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群芳斗艳的花季里，被誉为国色天香的牡丹花总是姗姗开迟，待到牡丹占断春光的时候，一春花事已经将到尽期。历代多愁善感的诗人，对于伤春惜花的题材总是百咏不厌。而白居易《惜牡丹花二首》却在无数惜花诗中别具一格。人们向来在花落之后才知惜花，这组诗第一首却一反常情，却由鲜花盛开之时想到红衰香褪之日，以“把火”照花的新鲜立意表现了对牡丹的无限怜惜，寄寓了岁月流逝、青春难驻的深沉感慨。
全诗虽然只有短短的四句，但文气跌宕回环，语意层层深入。首句开门见山，点出题意：“惆怅阶前红牡丹”，淡淡一笔，诗人的愁思，庭院的雅致，牡丹的红艳，都已历历分明。“惆怅”二字起得突兀，造成牡丹花似已开败的错觉，立即将读者引入惜花的惆怅气氛之中。第二句却将语意一转：“晚来唯有两枝残。”强调到晚来只有两枝残败，读者才知道满院牡丹花还开得正盛。“唯有”、“两枝”，语气肯定，数字确切，足见诗人赏花之细心，只有将花枝都认真数过，才能得出这样精确的结论，而“唯有”如此精细，才见出诗人惜花之情深。这两句自然朴质，不加雕饰，仅用跌宕起伏的语气造成一种写意的效果，通过惜花的心理描绘表现诗人黄昏时分在花下流连忘返的情景，情笃而意深。
既然满院牡丹只有两枝残败，似乎不必如此惆怅，然而一叶知秋，何况那还是两枝。诗人从两枝残花看到了春将归去的消息，他的担心并非多余。“明朝风起应吹尽”，语气又是一转，从想象中进一步写出惜花之情。明朝或许未必起风，“应”字也说明这只是诗人的忧虑。但天有不测风云，已经开到极盛的花朵随时都会遭到风雨的摧残。一旦风起，“寂寞萎红低向雨，离披破艳散随风”，那种凄凉冷落实在使诗人情不能堪。但是诗人纵有万般惜花之情，他也不能拖住春天归去的脚步，更不能阻止突如其来的风雨。古人说过：“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古诗十九首》）那么，趁着花儿尚未被风吹尽，夜里起来把火看花，也等于延长了花儿的生命。何况在摇曳的火光映照下，将要衰谢的牡丹越发红得浓艳迷人，那种美丽而令人伤感的情景又自有白天所领略不到的风味。全篇诗意几经转折，诗人怜花爱花的一片痴情已经抒发得淋漓尽致，至于花残之后诗人的心情又会如何，读者也就不难体味了。
第二首诗自注说是写在“新昌窦给事宅南亭花下”。两首诗的题材完全一样的，都是“惜”牡丹花，但是切入的角度却又有所不同，前一首“晚来唯有两枝残”，是硕果尚存，而这一首却已是败蕊残花，一片狼藉，看上去简直有点惨不忍睹了。诗是这样开头的：“寂寞萎红低向雨，离披破艳散随风。”当牡丹盛开之时，当然不会被冷落，可是一旦花期过后，真的到了花萼低垂、冷雨萧瑟、花瓣飘落、随风飞散之际，就不会有人前来赞赏她曾有的富贵妩媚，或者关注她如今的凄凉处境。白居易用两个字“寂寞”，一语中的地道出了这其间的不幸。前一首以“惆怅”领起，说的是白居易惜花的无奈感受，这一首用“寂寞”开篇，点出了落花的冷落处境。这是一种真正护花使者才会有的境界，而绝不是那些附庸风雅、追随时髦者所能想象和体会的。咏物诗写到这个份上，其实已经是在借咏物而言志了，也许世界上什么时候都不会缺少锦上添花的善行，可是真正需要的却往往是无人喝采的雪中送炭呀。
