肝肠。掞文摛锦，驾云乘鹤下鹓行。紫枢将命，紫微如綍，常近君王。旧山同梓里，荷月旦、久已平章。九霞觞。荐刀圭丹饵，衮绣朝裳。
肝肠。掞文摛锦，驾云乘鹤下鹓行。紫枢将命，紫微如綍，常近君王。旧山同梓里，荷月旦、久已平章。九霞觞。荐刀圭丹饵，衮绣朝裳。
此诗一开头就从这卑微低贱的尉职说起，“黄昏封印点刑徒”，“封印”、“点刑徒”，这就是县尉每天黄昏时的例行公事。诗人不是含糊地一笔带过，而是具体地、不厌其烦地一一点出，更显示了这职责的无聊和不堪忍受。
第二句“愧负荆山入座隅”，与首句成一鲜明对比，以荆山的巍峨高耸反衬自己的沉沦下僚。李商隐赴弘农尉任时曾途经荆山，并写了一首《荆山》诗，诗云：“压河连华势孱颜，鸟没云归一望间。杨仆移关三百里，可能全是为荆山。”对荆山极力赞美，因此这里才顺手拈来反衬自己的处境。
诗的后两句是用典：“却羡卞和双刖足，一生无复没阶趋。”相传春秋时楚人卞和在荆山（今湖北南漳县南）得到一块玉璞，曾献之于楚厉王和武王，都被误认为是石头，而以欺君之罪先后把他的双足砍掉。后来，楚文王即位，才使玉人治之，得宝玉，名之曰“和氏之璧”。卞和得璞的荆山与作者所在的荆山同名，故有这样的联想。卞和因献玉而两次被刖足，这是无比悲惨的遭遇。可是李商隐却希望自己能像卞和那样把双足砍断，这样，就再也不必在官府奉迎趋拜了，其惨烈又还迥出乎卞和之上。
李商隐写作曾被人讥为“獭祭鱼”，因为他很喜欢用典。其实李商隐诗的许多典故都是用得很成功的，比如这首诗，在用典上就有两点很值得注意：一是自然巧妙。诗人是从眼前的荆山联想到卞和得玉石的荆山，又由这一荆山联想到卞和献玉的不幸遭遇，又由卞和之不幸联想到自己之不幸，所以就非用这一典不可。二是花样翻新。它不是一般的比附或替代式的用典，而是根据内容需要来用典，“典”只是辅，只是宾，是诗人此时那种强烈愤懑之情的映衬，一个“羡”字，真是惊心动魄，令人不忍卒读。
此曲的开端，全是活在人们口头的语言。盖作者当时的感情澎湃，不可遏抑，于是脱口而出，不暇推敲，越去粉饰，越有真意；越少做作，越近自然，越能叩开人们的心扉。“才欢悦，早间别，痛煞煞好难割舍”，正是作者的“真”，正是作者“心头舌尖”必欲说出的一句话，因而在感情色彩上特别显得真实、强烈而深刻。“才”字极言欢悦之短促，“早”字极言离别之骤然，两句合在一起，正是古人所说的“别时容易见时难”。从欢乐的相会遽然跌入无情的分离，作者“割舍”时的痛苦心情就可想而知了。“痛煞煞”用口语，越是平易不加修饰，越见出感情的真挚。“好难割舍”四字，虽无人物形态、语言上的具体描写，却将两情依依、久驻难分的一幕，完整地反映了出来。诗词在这种情况下要把语言加工整形一番，不能热辣辣直诉肺腑，而这就是散曲的优势所在了。
化俗为雅，变熟为新，是作曲的一条必须遵循的原则。这支曲子的结尾，在极俗极熟的声口之后，继之以极雅极新的曲辞，使之“俗而不俗，文而不文”。“画船儿载将春去也，空留下半江明月。”固然是从宋人俞国宝的“画船载取春归去，余情付湖水湖烟”（《风入松》）的句意脱化而来，但比起俞作更富韵味，更具形象。作者在《蟾宫曲·醉赠乐府珠帘秀》中有句云：“系行舟谁遣卿卿。”可知当初朱帘秀是乘着船来到此地的。如今，尽管难分难舍，她终于还是再一次跨上了行舟，船儿也终究离开了江岸。作者不忘叙出那是一只“画船”，因为只有这样的船只才能配合美人的风韵。“画船儿”是美的，可惜却越离越远了，而且作者觉得它载走了生活中的美，载走了希望，载走了春天。好像朱帘秀一去，春的温暖，春的明媚，春的生机和活力，都被那只画船儿载走了，于是作者的空虚寂寞、凄凉惆怅之感，便在字里行间强烈地透露出来。末句“空留下半江明月”，进一步从眼下的留存来衬出失落的惨重。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许浑《谢亭送别》：“日暮酒醒人已远，满天风雨下西楼。”关汉卿《四块玉·别情》：“溪又斜，山又遮，人去也。”都是在离人远去的失落之后，借以眼前的景语，且都带有象征的意味。此曲也是一样，作者举目四望，只留下了江上冷清清的月影，在近处的波面上瑟瑟晃漾。“半江明月”除了孤寂感外，还有一种残缺感，它正是作者送别朱帘秀后的残破心灵的反照。
