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是题在杭州望海楼的柱子上的。作者名姓已不可考,但我们可从中体会到一种复杂的情感。这不是一般的思乡之情,而是作者常年羁旅在外而产生的一种落寞之感。
首句以景起笔,“浙江轻浪去悠悠”,诗人在杭州钱塘江边的望海楼上向远处眺望,看到了这一场景。在这里,这个叠字“悠悠”下得好,钱塘江的水面悠长而空寂,而诗人的心事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无论是“悠悠”的水波,还是“悠悠”的往事,它们都“去”了,一去不复返,只停留在诗人的记忆里。但是诗人又是如此怀念它们,所以就产生了第二句中所说的“愁”。“望海楼吹望海愁”,有人曾就此句对此诗的作者提出猜想,认为这首诗系郑谷所作,因为第二句中所用的反复手法正是郑诗中常见的。而据笔者考查,这种说法是不确切的,因为郑守愚是宜春(今属江西)人,其一生中并未有在余杭(杭州)的经历。但是,这一句所用的手法却是与郑的反复惊人地相似。望海楼上吹来的当然是海风,但在诗人笔下,望海楼上随海风而来的,似有淡淡的忧愁。这个“望海愁”,不仅与“望海楼”谐音,给人以音律反复回环之感,而且“望海”之愁,意蕴深远,含蓄蕴藉。望海时到底引发了什么愁绪?这里诗人没有说,但后二句中却有很明显的答案。
第三句笔锋陡然一转,“莫怪乡心随魄断”,“乡心”即思乡之心,“乡心”断即谓诗人已不再思乡,这是为什么?这又是一个问题,而这一问题又在第四句中给出了答案。“十年为客在他州”,原来诗人已在杭州作客十年,十年不得回乡,对故乡早已淡忘,因此是“乡心随魄断”。故乡在诗人心中早已成为远方天际的浮云了啊。
那么诗人为什么要“愁”呢?答案就在三四两句中。这其实是诗人“说话的艺术”。“乡心随魄断”是真的已断乡心了吗?很明显不是的,若是则诗人也不必生愁。但诗人偏说:我的乡心早已断结了,因为我远在异乡时间已经太长了。看似豁达,实则倍加思乡!其字字皆从千百回转后得来,方能令人回肠荡气,长吟击节!由此看来,诗人不是“乡心断”,而是“乡心甚深”,以致随魄皆断。这里注意这个“随魄”。如若诗人果真已将故乡忘却,那么他为什么要“断魄”呢?为什么要生愁呢?所以说这是曲笔言愁,而余味悠长。如果诗人一味说“我如何如何思乡啊!”,非但不能感人,而且根本不成艺术了。
这首诗的艺术特色显然在于情感的表达,其情感并不直接用语言叙述出,而是让大家在读完全诗中体味出。第二句中“望海楼”“望海愁”交错复沓,声音婉转,而意在突出“望海”,进而引出诗人所表达的“愁”。晚唐的诗风自李义山已渐趋朦胧,而这首诗在朦胧中又有明确的情感,让人回味无穷,无疑是一首上品的佳作。
这是一首即景生情、因事起意之作,以情深意真见长。从诗中可见作者同元稹的交情之深。全诗不事雕琢,以极其朴素、极其浅显的语言,表达了极其深厚、极其真挚的情意。
诗的首句,据当时参加游宴的白行简在他写的《三梦记》中记作“春来无计破春愁”,照说应当是可靠的;但《白氏长庆集》中却作“花时同醉破春愁”。一首诗在传钞或刻印过程中会出现异文,而作者对自己的作品也会反复推敲,多次易稿。就此诗来说,白行简所记可能是初稿的字句,《白氏长庆集》所录则是最后的定稿。诗人之所以要作这样的修改,是因为在章法上,诗的首句是“起”,次句是“承”,第三句当是“转”。