接下来的两句诗，“晴明落地犹惆怅，何况飘零泥土中。”具体细微地刻画了风雨过后落红满地的景象，用的是一种欲擒故纵、欲说还休的表现手法，极尽强调、渲染之能事。先说哪怕在是风和日丽的情况下，开败的牡丹随风飘落也会令人感到无比惆怅，进而强调眼前所见，当初在枝头上或含苞待放，或笑靥迎人的花瓣已经不但开败，“何况”又纷纷“飘零”在风雨过后的“泥土中”，那种惨状，那份凄凉，只要是有一分爱花的心思，哪怕是石头人见了也要落泪了，更不要说白居易面对此景又该做何感想了，这实在是他无从表达也不忍明说的。诗歌也就在这种让人不忍卒读的情绪中，黯然而止了。
白居易此组诗一出，引起后人争相模仿，李商隐的《花下醉》：“客散酒醒深夜后，更持红烛赏残花。”在残花萎红中寄托人去筵空的伤感，比白居易的诗写得更加秾丽含蓄，情调也更凄艳迷惘。而在豁达开朗的苏轼笔下，与高烛相对的花儿则像浓妆艳抹的美女一样娇懒动人：“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海棠》）惜花的惆怅已经消融在诗人优雅风趣的情致之中。这两首诗历来更为人们所称道，但后人艺术上的成功是由于撷取了前人构思的精英，因此，当读者陶醉在李商隐、苏轼所创造的优美意境之中的时候，也不应当忘记白居易以烛光照亮了后人思路的功劳。
柳子厚与刘梦得在公元793年（贞元九年）同为赐进士及第，踏上仕途，二十多年来，肝胆相照，取长补短，是中唐文坛上的“双星”。孙昌武先生在《柳宗元评传》中 写道：“刘禹锡是柳宗元一生中最为亲密的友人，是一代差可与柳宗元比肩的卓越的思想家、文学家、政治家……二人交谊终身不渝，在政治斗争中同进退，相支持，在思想理论上互有影响，在文学上也共同切磋，相互学习。”从步入仕途到“永贞革新”，从革新失败到被贬谪，从奉旨返京到再度远谪，他们始终患难与共。永州十年，二人交谊最密切，通讯最频繁。公元815年（元和十年）旧历二月，二人作为“十一年前南渡客，四千里外北归人”（柳宗元《诏追赴都二月至灞上亭》）分别从永州、朗州回到长安，满以为劫难已过，对前途充满希望和幻想，谁知不到一个月，却被外放至更为荒僻的远州任职。是年三月，二人打点行装，携家带口，又一次踏上南下之路。就心态而言，彼此都凄然伤感，二人都幻想着有朝一日能东山再起，造福桑梓；但朝廷一再疏远，新贵们造谣中伤，其理想已被残酷的现实击得粉碎，纵有雄才大略仍无用武之地，因而更加愤懑。柳宗元便有“皇恩若许归田去，晚岁当为邻舍翁”（《重别梦得》）的打算，刘禹锡则更低调：“耦耕若便遗身 世，黄发相看万事休”（《答重别》），他们已把功名看淡，悟出东山再起遥不可及的道理。到衡阳后，一人往西南去了柳州，一人向南直奔连州，歧路分手，万语千言，甚为感人。刘梦得形容惜别时的情景为“归目并随回雁尽，愁肠正遇断猿时”（《再授连州至衡阳酬柳柳州赠别》），分手之后，相互写诗酬答，共六首，其中七律二首，七绝二首，五绝二首，均字字含情，句句有泪，深沉而郁抑，哀伤而悲凄。《衡阳与梦得分路赠别》为第一首。
