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词通篇抒写春日情思,流露出作者对逝去的爱情的回忆、留恋,对理想的不能实现的伤感、悲叹。
上片前六句总写一派大好春光。“风暖莺娇,露浓花重,天气和煦”,写纵目所见景色:春风吹暖,莺啼宛转,百花带露,滴红流翠,一派生机。“院落烟收,垂杨舞困,无奈堆金院”,写眼下庭院中的又一番春意:院墙下、树丛中的晨雾被和煦的阳光驱散,垂柳随风起舞已觉困乏,无可奈何地暂时停歇,一树树柳条,就像一堆堆金色的丝绦。这里所写的也不过是风和日丽、鸟语花香之意,但经作者这样重彩铺陈,大有使人身临其境之感。尤其是将垂柳人格化,既显现了它的动态美,又描写了它的静态美,真可谓动静得宜,婀娜多姿,把柳写活了。“谁家巧纵,青楼弦管,惹起梦云情绪”,说的是正赏春色的时候,不知哪家歌楼妓馆发出了弦管之声,传入耳鼓,惹起了自己的相思之情。“梦云”用《高唐赋》楚王梦朝云事。这是从赏春到感旧的一个过渡,也暗示出他往日的情人是一个青楼歌女。“忆当时、纹衾粲枕,未尝暂孤鸳侣”,即转入对往日爱情生活的回忆:想当初,两人曾是那么形影不离,从未单枕独倚,孤衾独眠。
下片回忆的基础上抒发自己的追悔、思念和悲苦之情。“芳菲易老,故人难聚,到此翻成轻误”,意思是说:当年为了仕途前程什么的而暂时分了手。哪知道世事无常,青春易逝,两人难以见面,此刻才意识到当时不该轻率地分离,以致铸成终身的遗恨。“阆苑仙遥,蛮笺纵写,何计传深诉”,接着写两人天各一方,音信难通。阆苑,即阆风之苑;阆风是传说中位于昆仑之巅的一座仙山,一般概指仙人所居之境。蛮笺,是唐时四川地区所产的一种彩色纸,相当珍贵。这里巧用典故,意思是说:那个地方、那个人都已离我十万八千里,我纵使用珍贵的彩色信笺倾诉我的深情,可又靠什么传递呢?“青山绿水,古今长,惟有旧欢何处”,是发自心灵深处的感慨,盖谓山水长存,而欢乐不再。“空赢得、斜阳暮草,淡烟细雨”,眼前所得到的只是一片黯淡与迷惘、寂寞与痛苦。斜阳暮草,淡烟细雨,是缘情造景,化不可描摹之情为可见可感之景,以此收结,余韵不尽。
此词先安排一个春日融融的背景,不仅自然,而且与后面有着某种比衬作用。大自然的春天去了又回,而伤心人心中的春天却一去不返;大自然是如此的喧闹,而断肠人心中却是如此冷寂。有此种对比,自然会增加感情的强度与力度。另外,词还充分利用景物的表情作用,如以青山绿水的长,反衬自身的旧欢不再;以斜阳烟雨的黯淡迷蒙,隐喻愁恨的无边无际,从而以有形的景物来体现无形的思绪,作者的感情自然鲜明可感,而且富有余味。
这首诗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自首句到“吏能”句,是讥时,讥刺宋神宗,王安石对外开边,对内变法,本想富国强兵,结果事与愿违。神宗即位不久,鉴于宋王朝同辽国和西夏的屈辱和约,有增强兵备,“鞭笞四夷”之意,先后对西夏和南方少数民族用兵,故此诗前八句首先讥刺开边。为了铸造铜制虎符,调发军队。已“椎破(以椎击破)铜山”,大量采铜,可见征调军队之多,这是夸张的写法;但熙宁七年(1074)九月置三十七将,皆给虎符,则史有明文记载;这一年八月遣内侍征调民车以备边,十一月又令军器监制造战车,“伐木作车轴”也是事实;取鼍皮以张战鼓,虽史无明文,但征集牛皮以供军用却与此相似。而这一切征调,谁也不敢怠慢,否则就有资斧(利斧)之诛。苏轼并不反对抵抗辽国和西夏,他青年时代就表示要“与虏试周旋”(《和子由苦寒见寄》),就在写这首诗前不久还表示“圣朝若用西凉簿,白羽就能效一挥”(《祭常山回小猎》);但是,他反对“首开边隙”,反对为此而开矿、置将、伐木、取鼍,加重百姓负担,闹得鸡犬不宁。
