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是大历二年(767)重九日杜甫在夔州登高之作。诗人联系两年来客寓夔州的现实,抒写自己九月九日重阳登高的感慨,思想境界和艺术造诣,都远在一般登高篇什之上。
首联表现了诗人浓烈的生活情趣。诗人在客中,重阳到来,一时兴致勃发,抱病登台,独酌杯酒,欣赏九秋佳色。诗人酷好饮酒、热爱生活的情态,便在诗行中活现。
颔联诗笔顿转。重九饮酒赏菊,本是古代高士的传统,可是诗人因病戒酒,虽“抱病”登台,却“无分”饮酒,遂也无心赏菊。于是诗人向菊花发号施令起来:“菊花从此不须开”!这一带着较强烈主观情绪的诗句,妙趣神来,好像有些任性,恰好证明诗人既喜饮酒,又爱赏菊。而诗人的任性使气,显然是他艰难困苦的生活遭遇使然。这一联,杜甫巧妙地使用借对(亦即沈德潜所谓“真假对”),借“竹叶青”酒的“竹叶”二字与“菊花”相对,“萧散不为绳墨所窘”(《诗人玉屑》),被称为杜律的创格。菊花虽是实景,“竹叶”却非真物,然而由于字面工整贴切,特别显得新鲜别致,全联遂成为历来传诵的名句。
颈联进一步写诗人瞩目遐思,因景伤情,牵动了万千愁绪。诗人独身飘泊异地,日落时分听到一声声黑猿的啼哭,不免泪下沾裳。霜天秋晚,白雁南来,更容易触发诗人思亲怀乡的感情。诗中用他乡和故园的物候作对照,很自然地透露了诗人内心的隐秘:原来他对酒停杯,对花辍赏,并不只是由于病肺,更是因为乡愁撩人啊!
尾联以佳节思亲作结,遥怜弟妹,寄托飘零寥落之感。上句由雁来想起了弟妹音信茫然;下句哀叹自己身遭战乱,衰老多病。诗人一边诅咒“干戈”象逼命似的接连发生,一边惋惜岁月不停地催人走向死亡,对造成生活悲剧的根源──“干戈”,发泄出更多的不满情绪。这正是诗人伤时忧国的思想感情的直接流露。
此诗由因病戒酒,对花发慨,黑猿哀啼,白雁南来,引出思念故乡,忆想弟妹的情怀,进而表现遭逢战乱,衰老催人的感伤。结尾将诗的主题升华:诗人登高,不仅仅是思亲,更多的是伤时,正所谓“杜陵有句皆忧国”。此诗全篇皆对,语言自然流转,苍劲有力,既有气势,更见性情。句句讲诗律却不着痕迹,很象在写散文;直接发议论而结合形象,毫不感到枯燥。写景、叙事又能与诗人的忧思关合很紧。笔端蓄聚感情,主人公呼之欲出,颇能显示出杜甫夔州时期七律诗的悲壮风格。
《惜往日》以首句名篇。本篇有真伪之争。南宋魏了翁《鹤山渠阳经外杂抄》因篇中提到伍子胥,怀疑本篇和《悲回风》为伪作。明许学夷《诗源辨体》和清曾国藩《求阙斋读书录》以作品语气而致疑。清吴汝纶《评点古文辞类纂》以《怀沙》为绝笔,又因本篇文词浅显,而疑本篇非屈原所作。今人陆侃如、冯沅君、刘永济、谭介甫、胡念贻等人,也都以本篇无标题且多乱辞等原因,对本篇的作者为屈原提出疑问。然而无论如何,持此种理由的观点说服力不是很强,与持本篇作者为屈原的论点相比,显得不十分有力。因此,自然不能剥夺屈原对本篇的著作权。
《九章·惜往日》以首句名篇。此篇是作者在临终之前回忆自己平生政治上的遭遇,作者痛惜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政治主张遭到奸人的破坏,而未能使之实现,表明了自己不得不死的苦衷,并希望用自己的一死来唤醒顷襄王的最后觉悟。全篇可分为六段。
