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通过二女耕田的典型事例，塑造了动乱时代中乡村少女的勤苦形象，揭示了安史之乱给农村经济带来的严重破坏，反映了战乱时代中农村民生困苦凋敝的现实。
全诗分四大段。
从开头至“持刀斫地翻作泥”四句是第一段，以路人的眼光，描绘所见二女在田野刀耕的情景。诗的开头很巧妙，先用“乳燕入巢笋成竹”一句起兴，接着用一个反问句“谁家二女种新谷”入题，往下两句便概括地交待出耕种的情景。这是一个独特的景象：在田垅上，既看不见男人，也看不到耕牛，只看见两个女子在持刀翻土。接下去诗人把笔锋一转，用女子的自叙回答了为什么会发生如此反常现象的问题。
“自言家贫母年老”至“以刀代牛谁与同”六句是第二段，记叙二女对路人的答话，用弱女自叙的口吻回答了两女刀耕的原因：一是母亲年老，二是未娶嫂的哥哥从军去了，三是因灾疫耕牛死光，四是弱女无奈只能截绢买刀，以刀代耕。这几句交待了弱女面临的困境，深刻揭露了战乱和灾疫给农家带来的苦难。“未娶嫂”表明长兄从军已久；“牛囤空”道出灾疫严重；“截绢买刀”足见家境清贫；“头巾掩面”可知弱女内心之苦。这段描叙简练、凝重，层层深入，深切感人。
“姊妹相携心正苦”至“整顿沟塍待时雨”四句是第三段，描叙姊妹二人辛勤劳作之苦。“姊妹相携”是姊妹同心协力，“惟见土”是躬身低头操作的专注辛苦。因为时已晚春，没有耕牛，又没男劳力，仅靠姊妹俩手中的刀耕，是不可能及时种上庄稼的。所以要赶紧疏通畦垅，整顿沟塍，以“待时雨”。一个“待”字，有两层意思：一是表明眼前的耕作仍处在干旱之中，由此更见其劳作的艰辛。二是表现出弱女在贫苦的挣扎中怀抱的一点希望，即盼春雨能及时到来，争取有个好收成稍微改变一下眼前的困境。但诗点到为止，没有回答这点希望能不能实现的问题，给读者留下咀嚼回味的余地。
“日正南下冈下饷归”至最后四句是第四段，以无所不知的叙述人语气，描写弱女青春将逝而不得出嫁的苦恼。姊妹二人，劳作了一上午，日正南冈，双双回家吃午饭。归途上，路旁草丛中求偶的雉鸡受到惊扰而双双起飞。客观之景，引起贫女的内心之思：年纪渐大，青春将逝，而今不得出嫁。想到这儿，她们不由泪湿衣襟。正是因为战乱、灾疫，给她们造成了这些痛苦和不幸。所以这个结尾与前面的内容紧密配合，又从另一个方面深化了诗的主题。
《女耕田行》是一首叙事诗，但诗人在叙事上不是平铺直叙，而是采用起兴，变换叙事角度，借景言情等多种笔法，即使情节完整紧凑，又使诗情丰富饱满，给人以生动、真挚、深切之感。像诗的开头，以乳燕有巢，幼笋成竹的眼前景起兴，则有力地反衬了弱女孤苦劳作、青春将逝而仍无归宿的境遇。这样的开头既省略笔墨，又使叙述委婉有味，诗情浓郁。诗的第二段，改客观描叙的笔法于自叙，显得亲切感人，同时也避免了单纯客观描绘的呆板乏味。诗的最后两段，既有客观的描写，又有人物心迹的自我表述，两者相得益彰，既推动情节的发展，又层层加深诗意，尤其是“朝雉惊飞”“邻舍花尽”的描述，既是客观景，又是弱女的心头事。这种景与情合，情因景生的描述方法，确实使一首叙事诗充满了诗情画意，收到了真挚感人的艺术效果。
这首诗四十句，每八句用一韵，为一层诗意，共五层诗意。声韵随情而变。平仄互换。诗中描绘清漳政通民和，风俗淳古，礼乐之乡，歌颂贤吏李聿。全唐诗有李聿小传，曾作清漳令，后为尚书郎。从全诗中反映了李白的无为而治的政治理想，并形象地描绘出理想的社会蓝图。充满着自信和豪情。
