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前两句“燕支山西酒泉道,北风吹沙卷白草”,极言塞外荒凉、酷虐的环境,极富塞外色彩,“燕支”“酒泉”,以西域的地名入诗,一望而知是北地边陲一带;“北风”“沙”“白草”,以特殊地域的自然景物入诗,给全诗罩上了一层沙海气息;“吹”“卷”,以独有的狂虐气势入诗,更给全诗贯注了一股粗犷的沙漠的血液。后两句“长安遥在日光边,忆君不见令人老”,直抒胸臆,表达诗人深切的思念之情。以“长安”与“日光”相比,暗用了晋明帝的典故。据《初学记》卷一引刘劭《幼童传》记载:明皇帝讳绍,字道畿,元皇帝长子也。幼而聪哲,为元帝所宠异。年数岁,尝坐置膝前,属长安使来,因问帝曰:“汝谓日与长安孰远?”对曰:“长安近。不闻人从日边来,只闻人从长安来,居然可知也。”元帝异之。明日,宴群僚,又问之。对曰:“日近。”元帝失色,问何以异昨日之言。”对曰:“举头不见长安,只见日,是以知近。”帝大悦。结句还可从《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中找到影子。如此用典无碍表达,更增诗句的人文气息。
全诗表达的感情虽极为普通,但表达方式却独具特色。以自己所处环境开篇,有一种向友人描述自己生活状况的意思,同时又意指自己在这苍凉、萧索的环境中,十分孤独,因而更加怀念友人,怀念那共处的美好时光;随即的直抒胸臆即是印证了这一意境。抒情中又有对典故的运用,且不着痕迹,浑然天成,更见诗人笔力之深厚。
元稹的这首《行宫》是一首抒发盛衰之感的诗,这首短小精悍的五绝具有深邃的意境,富有隽永的诗味,倾诉了宫女无穷的哀怨之情,寄托了诗人深沉的盛衰之感。
诗人先写环境。首句中“寥落”已点出行宫的空虚冷落,又着一“古”字,更显其破旧之象。这样的环境本身就暗示着昔盛今衰的变迁。而后以“宫花寂寞红”续接,此处可见运思缜密。娇艳红花与古旧行宫相映衬,更见行宫“寥落”,加强了时移世迁的盛衰之感。两句景语,令人心无旁骛,只有沉沉的感伤。
后两句由景及人,写宫女,“白头”与第二句中的红花相映衬。宫中花开如旧,而当年花容月貌的宫女已变成了白发老妇。物是人非,此间包含着多少哀怨、多少凄凉便不言而喻了。末句“闲”字与上文“寂寞”相照应,写出宫女们长年受冷落的孤寂与无奈。过去她们的一颦一笑、盛装丽服只为取悦君王,而今再无缘见龙颜,她们还能做什么呢? 只能无聊地“闲”在冷宫。而这些宫女们所谈的仍旧是玄宗盛世。这一方面表现了她们对往昔生活的追忆,另方面也证明了如今无可言说的空虚。比较之下,那种深沉的盛衰之感越发鲜明突出而具体了。
这里,寥落古行宫中的白头宫女,还是唐玄宗时代历史的见证人。唐玄宗在其继位后期,宠幸杨贵妃,终日沉溺在淫乐酒色之中,把政务全部委给奸相李林甫和杨国忠,朝纲紊乱,谄佞当道,终于酿成安史之乱。乱后,玄宗被迫退位,赫赫不可一世的大唐王朝亦从此一蹶不振,日益走向下坡路。白居易在《长恨歌》里曾深致感慨说:“缓歌慢舞凝丝竹,尽日君王看不足。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四句诗,已形象地概括出玄宗昏愦好色与亡国致乱的历史因由,其讽刺与揭露是十分深刻的。元稹这首短诗当然不可能象白诗那样铺张扬厉,极尽渲染之能事,他只能采取对照、暗示点染等方法,把这一段轰轰烈烈的历史高度浓缩,加以典型化的处理,从而让人回味咀嚼。寥落的古行宫,那在寂寞之中随岁月更替而自生自落的宫花,那红颜的少女变为白发老人,都深深地带有时代盛衰迁移的痕迹。白头宫女亲历开元、天宝之世,本身就是历史的见证人,“闲坐说玄宗”的由治而乱。这本是诗篇主旨所在,也是诗人认为应引以为戒的地方,却以貌似悠闲实则深沉的笔调加以表现,语少意多,有无穷之味。
