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雎不辱使命》是《战国策·魏策四》中的一篇史传文,后收录于《古文观止》。这篇文章写唐雎奉安陵君之命出使秦国,与秦王展开面对面的激烈斗争,终于折服秦王,保存国家,完成使命的经过,歌颂了唐雎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爱国精神,揭露了秦王的骄横欺诈、外强中干的本质。文章内容精彩,情节完整,引人入胜;人物形象生动,秦王的色厉内荏、前倨后恭,唐雎的不畏强暴、英勇沉着,都写得栩栩如生。
首先,最引人注意的是人物的对白。除了很少几句串场的叙述,几乎全是对白;用对白交代事情的起因、经过和结局,重点突出,层次清晰;用对白表现人物的精神面貌,安陵君的委婉而坚定,唐雎的沉着干练,口锋锐利,义正辞严,秦王的骄横无理,无不跃然纸上。
开头一段是秦王嬴政在“灭韩亡魏”之后,雄视天下,根本不把小小的安陵放在眼里,他似乎不屑以武力相威胁,企图以“易地”的谎言诈取安陵。在他看来,安陵君哪敢说个“换”字,更不敢说“不”,“使人谓”三字,劈头即自称寡人(只有对下,诸侯才可自称寡人),见出秦王对安陵君的轻慢,“安陵君其许寡人”,着一命令副词“其”,活现出秦王的盛气凌人。安陵君识破骗局,婉言拒绝。“大王加惠,以大易小,甚善”,态度和言辞都十分婉和,但不是卑躬屈膝,而是婉辞,是面对虎狼之敌的斗争艺术。“受地于先王,愿终守之”,陈理为据,无容置喙。“弗敢易”,于委婉中透出坚决的态度,必然会使“秦王不悦”。
这时,唐雎出场,“使于秦”,系国家人民的命运于一身,深入虎穴狼窝,令读者不能不为他捏一把汗!以下唐雎出使到秦国的文章分三个段落来做,也是唐雎与秦王面对面斗争的三个回合。唐雎如何到达秦国,怎样拜见秦王,与本文中心无关,一概略去不写,而直接写会见时的对话。
进而体会秦王与唐雎的语言,其意趣和从前也迥然不同。“秦王谓唐雎曰”之前,已经“不悦”,这时,他是压住火气说话,不像秦使者那样“简而明”,而是亦拉亦打,于委婉中露出威胁,俨然是胜利者的口吻:“……安陵君不听寡人,何也?”“今吾以十倍之地,请广于君,而君逆寡人者,轻寡人与?”这是质问。“秦灭韩亡魏,而君以五十里之地存者”,纯属威胁。话中句句不离“寡人”如何,还偏要说“以君为长者,故不错意也”“吾以十倍之地,请广于君”,秦王的狡诈骄横之态不言自明。唐雎早已胸有成竹,并不多与之周旋。“否,非若是也”,态度沉着明朗。寸步不让,据理力争:“虽千里不敢易也,岂直五百里哉?”把安陵君的“弗敢易”换做一个反问句,并以“千里”对“五百里”提出,就远比安陵君的回答更为坚定有力,不给对方一点便宜。这必然引起“秦王怫然怒”,由“不悦”到“怫然怒”。这使本来就很尖锐的矛盾更加激化了,文章至此陡起波澜,读者顿生焦虑之情,为冲突的后果而担忧。
第二回合是斗争的高潮,从写作来说是全文重心,因此写得最细最详。“秦王怫然怒”一句,笼罩全段。一个小国的使者如何治服大国暴君的盛怒,固然很难;作者如何在短短的文字中把这个场面写出来,写得入情入理,令人信服,也非易事。但《战国策》的作者有这本领,而且胜任愉快,把这个场面写得波澜起伏,有声有色,令人仿佛亲临其境。这一段作者分两个层次来写。第一层,秦王怒气冲冲,施以恐吓,“公亦尝闻天子之怒乎”,公然自称“天子”,全不把一个小国及其使者放在眼里。“天子之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如果联系“灭韩亡魏”的背景,委实令人不寒而栗。唐雎“臣未尝闻也”一句,沉着冷静,不为秦王的恐吓所动,实际上是按兵待敌。因而这一层犹如两大浪峰中的一个浪谷。
第二层,唐雎先是反唇相讥,“大王尝闻布衣之怒乎”,照用秦王口吻,以“布衣”对“天子”,真是寸步不让。然后又用“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一正一反两个判断句,断然驳掉秦王“免冠徒跣,以头抢地尔”的诬蔑,于是条件成熟,反攻开始。先用三个排比句摆出专诸刺王僚、聂政刺韩傀、要离刺庆忌的事实,又说“与臣而将四矣”,打掉秦王的气焰,再用“若士必怒”等五个四字短句,像滚木擂石般对准秦王打过去,以“二人”对“百万”、“五步”对“千里”,不给他一点喘息时间,气氛之紧张,令人屏息。最后唐雎“挺剑而起”,紧紧逼住秦王,这更是秦王所始料不及,于是精神防线完全被摧毁,只有缴械投降。
