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苏轼晚年回答其侄女婿王庠问学的一封书信。这封书信文笔简练，语气谦逊，循循善诱，表达了作者对年轻人的殷切期望，也表现了作者的长者风范。
苏轼在信中用语十分谦虚虚，对王庠的赞语认为“过当”，“岂堪英俊如此责望邪？”谈自己的看法时用“卑意”一词，最后又用“可笑可笑”作结。苏轼是欧阳修以后的北宋文坛的第一人，他不但对宋代散文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就，而且在诗词，绘画、书法等方面也有卓越的成就。这样的一个文坛巨匠，在青年学子面前却如此谦虚，完全是一个谦谦君子，表达了他对年轻人的殷切期望，也表现了他的长者风范。
苏轼在信中就读书方法谈了三个方面的意见。
一是反对死记硬背。苏轼认为“少年科目时，记录名数、沿革及题目等不值一提，自应举时的“节目文字“亦无用。这就从另一方面反映了苏轼的作文原则，他主张作文“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表达了崇尚自然反对雕琢的文艺主张。
二是认为求学无捷径，“积学数年，自有可得之道”。青年人往往急于求成，希望走捷径，惟有靠勤奋努力，坚持不懈，在实践中摸索求学之道。
三是求学要讲究方法。这其中又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指出求学不能贪多。苏轼认为“书富如入海，百货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兼收尽取，但得其所欲求者尔“。他告诉王庠读书不能贪多，而应围绕”所欲求“的目的，也就是要有所选择。第二层指出读书要钻研得深。苏轼认为“少年为学者，每一书皆作数过尽之”，“每次作一意求之“，即书要读多遍，每读一遍要能集中研究一个问题。“勿生余念”，研究其他问题也是这样，这不是浏览速成的读书法所能奏效的。这些读书方法是苏轼一生治学的经验之谈，在后世仍然有它的积极意义，值得借鉴。
这首词上片写作者参加宴会，宴会结束后大雁人飞，下片描写二妓的风流云散，衬托出离别的悲伤。该词借景抒情，运用衬托的手法，表现作者的离别悲伤之情。
上阙开端两句先写应邀赴宴：“欲执河梁手，还升月旦堂。”与下文的“酒阑人散”、“北客”联系起来看，可知开头是写应邀赴宴，而主人的殷勤好客以及作者的感激之情，都音流弦外了。接下去作者并没有渲染宴会上欢快、热烈的气氛，而是一下子推到散席的一刻，着意写上一笔：“酒阑人散月侵廊”。这里明点“酒阑人散”这一特定时间，而以厅堂的走廊下清冷的月光写出凄清的气氛和落寞的情怀，这当然是同离别的心绪相关联的。于是自然转到写当前的离别之事：“北客明朝归去、雁人翔。”这句或许是由“群燕辞归鹄人翔”（曹丕《燕歌行》）这一古老的诗句变化而来，以“雁人翔”反衬“北客”（即作者自己）归去的孤独和冷落，颇有点离群索居的意味，突出了离别的悲伤。
下片开端两句是对别筵的补写，还是对近事的回忆，这一点无法悬揣，但可以肯定，其中有作者难忘的一时韵事。“高明玉”、“郑季庄”即前篇《减字木兰花》词序中所说的高莹、郑容，她们都是润州名妓，当时在苏轼赞助下，被判落籍、从良，所以感恩戴德，极有可能在苏轼临去时，席上作陪助兴。“窈窕”、“风流”互文见义，概括了二人的容貌之美、歌舞之美。接着笔锋一转：“一时分散水云乡”。此句写得极有诗情和韵味：“一时分散”四字，既回应前文的“酒阑人散”，又暗指二人的落籍从良，同时写出美的事物的消失所引起的莫名的惆怅；“水云乡”三字，紧扣江人的地域特征，并以云水汪茫的自然景色对作者所抒写的情感作了巧妙的烘托。结尾一句情、景兼到，也颇见佳：“惟有落花芳草、断人肠。”“酒阑人散”之后，触目都是惹人愁烦的景物，使人极度伤心。这里应当说明的是，“芳草”会惹人愁烦是因为在古代诗作中，诗人们往往借“芳草”这一意象来抒写或寄寓人的离情。如《楚辞·招隐士》：“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无名氏《饮马长城窟行》：“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诗：“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杜牧《池州送前进十蒯希逸》诗：“芳草复芳草，断肠还断肠。自然堪下泪，何必更斜阳！”等等。看来这里更多地化用了小杜的诗意，来表现离别的悲伤，这是词的“主意”，与上片一脉相通。由此看来，下片描写二妓的风流云散，不过是一笔衬托而已。