第一段从“惜往日之曾信兮”至“身幽隐而备之”。追叙自己曾被怀王信任,自己也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为楚国的富强出力,但最终因奸人进谗,遭到怀王猜忌而疏远。“惜往日”就是忆往日,痛往日,因回忆过去而哀痛也。《史记·屈原传》说屈原开始时是“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开头四句与这些是对得起来的,但接下来的话就转了。
“国富强”四句,言当时的楚国,修明法昭,上下一心,确也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可好景不长,楚怀王委弃良臣,奢侈淫佚。但屈原认为楚王虽然有过失,己犹欲弼正匡辅,此意与《离骚》和《九章·抽思》二篇可以互证。
“心纯庬”四句言由于自己对楚王一片忠心,不肯把秘密泄露给其他同僚,因此引起在位同僚的嫉妒,他们向怀王进谗言,怀王从而对自己发怒、猜忌、疏远,这正是《屈原传》中“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一段的形象写照。“蔽晦君”以下六句,言那些小人蔽塞君王的聪明才智,虚饰罪状,以惑误君,又欺罔之;君王也不参验考核,究其真相,就疏远贬斥了我再不思念。
第二段从“临沅湘之玄渊兮”至“使贞臣为无由”。屈原身临湘水,决心自沉,该段写临死之前的思想斗争,更显得其就义的从容。
“临沅湘”四句,汪瑗认为“上二句是极推己之恶恶之心,不欲与谗人并生于世,盖反言以见其欲死也。下二句是明己之遭君不明,死为无益,又正言其不必死也。”(《楚辞集解》)“君无昭”四句言君王不知长短,故不能察,使芳草为薮泽所壅遏而不通;君王如此不明,忍死而无益,于是甘心死之,决不苟活。这四句是对“遂自忍而沉流”的回答。
“独鄣壅”二句谓忠臣非不欲尽力,只是由于“鄣壅而蔽隐”而不得辅佐。此所谓“一篇之中,三致意焉”者也。
第三段从“闻百里之为虏兮”至“因缟素而哭之”。历举前世君王得贤人则兴盛与信谗言则灭亡的事情来作进一步的对比说明。其中关于介子推的事情叙之尤详,本意是还希望楚王因自己之死,悔悟而改弦更张,振兴楚国。“闻百里”六句,历举百里奚逢秦穆公,伊尹逢商汤王,吕望逢周文王,宁戚逢齐桓公之事迹,此四子,国君用之而国强。
“吴信谗”二句举伍子胥事。吴王夫差听信谗言令伍子胥自杀,伍子胥死后吴国便被越国灭亡。“封介山”四句举介子推之事。介子推追随晋文公流亡,文公复国不封介子推,介子推逃入深山;文公以火烧迫其出山,子推抱木而死,文公悔悟,追封介子推。屈原在这里以伍子胥死后而吴亡,与介子推死后晋文公幡然悔悟,因而追封介山之事作对比,暗示“存君兴国”之意。
第四段从“或忠信而死节兮”至“使谗谀而日得”,承上文言自古忠臣之死,没有不是因为君王听信谗言而造成的。
“或忠信”四句承前一段列举贤臣之例而进一步发挥。指出忠信者反而被迫死节,奸佞者反而被信之不疑,全都是因为君王不能参验考究加以鉴别,而一味听信小人谎言。“芳与泽”两句言君主如不能按实省察,则不能分别忠信与奸佞。“何芳草”四句言君既不能省察分别忠奸,则忠臣的命运就不会好了。