作者懂得写好唐雎这段反驳痛斥秦王台词的重要,让他来作这个回合的斗争的主角,给他大段的独白,用排比,用节奏鲜明的短句,让他激昂慷慨地大讲特讲,赋予他狂风扫地的气势,而秦王已是一败涂地了。秦王的心理活动抽不出笔墨来写,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没有必要写,因为秦王早已被这意外的一击打昏了,他来不及思考一下眼前发生了什么,而结局已经摆在他的面前,只有俯首就范而已。明写唐雎,突出了他大义凛然的鲜明形象,虚写秦王,也更符合这一特定情景。
第三回合写法上反过来了,虚写唐雎,因为唐雎的形象已经完成,再写反而画蛇添足从“色挠”至于“长跪而谢”,“先生坐,何至于此”,这是此时此刻秦王的所言,简直让人难以相信还是刚才那个秦王干的。秦王先因为自己是大强国有恃无恐,误以为可以放胆作恶;后迫于眼前处境,黔驴技穷,不得已而为之,并不能改变他的本性。而且君王的架子并不能完全放下,对唐雎的恭维显然言过其实。
作者充分调动了对比、夸张等艺术手段以烘托气氛,同时对二人的情态举止的变化略加点染,强化冲突,精心营造戏剧性的惊心动魄的场面。两种人物、两种思想和行为的对比,可以突出他们各自的特征,让读者认识得更清楚,这是一种广泛使用而且行之有效的表达方法。同样,俗话说,“红花虽好,还需绿叶扶持”,衬托在很多种情况下,也是十分必要的。本文把这两种有效的表现方法结合起来,相辅相成,收到了显著效果。我们先说本文中对比手法的运用。首先,本文中唐雎和秦王是对立而存在的,他俩之间生死不容、唇枪舌剑的斗争,为作者充分运用对比的手法,提供了坚实的生活基础,因而作者紧紧抓住这一点,对比着来写两个人物。
例如写秦王一倨一恭,也形成对比,艺术上叫做相反相成,更有力地揭示了秦王这一复杂性格──既是凶恶的,又是虚伪的。
又以安陵君来衬托唐雎。安陵君是作品的次要人物,但又是必不可少的人物。他是君,唐雎是臣,他的态度决定着唐雎的态度,他不失为明君,但却比唐雎软弱,更缺乏才干,大敌当前,他有见识,会应对,却拿不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找不到走出险地的途径。而唐雎出使秦国,面对秦王,一开口便胜安陵君一筹,“否,非若是也”,不卑不亢;接下去则一句比一句更有锋芒。他看透了秦王的色厉内荏,只要掌握时机,就能一举而战胜之。但反回头说,没有安陵君的支持信任,唐雎纵然浑身胆识,怕也难有用武之地。两个人物,两种性格,互为表里,相辅相成。
词的上阕以虚实相生、正反对比等艺术手法着重叙事而又渗透着热烈而深沉的情感活动。“六月天兵征腐恶”,起句突兀而来,首先推出“天兵”与“腐恶”两个对立的意象,并以“征”字相关联,直有一股令人振奋的摧枯拉朽的磅礴气势,造成先声夺人的艺术效果。以“天兵”指作者所率的工农红军,既显其神威,又张其正义。以“腐恶”指敌人,是形容词名物化的用法,既暴露了敌人腐朽丑恶的本质,又反衬了“天兵”的正义和不可抗拒。中间着一“征”字,可谓兴师有名,仁义自见。这一句从时令“六月”落墨,看似寻常,其实多有包孕。
“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就其喻指的事物而言,是前句的复现;就其意象创造而言,却发生了耐人寻味的推移和转换。“万丈长缨”与“天兵”语意相承,是意象的推移;“鲲鹏”与“腐恶”相应,用以吟指作者所要否定的对象,则是一种出人意料的意象转换。此前,作者在《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中有“鲲鹏击浪从兹始”句;此后,在《七律·吊罗荣桓同志》中有“斥鷃每闻欺大鸟”句;在《念奴娇·鸟儿问答》中有“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句。其中“鲲鹏”、“大鸟”都被用来喻指作者所赞美和肯定的对象。这里,作者之所以进行异乎寻常的意象转换,以“鲲鹏”属应“腐恶”,意匠在于既真实地揭示当时国民党蒋介石政权虚弱而又暂时强大的两重性本质,又隐约披露作者对当时攻取中心城市的不可能性与危险性的深层的情感判断。“万丈长缨”要缚住那大而“不知其几千里”的鲲鹏,气不可谓不壮,然而谈何容易!
