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二句极写楚都之荒凉。想当年楚地何等博大，楚都何等繁华，楚之君臣何等威赫，而今却“丘坟满目衣冠尽，城阙连云草树荒。”衬映这古城阙的却只是这连片的坟墓、无边的荒草和野树。这一苍茫的历史感慨不少诗人描写过，李白“吴宫花草埋出径，晋代衣冠成古丘”（《登金陵风凰台》）便是典型一例：但在韩愈却有独到喟叹，也直谏获罪，几临杀头，死亡之念时刻袭上心头，拂逆不去。刚出京，便瞩远来的侄孙准备收拾自己的骨殖：“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商山道上，不堪惊吓与劳顿的幼女又死了。因而，首句取丘坟这一阴森凄冷的意象，是在吊古的情怀中裹掖着现实的困惑，自伤的意味。丘坟满目，是眼前近景，城阙连云，是辽阔远景，是茫茫宇宙空间，衣冠尽，却是心中情，是感喟，是浓缩的历史的情绪化表现。宋苏轼“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念奴娇·乔壁怀古》）造意与此相似，只是取象不同。韩愈在即目所见的空间中看出严峻的时间性，看出人生的短暂与飘忽。历史千载，唯留丘坟。那当年的君臣士大夫都带着他们的功业和追求，走向默默无闻的寂寞，进入无边的荒凉，为这荒草野树所遮掩。这是多么令人脊冷心寒的。而诗人想到自己为了信仰抗颜犯谏，受尽磨难，走向遥遥贬途，将来又什么都不能留下，找不到未来的寄托。字里行间表达了苦涩的悲凉茫然的心绪，感受到那空荡荡没有着落的傍徨情态。城阙连云，从艺术手法看，是小景物作了大景物的坐标，使眼前景更趋逼真贴切，但从感情脉络看，目极天地，正是困惑苦闷的心绪寻求解脱与寄托的寻觅求索。
这时，仿佛万籁静寂中一声鸡啼，郁闷窒息中一股凉风，诗人惊喜地发现了一座祠庙： “犹有国人怀旧德，一间茅屋祭昭王。”他急急上前问询，方知“旧庙屋极宏盛，今惟草屋一区，然问左侧人，尚云每岁十月，民相率聚祭其前”。虽一草苴茅屋，诗人却如获得了极大的慰安而心花怒放了。楚昭王当年曾击退吴国入侵，收复失土，这一功德千百年后仍为人所缅怀，享受祭祀。而自己“欲为圣朝除弊事”之举正是为天下人民免除愚昧和苦难，显然，诗人从茅屋祀昭王中悟出了事业的真谛、生命的价值与归宿。初起的彷徨悲凉为之一变，恢复了自信，增强了九死不悔的决心。
整首诗写出荒凉的感觉而又意味深长。其中“城阙连云”是想象之境，想象昔年楚国盛世，而今却只剩下“草树荒”；末尾“一问茅屋”四字，更极尽盛衰之慨。然而屋宇虽小，后人追缅情怀并未衰绝。末句颇有风致。抚今追昔，再亲临其地凭吊，恐怕更别有一番况味了。
此诗题目特别，《诗经》大多是取首句语词为题，有的虽不是首句，但亦是诗中的语词，而“常武”一词不见于该诗，故说诗者议论纷纭。《毛诗序》谓其意是“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为戒然”；朱熹《诗序辨说》申此说“盖有二义：有常德以立武则可，以武为常则不可，此所以有美而有戒也”，对此，姚际恒《诗经通论》驳道：“诗中极美王之武功，无戒其黩武意。毛、郑亦无戒王之说，然则作《序》者其腐儒之见明矣。”王质《诗总闻》谓“自南仲以来，累世著武，故曰常武”：方玉润《诗经原始》以为“常武”是乐名，他说：“武王克商，乐曰《大武》，宣王中兴，诗曰《常武》，盖诗即乐也。”近人或以为古常、尚通用，“常武”即尚武，与诗旨正合。
此诗赞美周宣王率兵亲征徐国，平定叛乱，取得重大的胜利。诗人的叙述基本按照事件的发展：首章写宣王委任将帅并部署战备任务；第二章通过尹氏向程伯休父下达作战计划。这两章着重记述史实，一一交代重要人物，虽然极为简括，但却把形势、任务、目标乃至进军路线都说清楚了。这自然是最高统帅宣王的杰作，诗人以最简洁的笔法，表现了宣王胸有成竹、指挥若定的气魄与指挥才能。
第三章写进军。诗人先从“我方”着笔：天子亲征，沉稳从容，战士行军，不紧不慢，充满一种胜券在握的坚定信心。而敌方，在诗人笔下则是另一番景象：徐方阵营骚动、震恐，以致如五雷轰顶，仓皇失措。一镇定，一惊慌，两相对照，显示出王师强大的力量，未战已先声夺人。