第五段从“自前世而嫉贤兮”至“如列宿之错置”。进一步陈明自己过去与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光明正大的,如排列天上的列宿那样明明白白。在自己死后,自己所受的委屈,一切都将会昭雪于天下。
“自前世”六句以美女比贤能之人,谓在怀王时代,嫉善忌能,已经是这样子的了。美好的东西被说成是丑恶的,丑恶的东西被说成是美好的,一有好的东西出现,谣言马上就会产生。
“愿陈情”四句言自己的心情与行为光明正大,如星斗罗空,必将愈来愈明白,连“陈”、“白”也都是不必要的了。司马迁曾赞扬屈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日、月、星为三光,“列宿错置”,亦即“与日月争光”。
第六段从“乘骐骥而驰骋兮”至最后为。进一步表明自己将沉江自尽,以身殉国的决心。
“乘骐骥”二句谓驾良马疾驰,却不用控制马匹的器具。
“乘氾泭”二句谓乘木筏沿流而下,却不用船桨而自恃人力。
“背法昭”二句谓背弃法昭而随心所欲地治理国家,就好比上述两种情况,与之并无差别。
“宁溘死”四句写自己赴死之因,屈原谓“恐祸殃之有再”,朱熹说“不死恐‘邦其沦丧’而辱为臣仆……箕子之忧,盖为此也。”蒋骥说:“谓国亡身虏也。”根据当时楚国屡败于秦的形势,朱、蒋二人的分析是颇有见地的。最后二句明明白白地说明了自己写完这篇诗作之后就要赴水自尽,所以可以判断这篇诗作确是屈原的绝笔。
这篇诗歌语言上最大的特色是文辞质朴率直,浅显易懂,表意十分明白流畅。比如对于楚王的谴责,在《离骚》等其他作品当中,一般比较委婉曲折,往往用“荃”、“灵脩”、“哲王”等来代替,而在此篇中,因是赴水之前的绝笔,则无所顾忌,直接责备楚王为“壅君”。此篇诗作的这种风格,在全部屈赋中是显得十分奇特的。
其次,文章结构上前后照应,诗歌以“明法昭”起,以“背法昭”结,前后呼应。林云铭《楚辞灯》说;“以明法昭起头,以背法昭结尾,中间以'无昭’两字作前后针线,此屈子将赴渊,合怀王、顷襄两朝而痛叙被放之非辜、谗谀之得志,全在法昭上决人材之进退、国势之安危。盖贞臣用则法昭明,贞臣疏则法昭废;及既废之后,愈无以参互考验而得贞谗之实,而君之蔽晦日深,虽有贞臣,必不能用,是君为壅君,国非其国也。”十分准确地说出了本篇这个特点。
《水龙吟》,又名《龙吟曲》、《庄椿岁》、《小楼连苑》。《清真集》入“越调”,《梦窗词》集入“无射商”。
张斗墅,即张蕴,字仁溥,号斗墅,扬州人,嘉熙(宋理宗年号,公元1237—1240年)间为沿江制置使属官,公元1256年(宝祐四年)干办行在诸司粮料院。有《斗墅支稿》。“古松五粒”,“粒”,言其细小。因而,在张斗墅家的五株古松,实为盆栽之松。又说“粒”者鬣也,系音近,故称者异。五鬣者,言如马鬣形也,如李贺有《五粒小松歌》,岑参诗“五粒松花酒”,林宽诗“庭高五粒松”皆是。