庄棫此首《相见欢》词是一首写美人“春愁”的有味之作，表现的是暮春时分美人梦醒之后的一种缠绵和凄凉之感。
词的上片写的是鹃啼惊梦、梦醒缠绵时的情绪。起韵写深林里飘来的几声鹃啼，惊醒了因思念太久、太深而终于形诸梦寐的闺中人，好梦也就犹如一缕轻烟一般飘散无痕。这里并不着一字诉说遗憾，而做梦人深深的遗憾如可呼吸得到。在构思方面，此处受到了唐代诗人金昌绪《春怨》诗里“黄莺惊梦”的启发，而又更为巧妙。因为鹃啼声好像就是在说“不如归去”，比起百啭莺啼，似乎是有要借鸟语转达要行人归来的意思。“直到”一句，写她在梦醒之后的不甘和恋梦心情。梦已然散去如烟，无法寻觅，她犹悬浮在如梦的情绪里，更加如痴如醉地缠绵。这种特殊时分的特殊感受又有多少人感受过呢？而词人却在此捕捉得绘神绘色。可惜梦中的美满遇合和梦醒之后的痴迷与留恋都不足以改变无情的现实，梦中的情景反而增加了梦醒后的痛楚。
词的下片以上片作为对照，传写出女主人公在梦醒之后面对春光融融景象的悲戚之感。过片“蝶自舞，莺自语，总凄然”三个短句，联翩而下，却又转折有致。在春日温暖的阳光下，彩蝶在快乐地飞舞，黄莺在自怡地啭鸣，这美丽到极致的春天，却不能给予她一丁点的安慰，她是一直处在凄凉的感受里，难以自拔。季节的美，因为与她的生命状态极不相融，反倒成了残酷的对照。结尾一句，由日转到夜，将春夜明媚的月光作为传递感情的桥梁：春夜的月色有如银白色的水，泻在美人幽居的空庭里；由这水样的月光，她想到了流水，也想到了自己如水一般流逝不已的美好的青春年华。要知青春年华的虚耗，那就是生命的虚耗啊！这个除了思念与做梦就无事可做、无处激情的深闺思妇，她的生命状态是多么的可悲啊！词人在此对于“水”的意向的运用尤其巧妙。它已经不是一个原始的意象，而能够自然地实现由月光意象到华年的抒情联想。
庄棫此首词的措语轻软明丽，抒情缠绵婉转，不愧为幽怨词的经典之作。
这是一首七言绝句，在小说中由林黛玉所作。诗的前两句概括垓下之战的悲壮历史情景，后两句揭示了反复无常的将军英布和彭越的可耻下场。这首诗表达了对虞姬的崇敬和颂扬之情，寄托了林黛玉自己正直倔强的思想品格。这首诗运用对比的手法，通过虞姬与黥布、彭越的对比，加深了对虞姬的赞美之情。
此诗赞美了虞姬忠贞的高尚品格，并抒发了作者自己同样的理想。林黛玉作《虞姬》，赞美虞姬，寄托了自己正直倔强的思想品格。
第一句写名骑乌骓迎着夜风悲鸣怎么不令人摧肝断肠。虞姬将死，项羽的坐骑为之悲鸣。乌骓悲鸣为虞姬自刎谊染了悲惨的氛围。第二句写虞姬含恨对着项羽悲伤。此句承接上句，叙述虞姬的悲叹。句中的“恨”字，似有埋怨项羽在“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时没把刘邦杀掉之意。第三句指出，黥布彭越反复无常身败名裂得到应有的可耻下场。此句表明了黛玉对黥彭反复无常的鄙视，反衬了黛玉对虞姬的崇敬。第四句，黥彭比不上虞姬在军帐中拔剑自刎那样忠贞坚强在对比中突出、颂扬虞姬的忠贞高尚品德。
这首诗运用对比的手法，赞美了虞姬忠贞矢志的高尚品格，批判了反复无常的黥彭。作者颂扬虞姬的用意在于：宁可像虞姬自刎，也不学黥彭叛变自已初衷那样鄙劣。在《葬花辞》中，黛玉曾表示：“质本结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这是林黛玉赞美虞姬的思想基础。此诗寄托了对封建礼教压迫不屈服的叛逆精神。从《虞姬》可以看出黛玉写《五美吟》并不是什么“胡乱揍几首诗”，而“以寄感慨”是真。
《龟虽寿》所表达的思想感情与《观沧海》是一致的。但《观沧海》是写景诗，以景抒情。此篇则完全是一篇富有人生哲理的抒怀言志之作。这首诗写于北伐乌桓胜利的归途。此时，曹操已经五十三岁，在古代，这已是将近暮年的年龄。虽然刚刚取得了北伐乌桓的胜利，踏上凯旋的归途，但诗人想到一统中国的宏愿尚未实现，想到自己已届暮年，人生短促，时不我待，怎能不为生命的有限而感慨！但是，诗人并不悲观，他仍以不断进取的精神激励自己，建树功业。《龟虽寿》所表达的正是这样一个积极的主题。