二十个字,地点、时间、人物、动作,全都表现出来了,构成了一幅非常生动的画面。这个画面触发读者联翩的浮想:宫女们年轻时都是花容月貌,娇姿艳质,这些美丽的宫女被禁闭在这冷落的古行宫中,成日寂寞无聊,看着宫花,花开花落,年复一年,青春消逝,红颜憔悴,白发频添,如此被摧残,往事岂堪重新回顾!然而,她们被幽闭冷宫,与世隔绝,别无话题,却只能回顾天宝时代玄宗遗事,此景此情,令人凄绝。“寥落”、“寂寞”、“闲坐”,既描绘当时的情景,也反映诗人的倾向。凄凉的身世,哀怨的情怀,盛衰的感慨,二十个字描绘出那样生动的画面,表现出那样深刻的思想。这首诗正是运用以少总多的表现手法,语少意足,有无穷味。
另一个表现手法是以乐景写哀情。我国古典诗歌,其所写景物,有时从对立面的角度反衬心理,利用忧思愁苦的心情同良辰美景气氛之间的矛盾,以乐景写哀情,却能收到很好的艺术效果。这首诗也运用了这一手法。诗所要表现的是凄凉哀怨的心境,但却着意描绘红艳的宫花。红花一般是表现热闹场面,烘托欢乐情绪的,但在这里却起了很重要的反衬作用:盛开的红花和寥落的行宫相映衬,加强了时移世迁的盛衰之感;春天的红花和宫女的白发相映衬,表现了红颜易老的人生感慨;红花美景与凄寂心境相映衬,突出了宫女被禁闭的哀怨情绪。红花,在这里起了很大的作用。这都是利用好景致与恶心情的矛盾,来突出中心思想,即王夫之《姜斋诗话》所谓“以乐景写哀”,一倍增其哀。白居易《上阳白发人》“宫莺百啭愁厌闻,梁燕双栖老休妒”,也可以说是以乐写哀。不过白居易的写法直接揭示了乐景写哀情的矛盾,而元稹《行宫》则是以乐景作比较含蓄的反衬,显得更有余味。
这首绝句语言平实,但很有概括力,精警动人,也很含蓄,给人以想象的天地,历史沧桑之感尽在不言之中,寓意深刻,自来评价很高。王建的《宫词》,白居易的《长恨歌》,元稹的《连昌宫词》,都是长达千字左右的宏篇巨制,详尽地描述了唐玄宗时代治乱兴衰的历史过程,感叹兴亡。总结教训,内容广博而深刻。元稹这首小诗总共不过二十个字,能入选《唐诗三百首》,与这些长篇巨作比美,可谓短小精悍,字字珠玑。
这是一首记述殷商发迹史特别是歌颂商汤功德的长篇颂诗。全诗七章,每章句数不等,其结构形式与《诗经》大多数篇章整齐的四言体等句分章不同。有韵,又与《周颂》各篇大多无韵不同。其内容以歌颂成汤为主并追述先王功业,并兼及功臣,也与其他祭颂之诗不同。
第一章追述商国立国历史悠久,商契受天命出生立国,所以商国一直蒙承天赐的吉祥。第二章歌颂商契建国施政使国家发展兴盛,以及先祖相土开拓疆土的武功。下章即转入歌颂成汤。第三章歌颂成汤继承和发展先祖功业,明德敬天,因而受天命而为九州之主。第四章歌颂成汤奉行天意温厚施政,刚柔适中,为诸侯表率,因得天赐百禄。第五章歌颂成汤的强大武力可以保障天下的安宁,为诸侯所依靠,因得天赐百禄。第六章歌颂成汤讨伐夏桀及其从国而平定天下。第七章歌颂成汤是上天之子,上天降赐伊尹辅佐他建立功业。