“保甲”四句是讥刺新法的。“团未遍”,写保甲法因遭到一些老百姓的抵制(有人为了不作保丁而截指断腕),还未完全组织起来。“方田”写方田均税法,丈量土地,均定献税,引起民间诉讼纷纭。“手实”写令民自报土地财产,作为征税根据,“尺椽寸土,检括无余”(《宋史·吕惠卿传》),这就是“抉剔根株穷脉缕”的具体内容。“诏书”二句是对第一部分的小结。这些诏书表现了宋神宗对民间疾苦有深厚的哀怜同情之心,但这些新法一个接一个地颁布,事目繁多,吏能浅薄,并未取得实效。纪昀称这两句是“诗人之笔”,意思是说它怨而不怒,哀而不伤,没有把矛头直接指向皇帝。但却深刻地揭示了宋神宗、王安石的主观愿望同客观效果的矛盾。
第二部分自“平生”句至“更望”句,是自嘲。熙宁二年(1069),苏辙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而罢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神宗问王安石:“苏轼如何,可使代辙否?”王安石不赞成,认为他们兄弟“学本流俗”。“众里笙竽”,即《韩非子·内储说》所载滥竽充数一典的活用。第二部分的前四句是说:他早被王安石判为“学本流俗”,像滥竽充数一样,平庸得无可比拟;现在突然要他担任密州知州,作地方长官,独奏一曲,这就像要南郭先生单独吹竽一样,怎么吹得好呢?这是从主观上说的,接着又以“况”字领起,进一步讲客观上的困难:密州仍然旱灾、蝗灾不断,老百姓饿得以草木泥土充饥,作为知州的诗人自己也“斋厨索然,不堪其优,日与通守刘君廷式,循古城废圃,求杞菊食之”,过着“揽草木以诳口”的生活(《后杞菊斌》),更谈不上置酒宴、赏舞听歌了。“红裙踏筵舞”,是从韩愈《感春》“艳姬踏筵舞,清眸刺剑戟”句化出。
“故人”句至末句为诗的最后一部分,是答“故人”(刘孝叔),戏语连篇,尤为曲折多姿。当时,已经提举崇禧观,过着隐居生活的刘孝叔多次寄书劝苏轼“当归”。苏轼同朋友开玩笑说:他虽“学本流俗”,是“众里笙竽”,但总比那些盗食太仓之粟的雀鼠即贪官污吏好得多。他们都做得官,却要他像南朝陶弘景那样脱朝服挂神武门,辞官不干了。这既回答了故人“当归”之劝,又嘲笑了当时一些无能的官吏。接着他称颂刘孝叔在朝直言敢谏,有补于世,及见朝廷遗使(冠盖)扰民,就立即自请提举宫观,归隐湖山;但“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晋代王康琚《反招隐诗》),要过隐士生活也不一定非弃官不可。这样既赞美了刘孝叔的“高踪”,又为他暂不归隐作了辩护。最后又转圆说,前一年相聚时已闻其道之大略,他定将弃官,到刘孝叔处完成这段学业,只怕俗缘未尽,未必能睹刘孝叔之大道。或进或退,他正惶惶不定,有望故人教以安心之法。据《景德传灯录》载,慧可对达摩说:“我心未宁,乞师与安。”达摩说:“吾与安心竟。”末句即用这一佛典。