上片将盆栽古松与山野的古松作一对比。“有人”两句,将盆中古松拟人化。此言盆景上怪石嶙峋如山兀立,古松栽于其旁,犹如人独立于山间。古松虽是已有千年的树龄,但是看起来仍旧是郁郁葱葱苍翠欲滴。“新香”三句。言古松虽小,却能散发出阵阵清香。在阳光照射下,松针浓密得如浸入在一片绿色之中。因此虽是千年古松,在时人的眼中,仍旧觉得它还是如青春年少般的娇小可爱。以上叙盆中古松,下面转述山野中的古松。“布影”三句,言山野上与盆松同龄的古松,如今必定是黛色参天,冠盖蔽空。如果人们经过树下,就会仿佛进入黑沉沉、冷清清的秋天凌晨一般。“驷苍虬”三句,言山野古松枝干粗大如苍虬之张牙舞爪似的欲腾飞万里。高大的主枝直插云霄能与天风相抗衡。枝梢上还能够引来鸾凤停留其上而曼声吟鸣。两相对照之下,盆松占“小”、巧两字;野松则得其型态之雄伟,春花秋月各有所长。
下片应题中“赋张斗墅家古松”。“般巧”三句。此言盆松生得小巧可爱,还能够免除掉遭受利斧砍伐之罪。词人说:见到了盆中的松树,我不由想到了汉代的赤松子。恐怕他是最早与松树作伴的仙人了。“皱鳞”三句。言盆松虽长得小巧,但是细上看去,枝上鳞片苍老如细雨密布其上;松针层叠,使月光难以穿透。这一句又与上片“浓光绿浸”遥相呼应。“朱弦古调”句,化用唐刘长卿《听弹琴》“泠泠七弦上,静听松风寒。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诗意。此言盆松可爱而诱人,宜骚人墨客为其弹奏《风入松》这首古琴曲。“问讯”三句,侧写盆中的假山景色。言盆中设有假山:有桥有岭,又有泥俑站在岭上倚天而啸。“待凌霄”三句,显出松树本色。此言当凌霄花谢的时候,已是到了秋尽冬至之时。但到那个时候,古松会愈发显得精神奕奕,真是“岁寒见松柏之长青”啊!此虽是在讲松树,而暗中却隐隐以松树之志自比,以此傲视世人。
此词题为“惜梅”;上片着重在一个“惜”字上,起首两句写梅的开放和谢落,以下两句叹息寒催梅开,暖催梅落,早开便会早落,表现惜花之心。下片从惜梅引申到伤时,先写闻曲有感,再从惜花转到忧时,末句词意一转,仍归结到惜梅上。梅花开时清香阵阵,沁人心脾。梅花落时,片片花瓣,漫天飞舞,宛若飘飘白雪,使人观之不胜叹惋,欲留不能。一个“惜”字,深入骨髓。
“寒相催。暖相催。”两句写梅的开放和谢落。“寒相催”,“暖相催”是指气候转暖,促使梅花萎谢。
“催了开时催谢时。丁宁花放迟。”两句叹息寒催梅开,暖催梅落,早开便会早落,因此就叮嘱花儿,还是迟一点开吧。其惜花之心,由此可见。及到花飞春去,就感伤不已,真是惜花兼又伤春。对此作者有不同的看法,认为,花儿开得迟些,甚而至于不开,那就没有谢落之事,当然也不会生惜花之心。此即所谓“无得亦无失”,也是妙参佛理的“了达”之语,由此可见作者的人生态度是“殊有悟境”。
下片从惜梅引申到伤时。先写闻曲有感,但闻角声传出《大梅花》、《小梅花》的曲调,笛声传出《梅花落》的曲子。因为汉代军中之乐横吹曲中有《梅花落》是笛中曲名。角也是军中吹器,唐大角曲就有《大梅花》、《小梅花》等曲。“鸣角”又有“收兵”之义,因此,边境告急,城危如卵,谁又能承担起恢复中原的重任呢?词意至此,已从惜花转到忧时。
“吹了南枝吹北枝”,此句承上两句而来;南方气候温和,寒流罕至,岭梅往往南枝花落,北枝花开,所以说角声、笛声吹落了南枝梅花,又吹落了北枝。这里暗与上文照应,隐指危机存在于偏安江南之小朝廷。
末句词意一转,仍归结到惜梅上。梅花开时清香阵阵,沁人心脾。梅花落时,片片花瓣,漫天飞舞,宛若飘飘白雪,使人观之不胜叹惋,欲留不能。一个“惜”字,深入骨髓。