诗以“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开头，作者用这两个形象的比喻说明世间万物都不是永恒存在的，新陈代谢是大自然的根本规律。这就等于告诉人们说，人虽寿夭有别，但最终都是要死的，表现了作者朴素的唯物辩证思想和无神论的观念，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既然人总是要死的，那么是不是可以对人生采取消极悲观的态度呢？诗人认为这是不可以的。承认生命有限正是为了充分利用这有限的生命，建功树业，有所作为。
接着诗人诗人紧承上意写道“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笔力遒劲，韵律沉雄，内蕴着一股自强不息的豪迈气概，深刻地表达了曹操老当益壮、锐意进取的精神面貌。“壮心不已”表达了要有永不停止的理想追求和积极进取精神，永远乐观奋发，自强不息，保持思想上的青春，曹操以切身体验揭示了人的精神因素对健康的重要意义。
“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表现出一种深沉委婉的风情，给人一种亲切温馨之感。盈，是满的意思，可以引申为寿；缩，是专职的意思，可以引申为夭。这就是说，人的寿命的或长或短，不完全出于天定，只要调养有方，是可以保持身心健康、延年益寿的。
人寿命的长短不完全决定于天，只要保持身心健康就能延年益寿。曹操所云“养怡之福”，不是指无所事事，坐而静养，而是说一个人精神状态是最重要的，不应因年暮而消沉。这里可见诗人对天命持否定态度，而对事在人为抱有信心的乐观主义精神，抒发了诗人不甘衰老、不信天命、奋斗不息、对伟大理想的追求永不停止的壮志豪情。
《龟虽寿》更可贵的价值在于这是一首真正的诗歌，它开辟了一个诗歌的新时代，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汉代人的思想禁锢了三四百年，弄得汉代文人不会写诗，只会写那些歌颂帝王功德的大赋和没完没了地注释儒家经书，真正有感情，有个性的文学得不到发展。直到东汉末年天下分崩，风云扰攘，政治思想文化发生重大变化，作为一世之雄而雅爱诗章的曹操，带头叛经离道，给文坛带来了自由活跃的空气。他“外定武功，内兴文学”，身边聚集了“建安七子”等 一大批文人，他们都是天下才志之士，生活在久经战乱的时代，思想感情常常表现得慷慨激昂。正如《文心雕龙·时序》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慨而多气也。”尤其是曹操，鞍马为文，横槊赋诗，其诗悲壮慷慨，震烁古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种充满激情诗歌所表现出来的爽朗刚健的风格，后人称之为“建安风骨”。千百年来，曹操的诗就是以这种“梗慨多气”风骨及其内在的积极进取精神，震荡着天下英雄的心灵。也正是这种可贵特质，使建安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闪灼着夺目光彩。钟嵘将曹操置于下品，主要是嫌其“古直”而少文采，殊不知曹操这样一位豪气盖世的英雄，是不屑于雕章琢句的。钟嵘六朝时人，当时文学之士很讲究文采华美，所谓“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钟嵘对曹操的评价过低，显然是时代风气使然。任何文学——包括诗歌在内，文采较之内容，毕竟是第二位的。关于曹操的文学地位，过去常为其政治业绩所掩，而不为人重视，其实，他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是有卓越贡献的人物，特别对建安文学有开创之功，实在是应当大书一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