正是沿着上述已经隐约披露的深层的情感潜流,作者的思绪很自然地流向了另外的意象空间:“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公略。”“赣水那边”,是以切入的远景转换了意象空间;“红一角”则以鲜明的色彩造成了耀人眼目的视觉形象。这种空间的跳跃转换和鲜明意象的创造,无疑显示了作者强烈的情感流向,透露了作者对已经是“红一角”的“赣水那边”分外瞩目的眷顾之情。这种深刻的情感潜流,毕竟是难以抑而不发的,至“偏师借重黄公略”一句,可谓情不自禁而溢于言表了。作者之所以在作品中对黄公略赞赏有加,不仅仅是因为黄公略所率的红三军在从汀州向长沙的军事行动中确实是足可倚凭的“偏师”,黄公略本人在关键时刻赞同并支持了毛泽东抵制攻取南昌的决策;更重要的是,他向来理解和支持工农武装割据的主张,坚持在粤北至赣西南赣水一带开展武装斗争,深入进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红色政权,为创建革命根据地作出了重要贡献。可以说,黄公略与毛泽东在革命战略上是志同道合、心心相印的,是毛泽东足可信赖与借重的。
词的上阕一、二句与三、四句构成了层次分明而又相互联系、相映成趣的艺术思维空间,笔调也前后相承而又显出变化。如果说一、二句是作者立足于现实而在幻化的意象空间进行形象思维,豪情浩气之中隐然生出一缕深沉的忧思,笔调雄浑而凝重;那么,三、四句则是从虚境回复现实,于深情眷顾中流露出对正确的战略道路及其成功实绩的热情赞美,笔调也显得活脱轻灵。
词的下阕,作者挥洒酣畅的笔墨,紧扣意脉进一步状写革命气势,抒发强烈而深沉的情怀。“百万工农齐踊跃”,是上阕“天兵”、“万丈长缨”等虚拟意象的现实具体化,是对如火如荼的工农武装斗争形势的真实描写与概括。“齐踊跃”三字,极富动感,极有力量,既讴歌了广大工农群众革命的热情和昂扬的斗志,又为下句意象空间的开拓引弓蓄势。
“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紧承前句笔力豪气,一泻万里,势不可遏。从汀州向长沙的军事行动,自闽西、赣南北上,纵贯江西,几及全省,而后自赣西北取进逼湘鄂态势,状以“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并非“虚笔”。句中驱遣“席卷”、“直捣”这两个力度极强的词语,意锐词锐,如同雷轰电掣,使得上阕开辟的“万丈长缨”、“红一角”的意象空间急剧伸张拓展,令人心驰神往,了无滞碍,似觉锋芒所向,红旗漫天,以至席卷江西、直捣湘鄂意犹未尽,情不能已。
至此,作者顺势翻笔,凌空一变,由已经极大地伸展开来的外在的意象空间转向逐渐亢奋起来的内在的心灵世界:“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红了一角的古老土地上红旗跃动,百万奋起的工农正迈开排山倒海的行进步伐,“席卷”、“直捣”旧世界的革命气势……此情此景,本身就构成了大气磅礴、悲壮动人的时代旋律、人类史诗。而呼唤“饥寒交迫的奴隶”、“全世界受苦的人”起来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让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的《国际歌》,正是这种时代旋律、人类史诗汇集而成的全世界无产者革命的歌,心中的歌。毛泽东身在此情此景之中,扮演着“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的时代主角,是我唱《国际歌》,还是《国际歌》唱我,自是浑然难分而神思飞越了。所谓“狂飙为我从天落”,正是这种物我浑然的诗家妙语。“狂飙”何物?它既指革命风暴,此为物;又指内心的情感波涛,此为我。二者交激鼓荡,奔突于天,深沉于心,以“为我从天落”言之,信不虚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