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禊当日兰亭，群贤弦管里，英姿如许。宝靥罗衣，应未有、许多阳台神女。气涌三山，醉听五鼓，休更分今古。壶中天地，大家著意留住。
修禊当日兰亭，群贤弦管里，英姿如许。宝靥罗衣，应未有、许多阳台神女。气涌三山，醉听五鼓，休更分今古。壶中天地，大家著意留住。
全诗四章，艺术地再现了周宣王田猎时选择吉日祭祀马祖、野外田猎、满载而归宴饮群臣的整个过程。
第一章写打猎前的准备情况。古代天子打猎是如同祭祀、会盟、宴享一样庄重而神圣的大事，是尚武精神的一种表现，仪式非常隆重。因此，事先选择良辰吉日祭祀马祖、整治田车就成为必不可少的程序。“升彼大阜，从其群丑”二句在这一章中是将然之辞，一切业已准备就绪，只等在正式打猎时登上大丘陵，追逐群兽。第二章写选择了良马正式出猎。祭祀马祖后的第三天是庚午日，依据占卜这天也是良辰吉日。选择了良马之后，周天子率领公卿来到打猎之地。那里群鹿聚集，虞人沿着漆、沮二水的岸边设围，将鹿群赶向天子守候的地方。第三章写随从驱赶群兽供天子射猎。眺望原野，广袤无垠，水草丰茂，野兽出入，三五成群，或跑或行。随从再次驱赶兽群供天子射猎取乐。第四章写天子射猎得胜返朝宴享群臣。随从将兽群赶到周天子的附近，周天子张弓挟矢，大显身手，一箭射中了一头猪，再一箭射中了一头野牛。表现出英姿勃发、勇武豪健的君主形象，实是对周宣王形象化的颂扬。打猎结束，猎获物很多，天子高高兴兴地用野味宴享群臣，全诗在欢快的气氛中结束。
此诗最明显的一个特点是，诗人按照事情的发展过程依次道来，有条不紊。另外，全诗大部分章节记叙田猎活动的准备过程以及随从驱赶野兽供天子射猎的情景，间及群兽的各种状态，以作烘托，具体写天子射猎只有四句：“既张我弓，既挟我矢。发彼小豝，殪此大兕。”这种点面结合的写法，既叙述了田猎的过程，描写了田猎的场面，透露了轻松的气氛；更突出了天子的形象，增强了天子的威严，使全诗有很强的感染力。
这是诗人与王维等同游蓝田辋川时所作，王维有《过感化寺昙兴上人山院》。“感化寺”，故址在今陕西蓝田县。
“不远灞陵边，安居向十年。”首句点明禅院位置，暗示昙兴上人远避闹市、静居山林的品德。“灞陵”，汉文帝陵墓，在西安市东郊，与蓝田相接，灞水从此流过，风景十分优美。昙兴上人山院并不在灞陵，但作者有意指出“灞陵边”，旨在从总体上勾画禅院优美的地理位置。次句引出昙兴上人，他于此安居习禅，远避尘世，将近10年，足见他雅洁高爽的情怀。首二句人地双关，看似率易，但平中见奇、直中见曲，自然逗起下文。
“入门穿竹径，留客听山泉。鸟啭深林里，心闲落照前。”切合 “游”字，逐层描绘山院清幽雅静的风景。进入禅院，但见丛竹阴翳、竹间曲径回绕，幽趣逸人。黄昏，殷盛的主人留下客人在院中共坐，静听山泉。此时，落日斜照，空旷的树林中洒满晚霞，鸟雀在林间自由飞翔，时而发出清脆欢快的啼鸣。鸟鸣声与远处的山泉声相交映，使山院显得格外幽静恬美，人置身其间也觉得十分闲逸。这四句笔法变化有致： “留客”句，景中有人，它包含了宾主洒脱闲逸的情趣，与凡俗留客宴饮形成鲜明对照，表现了一种淡雅淳朴的人生境界; “鸟啭”句以动显静，与王维“月出惊山鸟， 时鸣春涧中”同一境界; “心闲”句，以物观我，借鸟之闲映衬自己情之闲、心之淡，表现出一种心静神怡、物我一体的禅趣。作者通过这种灵活多变的笔法，勾画了他们游寺的基本内容，显示了诗人的感情倾向。
“浮名竟何益，从此愿栖禅。”点明游山寺的主旨。从前六句的描写中可以看到，诗人一开始即以一种羡慕的心情去感受禅院的一切，院中的竹径、远处的山泉、林间的飞鸟、天边的落日，对他都那样亲切、那样自然，使他对尘世的一切都产生了厌恶和幻灭感，人间的功名算什么呢？ 除了劳生伤神还有何益？ 在禅院中诗人仿佛摆脱了一切心理束缚，找到了一个自由纯真的自我。诗人悟了、超脱了，终于说出了心中的宿愿—— “从此愿栖禅”。
