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之仪这首《卜算子》深得民歌的神情风味,明白如话,复叠回环,同时又具有文人词构思新巧、深婉含蓄的特点,可以说是一种提高和净化了的通俗词。
“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开头两句,“我”“君”对起,而一住江头,一住江尾,见双方空间距离之悬隔,也暗寓相思之情的悠长。重叠复沓的句式,加强了咏叹的情味,仿佛可以感触到主人公深情的思念与叹息,在阁中翘首思念的女子形象于此江山万里的悠广背景下凸现出来。
“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两句,从前两句直接引出。江头江尾的万里遥隔,引出了“日日思君不见君”这一全词的主干;而同住长江之滨,则引出了“共饮长江水”。如果各自孤立起来看,每一句都不见出色,但联起来吟味,便觉笔墨之外别具一段深情妙理。这就是两句之间含而未宣、任人体味的那层转折。字面意思浅直:日日思君而不得见,却又共饮一江之水。深味之下,似可知尽管思而不见,毕竟还能共饮长江之水。这“共饮”又似乎多少能稍慰相思离隔之恨。词人只淡淡道出“不见”与“共饮”的事实,隐去它们之间的转折关系的内涵,任人揣度吟味,反使词情分外深婉含蕴。
“此水几时休,此恨何时已。”换头仍紧扣长江水,承上“思君不见”进一步抒写别恨。长江之水,悠悠东流,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休止,自己的相思离别之恨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停歇。用“几时休”“何时已”这样的口吻,一方面表明主观上祈望恨之能已,另一方面又暗透客观上恨之无已。江水永无不流之日,自己的相思隔离之恨也永无销歇之时。此词以祈望恨之能已反透恨之不能已,变民歌、民间词之直率热烈为深挚婉曲,变重言错举为简约含蓄。
“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恨之无已,正缘爱之深挚。“我心”既是江水不竭,相思无已,自然也就希望“君心似我心”,我定不负我相思之意。江头江尾的阻隔纵然不能飞越,而两相挚爱的心灵却相通。这样一来,单方面的相思便变为双方的期许,无已的别恨便化为永恒的相爱与期待。这样,阻隔的双方心灵上便得到了永久的滋润与慰藉。从“此恨何时已”翻出“定不负相思意”,江头江尾的遥隔这里反而成为感情升华的条件了。这首词的结拍写出了隔绝中的永恒之爱,给人以江水长流情长的感受。
作者用江水之悠悠不断,喻相思之绵绵不已,最后以己之钟情期望对方,真挚恋情,倾口而出。全词以长江水为抒情线索,语言明白如话,句式复叠回环,感情深沉真挚,深得民歌的神情风味,又具有文人词构思新巧,体现出灵秀隽永、玲珑晶莹的风神。
这首词反映了柳永的反叛性格,也带来了他人生路上一大波折。据传说,柳永善作俗词,而宋仁宗颇好雅词。有一次,宋仁宗临轩放榜时想起柳永这首词中那句“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就说道:“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就这样黜落了他。从此,柳永便自称“奉旨填词柳三变”而长期地流连于坊曲之间、花柳丛中寻找生活的方向、精神的寄托。
“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考科举求功名,他并不满足于登进士第,而是把夺取殿试头名状元作为目标。落榜只认为“偶然”,“见遗”只说是“暂”,由此可见柳永狂傲自负的性格。他自称“明代遗贤”是讽刺仁宗朝号称清明盛世,却不能做到“野无遗贤”。但既然已落第,下一步该怎么办呢?“风云际会”,施展抱负是封建时代士子的奋斗目标,既然“未遂风云便”,理想落空了,于是他就转向了另一个极端,“暂不恣狂荡”,表示要无拘无束地过那种为一般封建士人所不齿的流连坊曲的狂荡生活。“偎红倚翠”、“浅斟低唱”,是对“狂荡”的具体说明。柳永这样写,是恃才负气的表现,也是表示抗暂的一种方式。科举落第,使他产生了一种逆反心理,只有以极端对极端才能求得平衡。所以,他故意要造成惊世骇俗的效果以保持自己心理上的优势。柳永的“狂荡”之中仍然有着严肃的一面,狂荡以傲世,严肃以自律,这才是“才子词人”、“白衣卿相”的真面目。柳永把他内心深处的矛盾想法抒写出来,说明落第这件事情给他带来了多么深重的苦恼和多么烦杂的困扰,也说明他为了摆脱这种苦恼和困扰曾经进行了多么痛苦的挣扎。写到最后,柳永得出结论:“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谓青春短暂,怎忍虚掷,为“浮名”而牺牲赏心乐事。所以,只要快乐就行,“浮名”算不了什么。