这首词，是程垓词的代表作之一。在宋金元词苑中，该词牌仅此一篇，程垓的词虽传诵正文，又曾选入《花草粹编》，但因其是一种“僻调”，形式奥妙，写作难度大，不易效仿，所以后人继承这种词风的很少。
上片写离情之苦，侧重抒写离别时欲留不得、欲去不舍的矛盾痛苦的心情。起调“月挂霜林寒欲坠”，是这首词仅有的一句景语，创造了一种将明未明、寒气袭人的环境气氛。这本来应是梦乡甜蜜的时刻。可是，这里却正是门外催人启程的时候。“奈离别如今真个是”乃“奈如今真个是离别”的倒装语，意思是对这种即将离别的现实真是无可奈何。这种倒装，既符合词律的要求，又显得新颖脱俗，突出强调了对离别的无可奈何。这种无何奈何、无计可施的心情，通过下边两句更得以深刻表现：“欲住也、留无计；欲去也、来无计”两句感情炽热，缠绵悱恻，均直笔抒写，略无掩饰。想不去却找不到留下来的借口；还未去先想着重来，又想不出重来的办法。铁定地要分别了，又很难再见，当此时怎不黯然神伤，两句写尽天下离人情怀。
下片写别后相思之深。这层感情，词人用“离魂”、“憔悴”作过一般表达之后，接着用折梅频寄加以深化。“问江路”三句，化用南朝民歌“折梅寄江北”和陆凯寄范晔“折梅逢驿使，寄与陇头人”诗意，而表情达意有过之而无不及。尤其是歇拍二句，以“春到”、“人到”复沓盘桓，又叠用“须频寄”，超神入化，写尽双方感情之深，两地相思之苦。
这首词中，写景色的语言不多，较多地叙述离别的感情，语言朴实，不事夸张，却能于娓娓叙述之中，表达出缠绵悱恻的感情，自具一种感人的力量。这样的艺术效果，与词人所使用的词调的特殊形式、特殊笔法密切相关。其一，此词上下片同格，在总体上形成一种回环复沓的格调；上片的结拍与下片的歇拍皆用叠韵，且句法结构相同，于是在上下片中又各自形成了回环复沓的格调。这样，回环之中有回环，复沓之中又复沓，反复歌咏，自有一种回环往复音韵天成的韵致。其二，词中多逗。全词十句六逗，而且全是三字逗，音节短促，极造成哽哽咽咽如泣如诉的情调。其三，词中还多用“也”字以舒缓语气。全词十句之中，有五句用语气词“也”，再配上多逗的特点，从而形成曼声低语长吁短叹的语气。词中的虚字向称难用，既不可不用，又不可多用，同一首词中，虚字用至二、三处，已是不好，故为词家所忌。而这首词中，仅“也”字就多达五处，其他如“正”、“奈”、“个”等，也属词中虚字，但读起来却并不觉其多，反觉姿态生动，抑郁婉转，韵圆气足。其关键在于，凡虚处皆有感情实之，故虚中有实，不觉其虚。凡此种种形式，皆是由“酷相思”这种特定内容所决定的，内容和形式在程垓的这首词中做到了相当完美的统一。所以全词句句本色，而其感情力量却不是专事矫柔造作者所能望其项背的。
词的起句奇绝。春风吹绽百花，这是很普通的比喻修辞，把春风之吹拂说成春风之手的抚摸，这也是很常见的拟人修辞，但是此词作者把这两者融合，再加入了他独有的体会之后，一句“春风试手先梅蕊”就显得异常新颖了。“试手”二字仿佛是说春风吹绽百花的这门“技艺”需要先操练一下，而操练的结果则是使梅花先于百花开出了花蕊。冬去春来，春风自然要启开冰封的万物，但它却独钟情于梅花，暗含着对梅花的赞颂。“頩姿冷艳明沙水”一句以外在写内质。“颍姿”是写梅花美丽的姿容，“冷艳”写花色，这都是暗指它清高幽独的气质。“明沙水”是它生长的环境，这冰清玉洁、一尘不染的环境，正是为了凸显梅花的高洁。