诗从开端到“惠与清漳流”为第一段，紧扣诗题，概略介绍李聿的才识、气质、治邑的惠政，预示其是前途远大，无可限量的青云人物。开端两句概述李氏家族，传宗百万代（夸张说法），宗干支脉，遍布中州大地。这种介绍法，因始祖为道圣李耳，当今又是李氏天下，颇引以为自豪和荣耀。用以衬托下面对李聿的介绍。李聿是天赋与的才识和美德，作为县令，日日为苍生忧患。这四句以树木的繁盛比喻李氏繁衍百代，而遍布全国。又以天开青云比况其才能德性，正因如此，李聿才日日替百姓着想。为百姓生活能幸福安居，日夜思虑谋画。这是李白理想中的贤吏形象，对于现实的李聿，可能更富于理想化了。接着又用四句诗，概括其政绩。前两句化用孔子的话。孔子观子游治武城，闻弦歌声，曾感慨地说：“割鸡焉用牛刀。”李白用此典故是说李聿是治国的大才，治理清漳小邑，如同用宰牛刀割鸡，将来前途如大刀宰牛，必有大用。因其大德大才治邑，德政如雷声响遍四境之内，其给与百姓的好处，又如清漳水流滋润着全县百姓。这就使“青云器”、“苍生忧”形象而具体化了，开花结果了。李聿不愧为李氏的后代，为李氏又争了光。
接着诗人又用八句诗写李聿以礼乐治邑，邑清民安，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不让太古之风。前两句写李聿如同孔子弟子子游治理武城邑，以礼制教化百姓，以歌声感化百姓，音乐之声，唐尧之曲，深入人心。而县令李聿却是不拘礼法，脱略官服而不顾，颇似隐士。县令风度惠及百姓，民心和而得天真之性，民风淳朴如上古三皇之世。白日牛羊散在田间南北通行的道路上，而入夜，家家不闭户，不担心被盗。中间这四句描绘出一个理想社会图景，人性天真疏放，淳朴自然，礼让谦和，不争不贪，无贫无富之分。正因如此、诗人以惊异之情，询问百姓，探竟其原因，得到了“贤人宰吾土”的满意回答，点逗出诗眼。吏治非常重要，德教也是非常重要。这就具体点明李聿治政思想和个性。
接着诗人再用八句诗，写百姓安居乐业，发展生产，民无游闲好逸之徒，吏无苛政繁扰。县人遍植桃李树，树树垂荫，散发芳香。河堤绕着渌水，桑柘树连排，远及青云。美女不打扮妖冶之容，白天成群结队，提笼采桑。夜间缲丝织布，机杼和鸣，百里之内，声息相闻。八句诗状出百姓，男耕女织，各安其业，社会繁荣，发达兴旺，民富可知。这正是礼乐弦歌教化的结果。从百姓这个侧面颂扬李聿德政治绩。照应“为苍生忧”句。再次证明治政美过于安民，感化人心。唯此才能“我无为而民自化”，李聿正是这样的官吏。惠及百姓后，而心自安无忧。
接着诗人用八句诗，写邑内政治安定，民无诉讼，贤吏逸豫。诗人形象地描写官衙内无讼事，群鸟落在官衙台阶上，而县令却依然高卧北窗下，翻阅着道家书籍。官衙檐边挂着用蒲草编的鞭子，用来对犯罪人行刑，表示羞辱之意罢了。在皓月当空，月光入户之时，琴声清悠。人息静寂，风吹入室，此时县令李聿长啸抒心，无言高卧，如上古的伏羲皇帝，和乐安详。“讼息”一句化用谢灵运的“虚馆绝诤讼，空庭来鸟雀”之意，以示政通民和，民绝诉讼。“高卧”句又用陶渊明为彭泽令，高卧北窗下，翻阅书籍，自称是羲皇上人，抚无弦之琴以自乐。“蒲鞭”二句，又用东汉南阳太守刘宽的典故，人有过失，但用蒲鞭捶打，而不用苦刑，表示羞辱之意，令其知耻而改过。李白在这八句诗中频用典故，赞美李聿如陶潜、刘宽治邑以德，而不唯刑。民知礼而耻过，政治清明。这是百姓乐业在政治上的必然反映，是诗意的深化。