这是一首七古。范梈说:“七言古诗······须是波澜开合,如江海之波,一波未平,一波复起。又如兵家之阵,方以为正,又复为奇,方以为奇,忽复为正,奇正出入,变化不可纪极。”(见《仇注杜诗》卷一引)苏轼这篇七古就具有上述特点。第一部分讥刺新法,语言相当尖锐,却以“诏书”二句收住,揭露既深刻,又不失诗人忠厚之旨。然后顺手拈出王安石对他的职责,转入自嘲,转得既陡峭又自然。既是流俗、滥竿,就难于胜任独当一面的知州,何况又是灾伤连年的地方。苏轼的话看似自谦,实际却回驳了“流俗”的指责。时局和他的处境既是这样艰难,原本应接受故人“当归”的劝告,但作者却一波三折地反复申诉“未肯衣冠挂神武”,这就是“变化不可纪极”,这就是“东坡诗推倒扶起,无施不可。”(刘熙载《艺概》卷二)苏轼诗长于比喻,这首也不例外,如以“纷如雨”喻诉讼之多,以“抉剔根株穷脉缕”喻“手实之祸,下及鸡豚”,以白羽喻白云等。特别是“平生所学”四句,纪昀特别称许说:“妙于用比,便不露激讦之气。前人立比体,原为一种难着语处开法门。”这四句本来牢骚甚重,但由作者以“众里笙竽”坐实“流俗”的指责,以“独奏凤将雏”比喻任知州,反而显得风趣、幽默,“不露激讦之气”了。
谢灵运的山水诗《入彭蠡湖口》作于作者赴临川(治所在今江西省抚州市)內史任的途中。彭蠡湖,即江西鄱阳湖。湖口,指鄱阳湖与长江的交接处,在今江西九江市附近。据《宋书·谢灵运传》载,谢灵运受到朝廷的猜忌,不得已赴临川作官。心情很不好,这在诗中有所流露。诗中有情、有景,也有议论,总的是写自长江入彭蠡湖口时的所见所感。但所写的,有的并不是实写,而是带有想象的成分,如诗中提到的“石镜”、“松门”,其地理位置既不是在一处,而且与彭蠡湖口都有相当的距离,不可能刚入彭蠡湖口时见到。因此可以这样推断:作者乘舟至彭蠡湖口时可能并未下船,诗中所写的都是船行中的所见、所感。
诗的前四句是综述自己入彭蠡湖口前的旅途经历:“客游倦水宿,风潮难具论。”头两句是说,自己乘舟远行,日夜住在船上,既疲倦,又感到厌倦(注意,这种心情同作者的政治处境不佳有关),而舟行途中所遭遇的风潮,是难以一一的说明的。
后面两句,是解释为什么“风潮难具论”。“洲岛骤回合,圻岸屡崩奔。”回:水转的意思。圻岸:曲曲折折的江岸。这两句说,沿途风急潮猛,浪潮遇到洲岛,顿时分流回绕过去,随后又汇流而下;浪潮一次次冲击着江岸,又一次次的倒折而来,奔腾向前。风潮的这种情状经常重复、变幻,所以说“难具论”。
接下四句,是追述沿途的景色:“乘月听哀狖,浥露馥芳荪。”这两句是写夜景。狖:黑色的长尾猿。浥:湿润。馥:香气。这里用作动词,指闻到香气。芳荪:泛指香草。这两句说,在清朗的月光下,聆听两岸猿类凄婉的叫声;在湿润的夜露中,饱吸着芳草的馨香。
“春晚绿野秀,岩高白云屯。”这两句是写白天的景色。是说,春末的原野上铺展着秀丽的绿色,高高的山岩上屯聚着一朵朵白云。这两句诗是传诵的佳句,颇有新意。时间(春晚)与空间(岩高),远处(绿野)与近处(白云)相对仗,色彩鲜明而谐调,相互映衬,把一幅明媚的春光图展现在读者面前。
以下两句,是由写景到抒情、议论的过渡,总结他是百感交集来渡过旅途中的日日夜夜的:“千念集日夜,万感盈朝昏。”前、后两句基本上是一个意思,是说,舟行江上,游览沿途景致,思绪万千;从早到晚,浮想联翩。
接下两句,是说自己还要背负着这“千念”、“万感”去“照石镜”、“入松门”:“攀崖照石镜,牵叶入松门。”石镜,《水经注·庐山水》说,庐山东面有一尊高悬于峭壁上的圆石,能清晰照见人影,故名。其位置当在彭蠡湖口往南若干公里处。松门,山名,在江西昌都县附近,即由石镜再往南很远的地方。顾野王《舆地志》说:“自入湖(按,即鄱阳湖)三百三十里,穷于松门。东西四十里,青松遍于两岸。”这两句的意思是:我将攀上高高的悬崖,去照一照石镜;我将沿湖而行,拉着松叶直抵松门山。
以下八句,是作者“千念”、“万感”的具体内容。可分为三层。第一层:
“三江事多往,九派理空存。”三江:指长江自彭蠡湖分为三条江水,东流入海。传说大禹曾疏治三江。九派:长江在湖北、江西一带,因以就九派称这一带的长江。《文选·郭璞·江赋》:“流九派乎浔阳。”李善注:“水别流为派。”理:玄理。古代认为“三”、“九”这类数字含有玄理。这两句说,关于大禹疏治三江的传说已成为往事,关于长江分成九派的玄理也难以推究明白。在作者的迷惘中,也掺杂深深的慨叹。
第二层:
“灵物吝珍怪,异人秘精魂。金膏灭明光,水碧辍流温。”金膏:传说中的仙药。水碧:一种玉。这四句是说:江湖中的灵怪神异,因吝惜其珍怪之相,而秘藏其精神魂魄。金膏不再发光,水碧不再变温润。作者以灵物、异人不出,金膏、水碧不现来隐喻贤者的归隐。也表现出作者的消沉。
最后一层:
“徒作《千里曲》,弦绝念弥顿。”《千里曲》:曲名,即“千里别鹤”。蔡邕《琴操》说:“商陵牧子娶妻五年,无子,父兄欲为改娶,牧子援琴鼓之,叹别鹤以舒其愤懑。鹤一举千里,故名千里别鹤也。”弦绝:曲终。这两句的意思是:我枉自弹奏了一曲《千里别鹤》,本想借此消忧,谁知曲罢却像商陵牧子一样,思念之情愈加强烈了。作者的“千念”、“万感”郁积在心,至此却像火山一样爆发了。
《入彭蠡湖口》表现了大谢诗作的新进境。观谢集,大抵在公元422年(永嘉三年)三十八岁前,他的诗作留存既少,风格也较多承建安(如《述祖德诗》)、太康(如《九日从宋公戏马台》诗)之绪,尚未形成明显的独特风格。永嘉之贬后直至二番归隐的将近十年间,他以幽愤之情合山水清音,确立了其山水诗鼻祖的崇高地位。他善于于清森的物象交替中将感情的变化隐隐传达出来,意脉贯通,夭矫连蜷,而炉锤谨严,曲屈精深,典丽精工。但是针法时嫌过细,状物时嫌过炼,使典时嫌过直,理语时嫌过多,读来时有滞重之感,而缺少后来杜甫、韩愈等人那种大开大合,变化洒脱的气魄。这个弱点在二次归隐时某些篇章中有所突破,但并不大。至此诗则已可显见杜、韩诗作的先兆,表现有三:
其一是边幅趋于广远。谢灵运先此之诗,所记游程较窄,虽然早已突破了汉人即事生情的樊篱,而总是借一地之景抒积郁之情,探玄冥之理,但毕竟边幅较狭,大气不足。此诗则以二十句之数,总揽入湖三百余里诸景,以少总多,边幅广远为前所未有,也因此显得比前此作品疏朗高远。
其次是笔致趋于跳荡;这不仅因为揽景大而纵横多;更因为泯去了前此诗作中的针痕线迹。“春晚”、“白云”一联之陡转逆接,空间传神,充分表现了这一进展。不仅打破了一景一情,转转相生的格局,在一节写景中即有几个感情层次,而且深得动静相生,浓淡相间,张弛得宜之效。这种跳荡又与其固有的谨严相结合,全诗倦、难并起,再由“难”生发展开,最后归到深一层的“倦”,更透现出倦中之愤。在这一主线中,又以“千念”、“万感”一联与“三江”、“九派”一联,一逆接,一顺转,作两处顿束,遂将跳荡之笔锋与严谨的组织完美地结合起来,这是后来杜、韩诗结构命笔的最重要的诀窍。
其三是景语、情语、理语更形融合:谢诗的理语,决非人们常说的“玄理尾巴”。他的理均由景中随情生发,这在前几篇赏析中已多次谈到,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未可厚非,也不失为一体。此诗的“理”则融洽得更好。全诗实际上都在说理之“难具论”,而直至“九派理空存”才剔明这一点,再以下写江景各句,景中句句用典,也句句有情含理,却完全由即目所见写出,无有痕迹。最后“弦绝念弥敦”一句更有无尽远思,味在酸咸之外。如果说先此的谢诗,多由情景生发归结到理,那末此诗已倒了过来,理已变成了情景表达的陪衬,显示了山水诗进一步脱略玄言影响的进程。
人们常说六朝诗至齐梁间的谢朓才初逗唐音。其实谢朓之影响唐人更多短制,且主要影响王维、孟浩然一脉;论到大篇的诸种艺术手段,与杜、韩一派的大手笔,初逗唐音的则非谢客莫属。