从首句与次句的关系看,把“春来无计”改为“花时同醉”,就与“醉折花枝”句承接得更紧密,而在上下两句中,“花”字与“醉”字重复颠倒运用,更有相映成趣之妙。再就首句与第三句的关系看,“春愁”原是“忆故人”的伏笔,但如果一开头就说“无计破春愁”,到第三句将无法显示转折。这样一改动,先说春愁已因花时同醉而破,再在第三句中用“忽忆”两字陡然一转,才见波澜起伏之美,从而跌宕出全篇的风神。
这首诗的特点是,即席拈来,不事雕琢,以极其朴素、极其浅显的语言,表达了极其深厚、极其真挚的情意。而情意的表达,主要在篇末“计程今日到梁州”一句。“计程”由上句“忽忆”来,是“忆”的深化。故人相别,居者忆念行者时,随着忆念的深入,常会计算对方此时已否到达目的地或正在中途某地。这里,诗人意念所到,深情所注,信手写出这一生活中的实意常情,给人以特别真实、特别亲切之感。
白居易对元稹行程的计算是很准确的。当他写这首《醉忆元九》诗时,元稹正在梁州,而且写了一首《梁州梦》:“梦君同绕曲江头,也向慈恩院院游。亭吏呼人排去马,忽惊身在古梁州。”元稹对这首诗的说明是:“是夜宿汉川驿,梦与杓直、乐天同游曲江,兼入慈恩寺诸院,倏然而寤,则递乘及阶,邮吏已传呼报晓矣。”巧的是,白居易诗中写的真事竟与元稹写的梦境两相吻合。这件事,表面上有一层神秘色彩,其实是生活中完全可能出现的巧合,而这一巧合正是以元稹、白居易平日的友情为基础的。
唐代长安城东南的慈恩寺和曲江是当时的游赏胜地。而且,进士登科后,皇帝就在曲江赐宴;慈恩寺塔即雁塔,又是新进士题名之处。他们两人应当常到这两处共同游宴。对元稹说来,当他在孤寂的旅途中怀念故人、追思昔游时,这两处长安名胜,不仅在日间会时时浮上他的心头,当然也会在夜间进入他的梦境。由于这样一个梦原本来自对故人、对长安、对旧游的朝夕忆念,他也只是如实写来,未事渲染,而无限相思、一片真情已全在其中。其情深意真,是可以与白居易的诗比美的。
读者更可见两人的交谊之笃,也更可见白居易的这首诗虽像是偶然动念,随笔成篇,却有其深厚真挚的感情基础。如果把两人的诗合起来看:一写于长安,一写于梁州;一写居者之忆,一写行人之思;一写真事,一写梦境;诗中情事却如《本事诗》所说,“合若符契”。而且,两诗写于同一天,又用的是同一韵。这是两情的异地交流和相互感应。读者不仅可以领略诗篇的艺术魅力,而且可以从它的感情内容得到真和美的享受。
孟浩然写山水诗往往善于从大处落笔,描绘大自然的广阔图景。第一二两句就写得气势磅礴,格调雄浑。辽阔无边的太空,悬挂着一轮晕月,景色微带朦胧,预示着“天风”将要来临。“月晕而风”,这一点,“舟子”是特别敏感的。这就为第三句“挂席候明发”开辟了道路。第四句开始进入题意。虽然没有点明彭蠡湖,但“渺漫”这个双声词,已显示出烟波茫茫的湖面。