诗中结尾八句，集中笔墨赞美李聿为官清廉，洞察民情，明辨是非，公正无私。诗的前四句，化用鲍照“清如玉壶冰”的诗意，进而比较李聿官清如水，玉壶冰水，清澈见底。清光可见毫发，白亮透明可照群人之情。这四句诗喻人至美，本质圣洁，光采照人，是一位内外一致彻底透明的人物，为官自然清如水，明如镜，为民造福。这就是诗人所称赞的“贤人”。接着诗人再用四句赞美李聿的佳政：燕赵百姓，同颂其嘉政，共传其美名，而我李白这位过客，观赏行人歌谣，因为这个缘故，歌诵你的德政与美好声誉。这八句诗采取比较与间接写法，刻画李聿的形神美，超出清漳，越及燕赵，传名当世，流芳百世。总结全诗，照应开端。收结有力，余音绕梁，回味无尽。
李白所颂扬的清漳县令李聿，体现出他的贤能政治理想。同时对现实中信谗任佞，贪官鱼肉人民，是一个否定。他更希望李氏子弟不辱李氏宗祖，不辱李氏王朝，无愧于百姓的父母官，如李聿一样，治理好地方，惠及百姓。这就是李白以饱满的热情歌颂李聿的原因，也是李白所追求的作人价值。然而李白为社会开出这一良方，没有被当时统治集团所接受。同前贤一样，只能存在古代所谓圣贤的头脑里、口头上、文字中，只是空想而已。李白也不例外，这是由封建统治阶级利益所决定的。
李白这首五言古诗写得高古淡远，纵横变化，开唐代五古格高意远，神情横逸，变化神奇的正风，是唐人五古中的佳作。
这是赠给日本僧人的送别诗。诗之起笔突兀，本是送别，前两句却不写送归，偏从来路写起。“若梦行”表现长时间乘舟航海的疲惫、恍惚的状态，以衬归国途中的艰辛，并启中间两联。颔联写海上航行时的迷茫景象，暗示归途邈远。“浮天”状海路之远，海面之阔，寓含着对僧人长途颠簸的关怀和体贴。“法舟”扣紧僧人身分，又含有人海泛舟、随缘而往之意蕴，储蓄空灵，意蕴丰富。颈联写僧人在海路中依然不忘法事修行，在月下坐禅，在舟上诵经。“水月”喻禅理，“鱼龙听”切海行，又委婉表现僧人独自诵经而谨守佛律的品性，想象丰富。尾联用“一灯”描状僧人归途中之寂寞，只有孤灯相伴，这是实处。但实中有虚，“一灯”又喻禅理、佛理。虚实相映成趣。此诗后半首不明写送归，而写海上景物，这就拓宽诗境，不受内容拘泥，使较窄的题目，能有丰富的内容，成为好的诗篇。
此诗在立意上有两点需注意：一是所送者为僧人，诗中用了一些佛教术语，如“随缘”、“法舟”、“禅”、“梵”、“一灯”等，切合人物身分。二是僧人来自日本，又欲归日本，必经大海，故极言海路航行之苦。中间两联前人多谓其写来途，实嫌拘滞。其实是往返兼写，而以返途为主，这样才能与“归日本”的诗题相合。此诗因送人过海，因而从对禅机的抒发，把这惜别之情委婉地表达了出来。海趣禅机，深情厚谊，融为一体，为一首送别的好诗。
全诗前半部分写日本僧人来华，后半部分写日本僧人回国，诗中多用了“随缘”、“法舟”、“禅寂”、“水月”、“梵声”等佛家术语，充满宗教色彩，带有浓厚的禅理风格，并紧扣送僧的主题，寄寓颂扬的情意。全诗遣词造句融洽、自然，足见诗人渊博的学识和扎实的艺术功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