这首诗,以女性的口吻抒写爱情心理,在悲伤、痛苦之中,寓有灼热的渴望和坚忍的执着精神,感情境界深微绵邈,极为丰富。
开头两句,写爱情的不幸遭遇和抒情主人公的心境:由于受到某种力量的阻隔,一对情人已经难以相会,分离的痛苦使她不堪忍受。首句的“别”字,不是说当下正在话别,而是指既成的被迫分离。两个“难”字,第一个指相会困难,第二个是痛苦难堪的意思。前人诗中曾有“别日何易会日难”(曹丕《燕歌行》)“别易会难得”(宋武帝《丁都护歌》)等句,都是以强调重聚之难而感叹离别之苦。李商隐从这里推进一步,表明因为“相见时难”所以“别亦难”——难以割舍、痛苦得难以禁受。诗人在一句之中两次使用“难”字,第二个“难”字的出现,因重复而给人以轻微的突兀感,造成了诗句的绵联纤曲之势,使相见无期的离别之痛因表达方式的低回婉转而显得分外的深沉和缠绵;这样的缠绵情态,在“别易会难得”等平直叙述中是不易体会的。这位抒情主人公既已伤怀如此,恰又面对着暮春景物,当然更使她悲怀难遣。暮春时节,东风无力,百花纷谢,美好的春光即将逝去,人力对此是无可奈何的,而自己的境遇之不幸,和心灵的创痛,也同眼前这随着春天的流逝而凋残的花朵一样,因为美的事物受到摧残,岂不令人兴起无穷的怅惘与惋惜!“东风无力百花残”一句,既写自然环境,也是抒情者心境的反映,物我交融,心灵与自然取得了精微的契合。这种借景物反映人的境遇和感情的描写,在李商隐的笔底是常见的。例如《夜雨寄北》的前两句:“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次句不仅象征诗人留滞巴蜀,而且反映了客子离人的百无聊赖,同“东风无力百花残”一样,写实与象征融为一体,赋予感情以可以感触的外在形态,也就是通常说的寓情于景的抒情方式。
三、四句,接着写因为“相见时难”而“别亦难”的感情,表现得更为曲折入微。“春蚕到死丝方尽”中的“丝”字与“思”谐音,全句是说,自己对于对方的思念,如同春蚕吐丝,到死方休。“蜡炬成灰泪始干”是比喻自己为不能相聚而痛苦,无尽无休,仿佛蜡泪直到蜡烛烧成了灰方始流尽一样。思念不止,表现着眷恋之深,但是终其一生都将处于思念中,却又表明相会无期,前途是无望的,因此,自己的痛苦也将终生以随。可是,虽然前途无望,她却至死靡它,一辈子都要眷恋着;尽管痛苦,也只有忍受。所以,在这两句里,既有失望的悲伤与痛苦,也有缠绵、灼热的执着与追求。追求是无望的,无望中仍要追求,因此这追求也着有悲观色彩。这些感情,好象在无穷地循环,难以求其端绪;又仿佛组成一个多面的立体,光从一个角度是不能见其全貌的。诗人只用两个比喻就圆满地表现了如此复杂的心理状态,表明他的联想是很丰富的。“春蚕”句首先是人的眷恋感情之缠绵同春蚕吐丝绵绵不尽之间的联想,又从蚕吐丝到“死”方止而推移到人的感情之生死不渝,因此写出了“到死丝方尽”,使这一形象具有了多种比喻的意义。南朝乐府西曲歌《作蚕丝》:“春蚕不应老(不应,这里是“不顾”的意思),昼夜常怀丝。何惜微躯尽,缠绵自有时。”造意与《无题》的“春蚕”句相近。不过,这里的春蚕“何惜微躯尽”,是在料定“缠绵自有时”、前途颇有希望的情况下产生的意念。《无题》“春蚕”句则不然,就其表现追求精神而言,它表现的追求是无望的,却又是不计希望之有无的,感情境界有差异,联想也更为曲折。以蜡烛的燃烧比喻痛苦的煎熬,在李商隐以前的南朝乐府中,也不少见。如“思君如明烛,中宵空自煎”(王融《自君之出矣》),“思君如夜烛,煎泪几千行”(陈叔达,同题)等皆是。“蜡炬成灰泪始干”同样是用蜡烛作比喻,却不是单一地以蜡泪比拟痛苦,而是还进一步以“成灰始干”反映痛苦的感情终生以随,联想比前人深微复杂得多,形象的底蕴也因此而丰富得多了。
以上四句着重揭示内心的感情活动,使难以言说的复杂感情具体化,写得很精彩。五六句转入写外向的意念活动。上句写自己,次句想象对方。“云鬓改”,是说自己因为痛苦的折磨,夜晚辗转不能成眠,以至于鬓发斑白,容颜憔悴,亦即六朝诗人吴均所说“绿鬓愁中改,红颜啼里灭”(《和萧洗马子显古意六首》)的意思。但是,《无题》“晓镜”句说的是清晨照镜时为“云鬓改”而愁苦,并且是“但愁”——只为此而愁。这就生动地描写了纡折婉曲的精神活动,而不再是单纯地叙述青春被痛苦所消磨这件事了。自己于夜间因痛苦而憔悴,清晨又为憔悴而痛苦。夜间的痛苦,是因为爱情的追求不得实现;次日为憔悴而愁,是为了爱情而希望长葆青春,总之,为爱情而憔悴,而痛苦,而郁悒。这种昼夜廻环、缠绵往复的感情,仍然表现着痛苦而执着的心曲。“夜吟”句是推己及人,想象对方和自己一样痛苦。他揣想对方大概也将夜不成寐,常常吟诗遣怀,但是愁怀深重,无从排遣,所以愈发感到环境凄清,月光寒冷,心情也随之更趋暗淡。月下的色调是冷色调,“应觉月光寒”是借生理上冷的感觉反映心理上的凄凉之感。“应”字是揣度、料想的口气,表明这一切都是自己对于对方的想象。想象如此生动,体现了她对于情人的思念之切和了解之深。