“中流席匡阜,势压九江雄”,进一步扣题。“匡阜”是庐山的别称。作者“席匡阜”是在“中流”,表明船在行进中,“势压九江雄”的“压”字,写出了庐山的巍峨高峻。“压”字之前,配以“势”字,颇有雄镇长江之滨,有意“压”住滔滔江流的雄伟气势。这不仅把静卧的庐山写活了,而且显得那样虎虎有生气。以下四句,紧扣题目的“望”字。浩渺大水,一叶扁舟,远望高山,却是一片“黛色”。这一“黛”字用得好。“黛”为青黑色,这既点出苍翠浓郁的山色,又暗示出凌晨的昏暗天色。随着时间的推移,东方渐渐显露出鱼肚白。高耸的庐山,在“曙空”中,显得分外妩媚。天色渐晓,红日东升,庐山又是一番景象。崔巍的香炉峰,抹上一层日光,读者是不难想象其美丽的。而“瀑水喷成虹”的景象更使人赞叹不已。以虹为喻,不仅表现庐山瀑布之高,而且显示其色。飞流直下,旭日映照,烟水氤氲,色如雨后之虹,高悬天空,显得绚丽多彩。
这样秀丽的景色,本该使人流连忘返,然而,却勾起了作者的满腹心事。“久欲追尚子,况兹怀远公”,表明了作者早有超脱隐逸的思想。东晋高僧慧远,他本来是要到罗浮山去建寺弘道的,然而“及届浔阳,席庐峰清净,足以息心”,便毅然栖息东林。“追”“怀”二字,包含了作者对这两位摆脱世俗的隐士高僧是多么敬仰和爱戴;“我来限于役”以下四句,显露出作者之所以不能“息微躬”是因为“于役”,是因为他还要继续到长江下游江浙等省的广大地区去漫游,如今整个行程还不到一半,而一年的时间却将要完了。“淮海”、“星霜”这个对偶句,用时间与地域相对,极为工稳而自然,这就更突出了时间与空间的矛盾,从而显示出作者急迫漫游的心情。这对“久欲追尚子”两句说来是一个转折,表现了隐逸与漫游的心理矛盾。
“寄言岩栖者,毕趣当来同”,对以上四句又是一个转折。末两句暗寓出诗人不留在庐山,但将来还是要与“岩栖者”共同归隐的,表现出诗人对庐山的神往之情。
这虽是一首古诗,但对偶句相当多,工稳、自然而且声调优美。譬如“黯黮凝黛色,峥嵘当曙空”中的“黯黮”与“峥嵘”,都是叠韵词。不仅意义、词性、声调相对,连字形也相对了。《全唐诗》称孟诗“伫兴而作,造意极苦”,于此可席一斑。此诗结构极为紧密。由“月晕”而推测到“天风”,由“舟子”而写到“挂席”,坐船当是在水上,到“中流”遂席庐山。这种联系都是极为自然的。庐山给人第一个印象是气势雄伟;由黎明到日出,才看到它的妩媚多姿、绚丽多彩。席庐山想到“尚子”和“远公”,然后写到自己思想上的矛盾。顺理成章,句句相连,环环相扣,过渡自然,毫无跳跃的感觉。作者巧妙地把时间的推移,空间的变化,思想的矛盾,紧密地结合起来。这正是它结构之所以紧密的秘密所在。
此诗第一句交代宴饮的地点,为下文的展开写出了规定的场景。第二联把大臣们写得不同凡俗,更恰到好处地吹捧了皇帝。第三联突然笔锋一转,由宴会写到了东庄周围的环境。最后归结到宴会上来,收住上文,把宴会的气氛推向了高潮。
全诗用比喻、对比、夸张等多种修辞来介绍长宁公主的别墅,虽然辞藻过于华丽,但是皇家庄严肃穆的一面描绘得很具体,使人对皇帝家那种威严奢华的生活有了一定的了解。作为宰相,李峤写出如此的文章似乎很天经地义,这是政治和文学的结合,李峤既将政治目的融到了诗里,又严格按照五言律诗原有的体裁来编辑词汇。不管读者是否喜欢花团锦簇般的修辞堆在那里,皇家的气派似乎只有用这样的辞藻方能说明。大多数应制诗、侍筵诗都是如此。此诗俗处在于空泛,这也是大多数此类诗词很难跳出的套路。
这首作品是典型的侍筵诗。侍宴写的诗,多歌功颂德的溢美之词,少酸甜苦辣的隽永名言,这样的诗其实流传不广,因为没有什么用,充其量记录一些生活片段,玩一下生涩怪癖的文词,应景显才之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