首联两句，有回顾，有直面，起伏跌宕，贮泪其中。始“伏”而“起”，旋“起”而又“伏”，短短十四个字，把两位诗人十几年来的坎坷命运集中凝炼地表现了出来，引发读者无穷的联想和遐思：“永贞革新”失败后，“二王八司马”们死的死，病的病。两位诗人总算万幸，只是外放而已。但十年时间过的是囚徒般的生活，身心均受伤害。为官乃徒有虚名，治民又力不从心，持家实艰难异常。作者到永州后，老母爱女相继弃世，自己因水土不服而染病在身，所居处所凡四遭火，差点被烧死。名为六品官员，实则“弼马温”而已。故“颜色憔悴，形容枯槁”，不足为怪。好不容易等到皇恩浩荡，大赦天下，终于得以与友人在长安相见。“到秦京”为一“起”，心境也稍微好一点。谁知好景不长，到长安不到一个月，圣旨下，又把他们明升暗降地外放至更为荒僻的州郡做刺史，“谁料翻为岭外行”乃再一“伏”。此刻，一切希望都化为泡影，海市蜃楼般顷刻之间无影无踪，本是“憔悴”的面容又蒙上厚厚风尘，更显其“憔悴”。这一年柳宗元44岁，刘禹锡45岁，正是为国效力的大好年华，奈何贬谪远州，英雄失路，宁不哀哉。
颔联以伏波将军马援的故事暗点“古道西风瘦马”之意，令人瞻望前途，不寒而栗。作者说：想当年，伏波将军马援率领大军南征到此，叱咤风云，威风八面，战旗猎猎，金鼓声声，似在目入耳，可睹可闻；后人将其铸成石像，立于湘水西岸将军庙前，如巨人翁岭铜像立于咸阳宫门外一般，供人瞻仰，何其光灿。而今他等踏上这条古道，只见将军庙前荒草遍地，断壁残垣，不觉怆然泪下，虽是季春，却有《黍离》之悲。物已如此，人何以堪。想想自己的境遇，看看唐王朝的倾颓，则又平添了几分愁思，多加了一层愤懑。这一联妙在借古讽今，即景抒情。写伏波风采，叹自己身世；描故道荒凉，讽当朝衰微，从而再表“憔悴”之意，可谓一石双鸟，言在此而意在彼也。此联失粘，仓促成章之未暇订正，或竟不以律害辞，不以辞害意。亦见唐人知律而不为律所缚也。
李白诗云：“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对于柳、刘二人来说，头顶上就不只是一片浮云，而简直是满天乌云了，“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事如幽灵般伴其左右。据传刘梦得“十年憔悴到秦京”以后曾写诗两首嘲讽新贵，其中“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两句讽喻十年以来由于投机取巧而在政治上愈来愈得意的新贵们不过是他被排挤出长安后才被提拔起来的罢了，而“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 （《再游玄都观》）二句则暗刺朝廷政治危机，旧宠新贵们一“花”不如一“花”的现实情况。由于两诗“语涉讥刺，执政不悦”，新贵们于是大进谗言，一时间风云突变，厄运又至，两位诗人再度遭贬。作者说：老朋友，我们似失之慵疏呀。“慵疏”者，非懒散粗疏也，意谓迂直，坚持操守，固其本性也，无怪乎新贵与你我冰炭不相容。颈联“直以慵疏招物议，休将文字占时名”，妙在正话反说，寓庄于谐，似调侃，类解嘲。言下之意是：倘若我们能违心地歌功颂德，趋炎附势，少写几句讥讽的诗文，也不至于再度遭贬南荒吧。
尾联两句，表友情之深厚，叹身世之悲凄，将全诗的感情推向高潮。诗人说：你我即将分路，天各一方，想当年，苏武去国离乡，李陵赠别诗有“临河濯长缨，念别怅悠悠” 两句，我们分路，“怅悠悠”则同，但用不着“临河”取水，这流不尽的泪水便足以濯缨洗冠了——“垂泪千行”，看似乖谬，实则在理。这艺术上的夸张同样给读者以丰富的想象和深沉的思考。彼时彼地的两位诗人，命运坎坷，前途渺茫，可垂泪；生离死别，无缘再见，可垂泪；英雄失路，报国无门，可垂泪；新贵弄权，国之日衰，亦可垂泪。即使“垂泪千行”，也不足以表达我们的悲痛、愤懑、伤感、失落、依恋、忧郁互为交织的复杂感情啊！王勃云“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劝慰之中，尚有勉励，读之令人胸襟开阔，格调颇高，堪为千古名句；而此诗结句从苏李赠别诗中翻出无穷之意。尾联乃表两个断肠人相别，将国事家事融为一体，可忧可叹，形象地表达了诗人的真情实感，同样脍炙人口，且有令人潸然泪下的艺术效果。