三、四句以梅花与百花对比。陆游《卜算子·咏梅》曾写梅花“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梅花主动地不与百花争艳却遭来百花的妒忌，把梅花写得极为美丽又清高孤绝。而此词的作者却说“不受众芳知”，梅花孤高的气势削减了，仿佛还有了一丝落魄的哀伤。然而这只是铺垫，是作者刻意地压抑感情，接着”端须”一句就开始高扬——梅花之清高孤绝唯有月亮能与之相配。这感情和气势已丝毫不让陆游之词。这种先抑后扬的写法，使全词结构显得很精致。
下阕开始写梅花与人的互动。“清香闲自远”句写梅花的幽香，已暗含着闻到花香的人。正因为花香清雅而幽远，因此女子纷纷把梅花装饰在头发上，一个“先”字再次强调了它与“众芳”的区别。“雪后燕瑶池”一句想象瑰丽，瑶池已自高远华美，更加“雪后”修饰，一种幽冷清空的气氛更加强烈。而梅花因其高洁的品格和气质，被邀请到这样的地方赴宴，又荣列人间众芳之首，这是何等的荣耀。这一想象的目的还是从另一个角度赞美梅花与众不同的气质和“仙姿”。
整首词始终围绕梅花来写。无论是比喻、拟人还是想象，目的都是为了赞誉梅花的各种品格。赵令畴因与苏轼交好而入党籍，一生仕途坎坷，此词虽表面上只是写梅花的品格．但未尝不是以梅花自喻，寄托作者深沉的感情。
这篇文章分为五个自然段。第一段概言管仲生前死后齐强之功和齐乱之祸，第二段直陈齐国之祸实由管仲，第三段指责管仲不懂治国之本，第四段以晋文公来比照齐桓公以步说明管仲于齐国败乱无可逃责，第五段总结管仲临终不能荐贤自代的教训以垂戒后人。全文章句腾挪多变，奇诡莫测，起伏照应，极富雄辩恣肆的特点。
第一段概言管仲生前死后齐强之功和齐乱之祸。文章开笔先承旧说，言管仲生前之功。即辅佐齐桓公，称霸诸侯，抗击戎狄，使齐国变得国强民富，诸侯不敢反叛。然后转言管仲死后齐国就发生祸乱。即竖刁、易牙、开方“三子”被重用，齐桓公死于叛乱之中，五个公子争夺王位，以至祸延齐简公，国无宁日，历时竟达一百五十余年。本段言功是宾，言祸是主，主宾皆关锁于管仲身，为下文立论张本。
第二段直接陈述齐国祸乱，说祸乱的根本原因是管仲引起。管仲之罪全在此段，所以这是全文最重要的一段。但作者指责管仲，却先不说管仲，而是把自已参透的哲理劈面提出：“夫功之成，非成于成之日，盖必有所由起；祸之作，不作于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作者以这种带有思辨色彩的哲理作为本段起笔，不仅醒豁警拔，辉耀全篇，而且还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结构上自然流转，足见举重若轻之功力。下文以一个“故”字带出管仲，明确指出齐国之乱，祸由管仲，即所谓“齐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鲍叔；及其乱也，吾不曰竖刁、易牙、开方，而曰管仲。”这里的上句显然是承功“所由起”而言，是宾；下句则是承祸“所由兆”而言，是主。主宾仍关锁于管仲一身，揭出全文题旨。接着，作者以“何则”设问，拓开一笔，将题旨又转深一 步，先责齐桓公，后责管仲。作者认为，齐桓公用“三子”而“乱人国”，齐桓公固然不对，但使齐桓公任用“三子”者却是管仲，因为管仲临终前，齐桓公询问他相国的人选，他却不能“举天下之贤者以对”，只是以“三子”做事违反人情，不可亲近之语搪塞而已。结果管仲既殁，齐国即乱。上文，作者先责备齐桓公，再责备管仲，最后又引证齐桓公“问相”的史实，这不仅用笔开合变而有序，而且借宾显主，还进一步说明了齐国之乱全都是由于管仲临终前不举荐贤能所导致的。以下几段，便紧紧扣住此意，反复畅发，开合承转，愈转愈深。