《后出塞五首》组诗叙写开元(713—741)天宝(742—756)年间一位军士从应募赴军到只身脱逃的经历,通过一个人的遭遇深刻反映了天宝之变的“酿乱期”的历史真实。
自开元中玄宗改府兵制为募兵制,兵农分离,出现了职业兵。德宗时李泌论募兵制是祸乱的根源,说这种应募的兵士,既非土著,又无宗族,重赏赐而轻生。《后出塞五首》主人公正是这样一个应募者形象。一无牵挂的汉子,乐意当兵吃粮。诗中提到相赠吴钩的“少年”,当属唐诗中常常写到的少年游侠一类人物。物以类聚,此诗主人公也应是这一类人物。组诗第一首系主人公自叙应募动机及辞家盛况;第二首叙赴军途中情事,尚归美主将;第三首是诗人的议论;第四首则揭露蓟门主将的骄横;第五首则写逃离军旅的经过。此组诗的突出成就,便在塑造了一个“典型环境中的典型形象”。对此诗的赏析,便应围绕这一中心来进行。
一度怀着功名万里雄心的军士后来逃归,其逃离的动机,诗中说得很清楚,是由于他在蓟门军中看到“主将”(当指安禄山)日益骄横、目中无君,而朝廷一味姑息养奸“主将位益崇,气骄凌上都,边人不敢议,议者死路衢”,自己本为效忠国家而来(“誓开玄冥北,持以奉吾君”),不料却上了“贼船”,“坐见幽州骑,长驱河洛昏”,因而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了。
诗一开始就讲得很明白,主人公赴边的目的就是追求“封侯”,“首章便作高兴语,往从骄帅者,赏易邀,功易就也。”(浦起龙)此人正是第三首所谓“重高勋”的“今人”、“奋身勇所闻”的“貔虎士”中的一员。“拔剑击大荒,日收胡马群;誓开玄冥北,持以奉吾君”,也正属于这类人物的夸耀口吻。从第一首“男儿生世间,及壮当封侯”到第五首“跃马二十年,恐辜明主恩”的表白,可见主人公求取功名封赏的思想是一贯的,并未发生何种转变。“古人重守边”六句,不能理解为诗中人思想的转变,而只能理解为诗人自己对时事的评议,或者说它们恰恰是诗人对笔下人物思想、行动的一种批判。说这是杜甫微露本相的地方还不够,应该说这是作者直接激扬文字,站出来表态。这种夹叙夹议的手法,在杜甫诗中原是并不罕见的。
据《通典》称:“国家开元天宝之际,宇内谧如,边将邀宠,竟图勋伐,西陲青海之戍,东北天门之师,碛西怛罗之战,云南渡沪之役,没入异域数十万人,向无幽寇内侮,天下四征未息,离溃之势,岂可量邪!”当时的边境战争,唐玄宗好战固然是一个原因;兵制的改变,也同样是个重要原因。府兵原是寓兵于农的一种兵制,将帅不能拥兵自重,故唐朝前期没有武夫割据事件。而募兵之行,诚如李泌所说,应募兵士多是不事生产的亡命之徒,他们贪功重赏,形成军中好战心理。上自朝廷,下至士兵,互相影响,正是“岂知英雄主,出师亘长云。六合已一家,四夷但孤军。遂使貔虎士,奋身勇所闻。”对侵侮邻国的兴趣随战争的进行愈来愈浓厚,野心的将帅也就得到长成羽翼的机会。
《后出塞五首》就艺术地再现了这一特定时代的历史生活。诗中主人公正是募兵制下一个应募兵的典型形象。他既有应募兵通常有的贪功恋战心理,又有国家民族观念。他为立功封爵而赴边,又为避叛逆的“恶名”而逃走。组诗在欢庆气氛中开头,凄凄凉凉地结尾,是一出个人命运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