，一是以昆仑作为特定窗口来收视人类创造力的伟大。通过这一双向映照，实现了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赋予了昆仑山以历史巨人的崇高地位。人类历史中所包容的异质性的深邃内涵，由于这一变形化处理而变得格外鲜明和尖锐，强烈唤起读者对人类生存空间及人类历史命运的关注。
“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运用比喻和夸张的手法，描绘了昆仑山披冰盖雪，千里蜿蜒的气势，和这种巨大的自然力带给人类生存环境的严重的负面影响。这种巨大自然力的负面影响，到了夏天的时候就会变得更加酷烈。
“夏日消溶，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诗人忧国忧民的心情，也因此显得更为急切了。昆仑山是一个如此奇特的存在，它既是力的极致，又是灾的根源。对于这样一种矛盾的现象，必然引出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这是对以昆仑山为代表的自然力的深层属性的探索，也是对以昆仑山为见证的人类历史的深层内蕴的探索。诗人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以人民群众的生活疾苦作为集中的关注点，要求做出公正的评判，充分体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敢于向历史挑战的勇气，以及对全人类命运的自觉的责任心和崇高的使命感。
词的下阕，是作者对上阕中提出的问题，通过雄奇的想象所做出的美学回答。而今我谓昆仑”，是对“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的强劲对接。“而今是对“千秋”的接榫，“我”是对“谁”的接榫。“当诗人说着我的时候，同时也在指着人类和世界。”（别林斯基语）因此，这句词中所说的“谓”，就自然扩化成作为无产阶级自觉代表的诗人和作为人类历史文化象征的昆仑山之间的直接对话。“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是气吞山河的宣告也是对大山的指令，带有不容违拗的威严性，充分显示出无产阶级革命家主宰沉浮的伟力和自信。
“安得倚天抽宝剑，将汝裁为三截。“诗人借助想象的力量，对高寒多昆仑山重新进行工程性的精心裁制。在这举重若轻地扭转乾坤的“抽”“裁”二字之中，形象地表达了通过革命斗争去理想地改造世界的远大志向。战国时楚国的宋玉作《大言赋》，其中有“方地为车，圆天为盖，长剑耿介，倚天之外”。宋玉想象着把整个天地化成一辆大车，以大地为车，以圆天为车盖，在这样的大车上，有柄长剑，它的一头自然要延伸到天的外头。李白在《大猎赋》里说“于是擢倚天之剑，弯落月之弓，昆仑叱兮可倒，宇宙噫兮增雄。”李白想象抽出倚天剑来，只要呵斥一声便使昆仑山轰然倒下。李白的另一首诗《临江王节士歌》写自己的抱负，“白日当天心，照之可以事明主。壮士愤，雄风生。安得倚天剑，跨海斩长鲸”。宋代词人辛弃疾《水龙吟·过南剑双溪楼》：“举头西北浮云，倚天万里须长剑。”辛弃疾说需要倚天之剑来拨开云雾见青天。这些诗人的丰富想象显然影响了毛泽东并给了他创作的灵感。但是不同的是，古人笔下是“剑倚天”，而在毛泽东笔下则是“人倚天”，更加凸显人的高大形象。如此高大的巨人自然威猛无比，能够倚天抽剑，把昆仑山截为三段。
“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诗人继续发挥雄奇的想象，对裁下的三截大山做出了不偏不倚的处理，让昆仑山所蕴藏的巨大能量在经过兴利除弊的改造后，为全人类共同造福。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毛泽东曾明确表示：“我们要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才能打倒帝国主义，解放我们的民族和人民，解放世界的民族和人民。”这段话，可以帮助人们具体理解这三句词中博大精深的理性内涵；这三句词，可以看成是这段话中所强调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的艺术注脚。