东晋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中虚构了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名叫桃花源,他笔下的桃花源“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张旭因此而受启发,用陶渊明笔下桃花溪的意境,作此诗文。这首诗通过描写桃花溪幽美的景色和作者对渔人的询问,抒写一种向往世外桃源,追求美好生活的心情。
“隐隐飞桥隔野烟”,起笔写远景:深山野谷,云烟缭绕;透过云烟望去,那横跨山溪之上的长桥,忽隐忽现,似有似无,恍若在虚空里飞腾。这境界多么幽深、神秘,令人朦朦胧胧,如入仙境。在这里,静止的桥和浮动的野烟相映成趣:野烟使桥化静为动,虚无缥缈,临空而飞;桥使野烟化动为静,宛如垂挂一道轻纱帏幔。隔着这帏幔看桥,使人格外感到一种朦胧美。“隔”字,使这两种景物交相映衬,溶成一个艺术整体;“隔”字还暗示出诗人是在远观,若是站在桥边,就不会有“隔”的感觉了。
下面画近景。近处,水中露出嶙峋岩石,如岛如屿(石矶);那飘流着片片落花的溪上,有渔船在轻摇,景色清幽明丽。“石矶西畔问渔船”,一个“问”字,诗人也自入画图之中了,使读者从这幅山水画中,既见山水之容光,又见人物之情态。诗人伫立在古老的石矶旁,望着溪上飘流不尽的桃花瓣和渔船出神,恍惚间,他似乎把眼前的渔人当作当年曾经进入桃花源中的武陵渔人。那“问”字便脱口而出。
“石矶西畔问渔船”,诗人站在露出水面的巨大岩石上,向溪里漂动摇荡的渔船大声询问。这里一个“问”字,将诗人自己也写入了画中,静止的景物和活动的人一起构成了富有生活情趣的画面。诗人看着飘满桃花的溪水,不由得被这里的幽静和美丽陶醉了,仿佛自己就身处在陶渊明诗中描绘的那个桃花林中,他不由得把渔船上的渔夫当成了武陵人,于是,脱口就问渔人:“桃花尽日随流水,洞在清溪何处边?”桃花溪每天都从桃花源中流出,那么可知道那个桃花源入口的洞在哪里吗?一个“问渔船”,表现了诗人对桃花源环境的向往。可是这个洞在哪里呢,诗人以一个问句结尾,没有回答这个问题,渔人不可能知道,诗人也不会知道,这一问,也隐约流露出诗人因无法到达理想环境而内心渺茫惆怅的感情,同时也给人留下了很多遐想的空间,言尽意犹存,让人回味无穷。
这首七言绝句虽然篇幅短小,但诗人字斟句酌,用精练的文字轻松自然地将如诗似画的景色表现得淋漓尽致,美妙无穷。一个恰到好处的结语,让人沉浸在诗人笔下的幽美环境中浮想联翩,意蕴深长。诗人在这首诗中的构思非常巧妙,该诗正面写实景由远及近,然后用一个问句由实入虚,布局新颖,角度变换灵活。诗人文笔简练、清丽自然,诗文意境空灵缥缈、情趣深远。
本文是敦煌曲子词中的一首早期民间词作,写的是男女间的爱情盟誓。为了表达对爱情的坚贞不渝,全词一共使用了六种自然景物和非现实现象表达了主人公的愿望。在主人公眼中,爱情与山河同在,与日月共存,夸张又不过分地强调了爱情的永固。此词圆熟流丽,挥洒曲折,富于独创性的表现方式,使得这篇抒情之作成为唐朝诗苑中的一颗明珠。
特色之一是开门见山。
