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目是“再经胡城县”,诗人自然会由“再经”而想到“初经”。写“初经”的见闻,只从县民方面落墨,未提县宰;写“再经”的见闻,只从县宰方面着笔,未提县民,这就留下了广阔的想象余地。如果听信封建统治阶级所谓“爱民如子”之类的自我标榜,那么读到“县民无口不冤声”,只能设想那“冤”来自别的方面,而不会与县宰联系起来;至于县宰呢,作为县民的“父母官”,必然在为县民伸冤而奔走号呼。读到“今来县宰加朱绂”,也准以为“县宰”由于为县民伸冤而得到了上司的嘉奖,然而出人意料的是,诗人在写了“初经”与“再经”的见闻之后,却对县宰的“朱绂”作出了“便是生灵血染成”的判断,这真是石破天惊,匪夷所思。
结句引满而发,对统治者的揭露与鞭挞不留余地,这与常见的含蓄风格迥乎不同。但就艺术表现而言,诗中却仍然有含而不露的东西在,因而也有余味可寻。“县民无口不冤声”既然是“去岁”的见闻,那么县民喊的是什么冤以及喊冤的结果如何,诗人当然记忆犹新,但没有明写。县宰加朱绂“既然是“今来”的见闻,那么这和县民喊冤的结果有什么联系,诗人当然很清楚,但也没有明写。而这没有明写的一切,这就造成了悬念。最后,诗人才把县宰的朱绂和县民的鲜血这两种颜色相同而性质相反的事物出人意外地结合在一起,写出了惊心动魄的结句。诗人没有明写的一切,就都见于言外,获得了强烈的艺术效果。县宰未加朱绂之时,权势还不够大,腰杆还不够硬,却已经逼得“县民无口不冤声”;如今因屠杀冤民而赢得了上级的嘉奖,加了朱绂,尝到了甜头,权势更大,腰杆更硬,他又将干些什么,诗人也没有明写,然而弦外有音,有很强的震撼力。
全诗构思巧妙,诗人描写了他两次路过胡城县的见闻,把这两次见闻写进诗中,构成对比,使主题更加鲜明醒目,这一对比,使人们清楚地看到朝廷的忠奸不分,官吏残暴无耻。害民的官吏反而高升了,封建社会的本质就在这对比中表现出来了。这首诗对后世的影响很大,清末的刘鹗在长篇小说《老残游记》中,写山东巡抚玉贤因害民升官的诗句“血染顶珠红”便是从这首诗的最后一句脱化而出的。
这是一首景物小诗。作者春天经由宜阳时,因对眼前景物有所感触,即兴抒发了国破山河在、花落鸟空啼的愁绪。
“宜阳城下草萋萋”,作者站立城头观赏景致,只见大片土地荒芜,处处长满了茂盛的野草。接着,一笔便把人们的视野带到了连昌宫和女几山一带:“涧水东流复向西。”太平时期,登上那武后、玄宗曾走过的“玉真路”,不仅可以观看“鸣流走响韵,含笑树头花”的美景,而且也会看到农民利用涧水灌溉的万顷良田,但此时,这里清泠泠的山泉却再没人汲引灌溉,而是任其“东流复向西”了。昔日,这里的香竹、古柳、怪柏、苍松,无处不吸引着众多的游客;而今,且莫说那些,就是红颜吐芳的春花,也早已无人欣赏了。
“芳树无人花自落”,这里强调“无人”二字,便道出了诗人对时代的感慨,说明经过安史之乱,再也无人来此观赏,只能任其自开自落了。“春山一路鸟空啼”,春山一路,不仅使人想象到山花烂漫,鸟语宛转的佳境,但著以“空啼”二字,却成了以乐写哀,以闹衬寂,充分显示了山路的荒寞;这里不仅再也见不到那么多的游人墨客,而且连耕农、樵夫、村姑都不见了。“自落”和“空啼”相照应,写出了诗人面对大好山河的无限寂寞之感。
鉴赏一首诗可以结合其他同类诗歌进行比较理解。这首诗就与一些诗歌有异曲同工之处,可以联系起来体会其情感意境。首句可联系杜甫《春望》中“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姜夔《扬州慢·淮左名都》里“过春风十里,尽荠麦青青”,体会其荒凉的特点。第三句和第四句可联系杜甫《蜀相》中“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夜黄鹂空好音”体会其凄凉冷落的特点。这末二句的“自”和“空”两个字的作用跟杜甫《蜀相》中的“自”和“空”作用是一样的,春色大好,但无人欣赏,其实用乐景写的是哀情,显出山中的宁静,从中透出一丝伤春、凄凉之情。另外,“自”和“落”也让人想起李清照《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中感慨春光无限好,却物是人非,满眼苍凉景象的诗句:“花自飘零水自流。”因此不难理解全诗表达了作者面对城破人稀的情景而产生的感世伤怀之情。
李渔《窥词管见》有云:“词虽不出情景二字,然二字亦分主客,情为主,景是客。说景即是说情,非借物遣怀,即将人喻物。有全篇不露秋毫情意,而实句句是情、字字关情者。”诗和词在表现手法上是一致的。这首诗虽然还不能说就做到了“全篇不露秋毫情意”,但句句写景,句句含情,却是比较突出的。尤其值得提出的是,诗中虽然写的是绿草、芳树、山泉、鸟语,都是一些宜人之景,却构成一幅暮春景象,渲染一种孤寂、凄凉、愁苦、叹惋的感情,这些景色都是为衬托诗人凄凉的心境服务的,它充分显示了诗人对时代的深沉叹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