诗人在回家途中所乘的船在武昌被大风阻滞，只好暂留武昌。全诗用了委婉曲折的抒情手法，前后两层意思乍看相反相对，实则相辅相成；尤其是后面故作解脱流露的却是更深更沉的愁思。前两句从正面入手，写自己的真实感受。以水喻情，形象生动。后两句曲折委婉，从反面表达自己的情感。恨不得一步便跨入家门却被滞阻在半路的诗人是没有那种闲情逸致整日间到水边散步的。最后一句同样如此，表面上说自己“贪看”武昌有名的柳絮飞花的景致而忘记了忧愁，事实上却正表明了心中无尽的愁绪。
这首小诗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就眼前景色取喻。所谓“无穷归思满东流”，是以水流无尽比喻内心的无限归思之情。这种手法并非方泽独创，如李白有“寄情与流水，但有长相思”之喻；李煜则说：“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欧阳修有“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四人皆以流水喻情思，李白喻相思之情，李煜喻愁苦之情，欧阳修喻离愁之情。不过方泽诗也有其独到处，就是即景取喻。人在船上，船在江边，临流凝睇，取水为喻，显得十分自然贴切；这水不是虚指，而是眼前的实物，这种即景取喻，最易达到情景交融的境地。
其实，全诗更“惊人”的妙处还在于委宛曲折的抒情手法。朱熹说，文章“曲折生姿”，这首诗的另一特点是它的委宛曲折、波澜起伏的抒情手法。一个人的心情，如果表现得太率直，则一览无遗，索然寡味；如果拐个弯，换个角度，欲擒故纵，欲抑故扬，便比较耐人咀嚼。这首绝句将诗人的心思和盘托出，却又盖上一层纱巾，让人去端详回味。明明是为风所阻，不得不停泊武昌，颇有迁怨于风之意，他却说“江上春风留客舟”，如同春风有意，殷勤劝留。实际是“阻”，却说“留”，这里是一折；明明是因被风所阻，无端惹了一怀愁绪，心烦意乱，他却说“与君尽日闲临水”。“君”是谁，诗人没有说，指船或者同船的友人均说得通。这无关大的主旨。重要的是“闲”字，诗人并没有那种闲情逸致来临流赋诗，这是实“愁”而说“闲”，这里又一折；明明是心中有无穷归思，有无尽乡愁，根本无心欣赏柳絮飞花，他却说“贪看飞花忘却愁”。固然，武昌柳是很有名的，古来诗人都喜欢吟咏，如孟浩然诗说：“行看武昌柳，仿佛映楼台。”但是，诗人此时的漂泊之感，使他无心去欣赏武昌的花柳。无心而说“贪看”，这里再一折。一波三折，委曲尽情，意味深长。大凡故作宽解之语的人，都缘于不解之故。这首诗正是因不解而故作宽解语。从心理学的角度看，这种故作解语式的委宛曲折的表现手法，是很合乎心理逻辑的，因而产生较强的艺术魅力。
宋代蔡绦《西清诗话》说，方泽“不以文艺名世”，而《武昌阻风》一绝“诗语惊人如此，殆不可知矣”，对这首诗推崇备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