全诗笔法细腻，景致幽雅，情趣生动，意脉贯通，堪与王维诗相匹。
文章起笔写京师人与南方人对待竹子的不同态度，一贵一贱，形成鲜明的对照；进而推理叙写“绝徼海外人”可能有的态度，从而发出“世之好丑，亦何常之有”的慨叹；接下来既写人又写竹，借竹的形象对任光禄的人品进行了充分的肯定，点明他知竹爱竹的根源在于他不流于俗的美好品德。
入题之前，作者用了将近一半的篇幅，论述世人对竹的态度，其所论的内容虽说与记述的中心有关，但由于所涉的对象广泛，其中不仅有“斩竹而薪之”的江南人，还有“苟可致一竹，辄不惜数千钱”的京师人，甚至还有绝徼海外之人，一旦见竹，必有甚于京师人之宝之者。这就产生一种感觉，似乎这段文字并不是专为任君而书。在这里，形成对比的首先不是任君和贱竹者，而是江南人和京师人、绝徼海外之人。以三者不同的好恶之情，充分显示了世人“物去乡则益贵”的心理状态，从而得出“世之好丑，亦何常之有”的结论。
这一段内容有叙，有议，有结论，其本身就构成一个完整独立的系统，作者似乎只是有感而发，泛泛议论，显得随意而亲切。这一番议论的真实意义，是在文章提出任君植竹一事后才得到显露的。正因为对世人贵竹贱竹的心理有了充分的论述，所以任君植竹之事一经写出，其不同寻常处即豁然可见：他身居江南，却不同于江南人的贱竹；他贵竹，却又并非如京师人一样因竹难致之故。
前文所写及的众人对竹的态度本已各各有异，互成对照，而任君之所为又与他们完全不同，这恰如峰回路转，忽见其异。倘若没有前面足够的铺垫，或者仅以贱竹者与任君形成简单的对比，任君之举绝不会产生如此醒豁的感觉。前面一段似乎不甚经意写就的文字，实际上每一层都包含着作者的深意。
作者对中心事件本身只用寥寥数语一表而过，而对任君之言却记叙颇详。任君把植竹一事说得极为轻淡，简单地把如此做的原因归之于“可以不劳力而蓊然满园”。正是这一笔推动了文意的发展，并最终导出了题旨。因为任君的举动已在世人映衬之下显得极不寻常，而他那轻描淡写的表白却与他的举动形成了明显的反差，这不能不使人对他的话语产生疑问和揣测。
作者把“无乃独有所深好于竹，而不欲以告人欤”这样的推测之语作为引言以带出他对任君植竹意义的阐述，正表现了由上文所叙而引起的心理活动，文中接着对任君的赞美之辞，是上文所显现出来的内在走向之继续，是思维逻辑发展的必然，而不是勉强地加诸其身。经过层层推演，作品终于揭示出任君对竹的态度与世人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任君之贵竹在于知竹，知竹又在于他的人格与竹自有某种相通之处；而“京师人之贵竹，与江南人之不贵竹，其为不知竹一也”。
作者最后断语，即使居地不产竹，任君必力致之；即使有足够的力量致奇花石，他也无意于此。有以上的反复衬托、对比和论析，这一推断的产生合情合理；同时，它与任君“吾不能与有力者争池亭花石之胜，独此取诸土之所有，可以不劳力而蓊然满园”的表白逆相绾合，也使这一段前面的揣测语有了结论。
全文以竹与花石这一对处于矛盾状态的物体为中心，以各种人对待它们的不同态度为线索，不断构成新的矛盾与统一。江南人与京师人对竹的态度截然不同，却在奇花石上存在着一致，由此就引出了新的比较对象——绝徼海外之人；而这三者皆非知竹者，又共同成为任君的对照，充分映衬出任君高尚的品格情操。全文前后环环相扣，舒卷自如，浑然—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