全诗从头到尾贯穿着殷商统治阶级的天命论思想:“君权天授”,他们是天帝的嫡裔,他们立国、开辟疆土、征伐异族、占有九州而统治各族人民,都是奉行上天的意旨,得到天的庇佑;他们建立的新王朝的统治权以及所有的福禄——权力、财富和显赫的荣耀,都得之于天,因为他们是天子及其嫡裔。统治阶级的这种意识形态,是他们建立统治的理论基础。诗中歌颂武功,即暴力掠夺和扩张,如“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如火烈烈,则莫我敢曷”,“敷奏其勇,百禄是总”,统治权和享受的百禄,都来自运用本身强大力量进行的战争。崇尚勇武和战争,为侵略、镇压、掠夺和统治披上“天意”的伪装.正是殷商天命论的实质。
诗中塑造了商王朝创造者成汤的形象。他继续祖业而积极进取,开创新王朝基业。他恭诚敬天,“帝命不违”,奉行天意,“上帝是祗”,因而获得天佑,“百禄是遒”,是忠诚的天之子;他英武威严,战无不克,“武王载旆,有虔秉钺”,冲锋敌阵,其气势“如火烈烈,则莫我敢曷”,既蔑视敌人,英勇无畏,又能采取正确的战略,从而征服天下,是智勇双全的英雄;他又是贤明的执政者,“不竞不絿,不刚不柔”,“圣敬曰跻,昭假迟迟”,励精图治,选贤与能,作诸侯的表率,是诸侯的依靠。《孟子·离娄下》也谈到商汤此人:“汤执中,立贤无方。”“执中”,即指汤“不竞不絿,不刚不柔”而言,是执政的必备品格;“立贤无方”,即“不拘一格”任用人才,指重用伊尹而言,传说伊尹本是奴隶,汤发现了他的才干,予以信任和重用,在伊尹辅佐下汤得以完成大业。诗中歌颂的成汤的这些品格,正是古代奴隶主贵族阶级的理想品格。对于汤,周代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也是赞扬的,因为他的品格也是周代统治者的理想品格;不过,他们吸取殷商覆亡的教训,把殷商的天命论加以发展和改造,提出“天命无常,唯德是从”,认为天命不是永久不变的,上天是道德神,仁德爱民才能获得和保持天命不变,因而突出执政者的道德,同时对理想人格也加以丰富和发挥,推动历史前进一大步。这些内容,从《周颂》和《大雅》都可以体会到。
此诗具有史诗的因素,叙述的事件以殷商的史实为基础,同时像各民族上古的史诗一样,吸取了上古的许多神话传说素材,但又根据殷商统治阶级的功利及其意识形态,对神话传说有所取舍和改造。
诗的结构形式并不整齐。在得以保存下来的五篇《商颂》中,这是章句和句式最不整齐的一篇。可能限于流传的版本不全,或资料不足,有所减略或增益,因而全诗叙事和各章内容详略不等。近人也有怀疑此诗有因错简而章次颠倒之处,如张松如《商颂绎释》,就将第四、五两章移为最后两章。
此诗的叙述并不平直板滞,善于运用一些形象的语言,描写较为生动。韵律也较为整齐,除全诗末两句外,句句用韵,每章换韵。在句式上,多用对句,或上下句相对,或双句相对,或章句相对,行文变化多姿,使语言整齐匀称,内容凝炼集中,有较强的节律感,当是中国后世诗词对仗的滥觞。
此诗系沈佺期所作,题目十分奇特,它是一首历史诗,与卢照邻和骆宾王的京城诗相似。但是,此类历史诗的传统使得沈诗中所指的事物明显地与时事有关,涉及武则天或唐中宗宫廷的某种无节制的行为。
七月七日是传说中的牛郎织女相会之夕。沈佺期描写“银河”及宫女们的鲜艳衣服,这些衣服形成“云雾”,像星星一样闪光,呈现出天庭的场面,随意地改变了时节。在这些眼花缭乱的华丽描写后面,诗人却加上要求俭朴的结尾,显得极其不和谐。人巧能够改变自然秩序(如第二十三、二十四句),这是中国文学中的一个复杂主题,有时表示艺术及人类创造的力量,但更经常的是暗示一种危险的反常。在这首诗中,这一主题的运用是微妙的、模棱两可的,处于赞赏的描写和道德的谴责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