第三段则是指责管仲不懂治国之本。这一段紧承上文齐桓公用“三子”和“问相”事展开论述，论证分三层，先开后合，先务虚后务实。第一层以“仲以为桓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的设问引起下文。作者认为，管仲与齐桓公相处日久，深知齐桓公贪恋声色。而且管仲还知道，如果没有竖刁、易牙、开方这“三子”，那么也就没有人能够满足齐桓公的声色欲望。因此日后齐桓公用“三子”，势所必然。既然如此，管仲临殁而不举贤自代，这应该说是他的责任。第二层深人步发问：“仲以为将死之言可以絷桓公之手足耶？”作者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是否定的。因为齐国不担心有“三子”而担心没有管仲。有了管仲，这“三子”只不过是三个匹夫而已。言外之意是说，佞臣不足畏，可怕的是国无贤者，国既无贤，君自昏瞆。所以管仲想以“将死之言”“絷桓公之手足”也是不可能的。然后作者又退一步说，即使齐桓公侥幸能够听进管仲的话而诛灭“三子”，但天下类似“三子”之徒岂能“悉数而去之邪？”在这一警策有力的反问中，使人更清醒地看到管仲临殁而不能举贤自代的错误。以上两层都是放开一步，从齐桓公用“三子”的原因这个角度反复论述，说明选贤举能防止奸佞当国的重要。第三层则是合，作者在盘旋蓄势之后，一笔点出“管仲不懂治国之本”，并暗承第二段齐桓公“问相”事，设身置地，代管仲为谋，反跌出举贤自代”的重要，道出管仲“不知本”的要害。
第四段以晋文公来比照齐桓公，进一步说明齐国的祸乱，管仲有不可逃脱的责任。这一段也是先开后合，由宾入主。先言晋国因有贤而强，后说齐国因无贤而败。援征史实，二相比照，更可见出贤者当国的重要。然后又合归于管仲，说管仲虽贤，齐桓公“独恃”，可是管仲却已经死了，齐国焉能不“一乱涂地”？因此，齐国败乱，管仲之责是无所逃脱的。
第五段总结管仲临终不能荐贤自代的教训，垂戒后人。本段先说“夫天下未尝无贤者，盖有有臣而无君者矣。”即认为，天下不是没有贤臣，而是有贤臣却不被国君所用。根据这个前提，作者接着推论说，“桓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复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作者之所以“不信”，是因为天下并非无贤，而是有贤不用。其中微旨，虽明责齐桓公不能用贤，实暗责管仲不能荐贤。以上为本段第一层。第二层批评《管子》以为国中无贤，再责管仲不能荐贤。据专门记载管仲言论的《管子》一书说， 管仲临终前，曾评论过鲍叔牙、宾胥无、宁戚、孙在等大臣的为人，一一分析他们的缺点，认为皆不足以托付国事。唯独荐举“好上识而下问”（《管子·戒篇》）的隰朋，可是管仲又料定隰朋将随已早亡，不可能久理齐政，因此自己死后，齐国将无贤可代。《管子》的这些认识显然是违背客观事实的，所以苏洵认为《管子》一书“诞谩不足信”。第三层援引春秋卫国大夫史鳅和汉丞相萧何临殁进贤为切证，说明大臣能否荐贤，全在其“用心”。而管仲临终之言和《管子》一书皆以为无贤可代，其“用心”可知矣！苏洵“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刘勰《文心雕龙·事类》），于此可见。第四层，总结教训，收束全文。“夫国以一人兴，以一人亡，贤者不悲其身之死，而忧其国之衰，故必复有贤者而后可以死。”这个教训可谓高出俗见，它不仅重申了大臣临终举贤自代的重要性，而且还用此冷隽之笔点醒全文，回应全篇。最后又承“而后可以死”句结穴于“彼管仲者，何以死哉？”以震耀耳目的反问，再次关锁于管仲，使全篇“能发异光，而且长留余味”（林纾《春觉斋论文·用收笔》）。
这是一篇以意取胜的文章。作者论管仲其人，能够“扩前人所未发”（刘熙载《艺概·文概》），自出机杼，别开一境，令人耳目一新。破理且能顺势运斤，意贯始终；并善于运用丰富的史料多方类比，反复对照，纵擒开合，借宾论主，使立论一层深似一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