“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同此凉热”的“太平世界”，是人类理想社会的代名词，中国古代贤哲把它表述为“世界大同”，现代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家把它表述为“解放全人类”，即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共产主义社会。这是诗人对人类明天的衷心祝愿，也是对本词宏大主旨的画龙点睛。无疑，这一主旨的广阔和重大是旷世罕见的。它的无与伦比的广阔性，在于它对人类历史的全息包容；它的无与伦比的重大性，在于它对人类解放的总体启示。在人类面临二战浩劫的前夕，毛泽东以自己雄奇瑰丽的诗篇，表达出一个明确的方向：惟有彻底变革旧世界的社会结构，才能真正铲除战争的根源，全人类才能获得彻底的解放。
李白被迫离开长安已有两年，三年供奉翰林的生活让他亲眼目睹了唐王朝腐朽黑暗的社会现实。以唐玄宗为首的统治阶级穷奢极欲，利令智昏，他们为了排斥异己而进行的政治迫害更是令人触目惊心。这让李白对统治者的幻想逐渐破灭，内心的不平和愤懑与日剧增。这首诗是诗人写给堂弟的，所以语气上并不像“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行路难》）那样慷慨激昂。但是娓娓道来的叙述中依然时时隐现出诗人心底的不满和愤慨。
诗中反映了诗人的矛盾心情：他认为自己胸怀报国的壮志豪情，又有满腹才华，却没有一展身手的机会。只好随居，但心里却有不甘。并且躬耕也缺乏相应的条件。诗中用“楚人不识凤，重价求山鸡”，“傅说降霖雨，公输造云梯”。等典故表示了自己不受重用的悲愤。同时也传达出自己虽然受到排挤，但仍为边地的动乱而担忧的胸还天下之意。
诗歌开篇，作者从“楚人不识凤”到“久到咸阳西”交代了为什久居于此，援引楚人重价买山鸡的典故说明自己当初“献主”的错误：自己曾像那个拿着山鸡当凤凰献给楚王的人一样自信，现在反而明白是迷误，因为君王也许并不需要自己这样的人才。同时也表达了对统治阶级打压和排挤表示不满。接着作者对自己目前的生活状况进行了描写：“风飘落日去，节变流莺啼”，时光在无情流逝，眼看老之将至，而自己只能在这里看风起吹过，太阳升了又落，冬去春来，鸟儿飞走又飞来。作者同时对堂弟的到来表示欢迎：“自李寒未开，幽关岂来蹊。”意思是自花未开，没有人来攀折，我幽居在此，也没有人会来，只有你的拜访让我感觉到兄弟情深。然后写道“及此桑叶绿，春蚕起中闺。日出布谷鸣，田家拥锄犁。”意思是农家繁忙的时候，妇人要忙着养蚕，农人要忙着耕地，而自己一介书生，住在这不相宜的环境里，不可能与妇人一道养蚕，更不可能和农人一起耕地，于是只是孤独的在此。然而，这并不是诗歌的主题。作者很快将话题转移到对生活的不满和社会的担忧上去：“傅说降霖雨，公输造云梯”，他说，自己虽然有公输班那样的才能，却不能像傅说一样被重用，眼看着边疆战乱，生灵涂炭而无法献策立功。而“报国有长策，成功羞执珪”还强调了作者希望得到重用并不是为了高官厚禄，荣华富贵。最后作者写道：“无由谒明主，杖策还蓬藜”，意思是自己无法见到明主，没有办法得到重用，就这样已经到了拄着拐杖走路的年纪了，感叹空有满怀的壮志和才能却毫无用武之地。结尾“他年尔相访，知我在磻溪”是作者明志的话，说自己依然在等待，等待着文王相访，等待君臣相合，一展宏图。
李白洒脱不羁的气质、傲视独立的人格、易于触动而又易爆发的强烈情感，形成了李白诗抒情方式的鲜明特点。他往往喷发式的，一旦感情兴发，就毫无节制的奔涌而出，宛若天际的狂飙和喷溢的火山。本诗从“傅说降霖雨”开始作者的感情开始达到高潮，一步步升华。他的想象奇特，常有异乎寻常的衔接，随情思流动而变化万端。
从这首诗中可以看到，虽然李白对当时的统治阶级十分失望，但他并没有完全绝望，他还怀着重返朝廷的想法，希望献出自己的才华和力量，拯救黎民百姓于水火之中。诗人这种忧国忧民的感情和积极入世的态度，决定了这首诗虽然基调有些低沉，却在沉郁中有一股振奋之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