想象愈具体,思念愈深切,便愈会燃起会面的渴望。既然会面无望,于是只好请使者为自己殷勤致意,替自己去看望他。这就是结尾两句的内容。诗词中常以仙侣比喻情侣,青鸟是一位女性仙人西王母的使者,蓬山是神话、传说中的一座仙山,所以这里即以蓬山用为对方居处的象征,而以青鸟作为抒情主人公的使者出现。这个寄希望于使者的结尾,并没有改变“相见时难”的痛苦境遇,不过是无望中的希望,前途依旧渺茫。诗已经结束了,抒情主人公的痛苦与追求还将继续下去。
这首诗,从头至尾都融铸着痛苦、失望而又缠绵、执着的感情,诗中每一联都是这种感情状态的反映,但是各联的具体意境又彼此有别。它们从不同的方面反复表现着融贯全诗的复杂感情,同时又以彼此之间的密切衔接而纵向地反映以这种复杂感情为内容的心理过程。这样的抒情,联绵往复,细微精深,成功地再现了心底的绵邈深情。
诗中一、三、四、五各句,都可以从李商隐以前的诗歌创作中发现相似的描写。在前人创作的薰陶和启发下,诗人有所继承和借鉴。但是他并没有简单地模仿前人,而是以很高的创造性,向前跨进了一大步,把原来比较朴素的表现手段改造得更曲折、生动,用以反映更为丰富、深刻的思想感情,实际上已经脱去旧的形迹,成为新的创造了。从这里可以看出,诗人丰富的文学修养与他对于意境和表现手段的探索,是这首诗取得成就的重要条件。
《驳复仇议》作者柳宗元(773—819),该文是柳宗元在礼部员外郎任上写的一篇驳论性的奏议,是针对陈子昂的《复仇议状》而发的,作者认为,陈子昂的《复仇议》中的观点是矛盾的,是不足取的,进而提出了个人的见解。徐元庆为父报仇,杀了父亲的仇人,然后到官府自首。对于这样一个案例,陈子昂提出了杀人犯法、应处死罪,而报父仇却合于礼义、应予表彰的处理意见。柳宗元在文章中批驳了这种观点,认为这不但赏罚不明,而且自相矛盾,指出徐元庆报杀父之仇的行为既合于礼义,又合于法律,应予充分肯定。虽然文章的主旨是要说明封建主义的礼义和封建主义的法律的一致性,但在吏治腐败、冤狱难申的封建社会,仍然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全文观点鲜明,逻辑严密,驳论有力。
武则天当政时,同州下圭人徐元庆之父徐爽,被下圭县尉赵师韫杀害。后赵师韫入朝为御史,徐元庆则更姓易名,在驿站之中充当仆役。过了很久,赵师韫恰好住在这个驿舍中,徐元庆便趁机亲手杀死了他,然后,投案自首。对于这个案件,当时朝中有不少人认为徐元庆为父报仇,是孝义刚烈的行为,应赦免他的罪;而陈子昂则认为,按照法律,擅自杀人的要处死。因此,他建议,应当对徐元庆依法论死,然后再对他替父报仇的行为予以表彰,并将此事编入律令。当时,大家都赞同陈子昂的主张。
柳宗元的这篇文章,是驳斥陈子昂的主张的。他引经据典,说明这种主张自相矛盾,背礼违法,造成混乱。文章虽然从维护封建的“礼”与“法”的尊严出发,调和为亲报仇与守法之间的矛盾。然而,作者在行文中,却侧重于说明官吏违法杀人应当受到惩处这个观点,对人民群众反抗暴虐官吏的行为客观上予以支持,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和批判了吏治黑暗和官官相护的社会现实。
文章分析透辟,语言精炼而准确。反映了作者散文的“峻洁廉悍”的风格。
本文属于议论文中的驳论。作者针对陈子昂在《复仇议》中对徐元庆案件的主张提出了反驳。文章一开始,作者就旗帜鲜明地指出陈子昂的主张是错误的。接着,文章从“礼”和“刑”的辩证关系,得出了“盖圣人之制,穷理以定赏罚,本情以正褒贬”的结论。由这个结论很自然地过渡到对陈子昂提出的“诛之而旌其闾”错误论点的批驳上。“诛”和“旌”是矛盾的,怎么能同时施加在同一个人身上呢?更为有力的是,作者援引了儒家的经典著作来为自己的观点作佐证,这就使得本文的论点无懈可击。
本文论点明确,论据翔实,论证手段缜密严谨,语言犀利明快,选词恰如其分。在柳文中堪称上乘之作,值得我们仿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