第四章写王师进击徐夷。诗人以天怒雷震，比喻周王奋发用武；以猛虎怒吼，比喻官兵勇敢，极力突出王师惊天动地的气势。以此击徐，无异泰山压顶，自然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王师迅疾深入淮河腹地，切断了徐淮的联系，还俘获了大批叛军，进而扎营于此，为剿灭敌人作准备。全章八句，前用比，后用赋，寥寥几笔便勾勒出了进军的形势，充分显示出王师的压倒优势。第五章写王师的无比声威。诗人满怀激情，借助精巧选词，串联比喻、排句，饱蘸笔墨，歌唱王师。这是全诗最精彩的部分。
第六章写王师凯旋，归功天子。诗人先颂扬天子计谋允当，再说胜利是“天子之功”，然后写到王下令“还归”，叙述次第井然。“王曰还归”回应篇首“王命卿士”，一反映今日胜利的踌躇满志；一表现昔日大敌当前的凝重心境，前后鲜明对照，首尾相连，结构完善。此章造句颇奇特，双句、单句“徐方”二字交替使用，方玉润《诗经原始》评曰：“‘徐方’二字回环互用，奇绝快绝！”诗人反覆提出“徐方”，正见出对这次平徐胜利的特别重视与喜悦。徐为淮夷大国，屡与朝廷抗衡，今已降服来朝，自然极为可喜可贺，要津津乐道；同时又是天子亲征，诗人怎能不张大其功，宣扬徐方“既来”、“既同”、“来庭”、“不回”。可见连用四个“徐方”既是内容使然，又是抒情志感的需要，并非故意造奇。
中国古代叙事诗不很发达，但如《大雅·常武》一诗，尽管在细节的叙述上精详远不及古希腊罗马的史诗，却也神完气足，其叙事虚写与实写的巧妙结合，尤为一大特色，从诗歌艺术上说，即使与古希腊罗马史诗相比，似也不遑多让。
“数年湖上谢浮名，竹杖纱巾遂称情。”据《唐诗纪事》及崔峒朋友们的诗文记载，崔曾登进士第，大历中任拾遗、补阙等职，后因事贬为潞府（治所在今山西襄垣县北）功曹，终被贬于州刺史，卒于贞元中期。从诗的作年和诗中语气来考察，这首诗可能即作于潞府功曹任上。功曹属于闲官，且诗人所居之地又远离朝廷，因而诗的上句说数年来漂泊江湖，摒弃做官的虚名，下句“竹杖纱巾”，是隐者装束，意思说自己逍遥自在地生活，大遂平生之愿。金圣叹批曰：“‘遂’字妙！妙！言亦既宽然有余，更无欠缺也。不知何一日何一故又要献书，遂又生出无数不称情”（《金圣叹选批唐诗》卷之四上）以“遂”字为中心解这两句诗，一语中地。下一联具体描写潇洒的生活：“云外有时逢寺宿，日西无事傍江行。“云外”，即指世俗之外，宦海之外，此指诗人现居的闲散之地，此联诗人自述一切率意而为，有时逢寺即宿，有时日落西山，无事时沿江漫行。这两句颇似司空曙《江村即事》中“钓罢归来不系船，江村月落正堪眠”一联的意趣。
颈联归结到寄韦李本意。“陶潜县里看花发，庾亮楼中对月明。”上句陶潜指李明府，陶曾为彭泽令，故以陶比李，下句庾亮指韦应物。陶渊明既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李又是崔峒友人，从那首《赠同官李明府》中“流水声中视公事，寒山影里见人家”的句子，可以看出李明府也是一位胸怀磊落的人物；庾亮为晋朝太尉，《晋书》卷七十三载：亮都督江荆六州军事，镇武昌。“诸佐吏殷浩之徒，乘秋夜共登南楼，亮至，将起避，亮徐曰：‘诸君少住，老子于此兴复不浅’。便据胡床啸咏，其坦率多类此。”“楼中对月”疑写此事。韦应物为大历、贞元间著名山水诗人，性格清雅闲静，诗风恬淡，亦非追求功名利禄者。崔峒以两位清雅疏放的古人，比喻两位同样雅洁的今人，说他们做官，不说政绩怎样，而说看花、对月，这样写主要是对他们“吏隐”生活的向往，同时稍露自伤不遇之情。
“谁念献书来万里，君王深在九重城。”尾联转入满腹牢骚不平，诗人向两位朋友诉苦：我不远万里，到京城献书，谁知“君之门兮九重”，一片赤诚，难以上达天听，不为君知。这两句并不是“悔献书”，他对献书毫不悔恨，只是怨自己运气不好，怨君王深居禁中，不能赏识自己的才干，使得他不能象韦苏州和李明府那样，既能当官，又过着“潇洒送日月”的生活。“十才子”诗中常交织着“仕”与“隐”的矛盾。他们都是中下层知识分子，对他们来说，最惬意的莫过于“陶潜县里看花发，庾亮楼中对月明”这样吏、隐两全的生活，崔峒因未得到这种“待遇”而产生怨恨，不过，他的“怨”，是“怨而不怒”，合乎中庸之道的。崔峒的友人王烈有一首《酬崔峒》诗，对他的矛盾心理写得很形象具体：“狥旬世甘长往，逢时忝一官。欲朝青琐去，羞向白云看。荣宠无心易，艰危抗节难”。
崔峒的诗全国仅存一卷，唐人高仲武《中兴间气集》被选录了崔诗九首，并评价云：“崔拾遗，文彩炳然，意思方雅。”这首诗，意象高华，投赠之意，怨愤之情，出以雅正之笔，为崔诗中的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