全词从感情的高峰上泻落,滚滚滔滔,一发难收。芙蓉帐里、鸳鸯枕上的这位女主人公,既贪恋云雨新欢的良宵,又不能不担心现实生活中女子常遭遗弃的不幸,两种感情的撞击一下子将她推向盟山誓海的峰巅。因而一落笔,感情便喷薄而出,并外化为开门见山的结构特点,晴日之下忽然轰雷四起,以高八度唱出“枕前发尽千般愿。”“发愿”即发誓,是唐代的俗语,也是至今仍活在江南一带的口头语。发愿本来已是庄重的表示,“发”而至于“尽”,“愿”有“千般”之多,更可看出女主人公感情的激动与态度的坚决。首句切入正题,同时又有着提纲契领、笼罩全篇的作用,以下七句所兴六事,便是从首句“发愿”这一源头上流出而形成的一条绵延不绝的感情的长河。
特色之二是博喻手法的运用。
为了表现对坚贞不渝的爱情的向往,词中广泛设喻。女主人公表示,除非六件不可能实现的事都成为事实,否则决不同意婚姻关系的解除。她举出的六件事是:青山烂,秤锤浮,黄河枯,白天同时见到参星和辰星,北头的斗柄转向南面,半夜里出现太阳。这和汉乐府民歌《上邪》的构思极为相似:“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在合,乃敢与君绝!”都是采用日常生活中习见的事物作比喻,“青山烂”与“山无陵”、“黄河枯”与“江水竭”,更是如出一辙,但这并不意味着《菩萨蛮》因袭《上邪》,而正好说明了它们都来自生活。正因为是来自生活,所以所用比喻尽管相似,却并不全同。“白日参辰现”与“三更见日头”,同“冬雷震震,夏雨雪”虽然都是从时间的角度立论,但前者着眼于昼夜,而后者着眼于四季。具体的写法也各有千秋:《上邪》以前后两个“绝”字相响应,五个比喻一气直下;《菩萨蛮》则以第一个“休”字引出五个比喻以后,略一顿挫,以“休即未能休”的让步副句以退为进,意思是即使以上五种假设都成为事实,要遗弃(即所谓“休”)我,也还是办不到的,从而在更高的层次上提出了“且待三更见日头”的新的假设。此词由于紧紧围绕着“不能休”这一中心取譬设喻,所以“群言虽多,而无棼丝之乱”(《文心雕龙·附会》)。众辞辐辏,如大弦小弦嘈嘈切切,似大珠小珠跌落玉盘,响起的是一片繁富而又和谐的乐音。
特色之三是具有民歌的情调与风格。
文人笔上的“柔情似水,佳期如梦”的纤细情感,蕴藉含蓄、欲说还休的委婉的表达方式,以及反复推敲、精雕细琢的炼字造句的功夫,与这首词是无缘的。此词抒发的是天籁之声,大胆,热烈,奔放,率直。意在夸张,不惜夸大其辞(如“枕前发尽千般愿”句);为了强调,比喻的运用层见叠出;在用字上也不避重复,三用“休”字,二用“面”字、“日”字,“且待”两见而又用了“直待”。这些无不表现民间歌谣拙朴、自然的本色。南朝民歌《大子夜歌》说:“不知歌谣妙,声势由口心。”所谓“声势由口心”,是说民间歌谣独特的风情格调的形成,是由于心有所感,以口写心。这大概就是这首《菩萨蛮》语浅情深、似拙而巧,成为一首好词的奥秘。
这首曲子词落笔惊风,造势遒迈,且没有文士词幽婉曲折的风致与含蓄蕴藉的神韵,完全是情思所致,任意挥洒,恰似长河东流,浩浩汤汤。全词热烈大胆,奔放直率,似拙而新,语浅情深。首句切入正题,起着提纲挈领、总揽全篇的作用,以下七句所列举六种自然景物和非现实现象(青山、水面、黄河、参辰、北斗、日头),便是从首句“发愿”这一源头上飞流直下而形成的一条绵延不绝的情感河流。其想象是宏阔而丰富的,想象的空间由地及天,想象的对象由山河到星日,以世间最雄伟的景物来比拟爱情,把爱情鲜活的生命与永恒的天地日月相提并论,形成一种奇妙而合理的类比推理:青山不会烂,水面上浮不起秤锤,黄河不会干枯,参星和辰星不会在白昼出现,北斗不会转到南面,三更半夜不会见到日头,爱情也因此绵绵无绝期。作者从反面下笔,如此类推,可谓悖理而合情、无理而曼妙,从而收到与《上邪》殊途同归、异曲同工之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