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似老子痴顽，胡床欹坐，自引壶觞醉。醉里悲歌歌未彻，屋角乌飞星坠。对影三人，停杯一问，谁解骑鲸意。玉京何处，翠楼空锁十二。
谁似老子痴顽，胡床欹坐，自引壶觞醉。醉里悲歌歌未彻，屋角乌飞星坠。对影三人，停杯一问，谁解骑鲸意。玉京何处，翠楼空锁十二。
《小儿垂钓》是一首以儿童生活为题材的诗作，诗写一“蓬头稚子”学钓鱼，“侧坐莓苔草映身”，路人向小儿招手，想借问打听一些事情，那小儿却“怕得鱼惊不应人”（怕惊了鱼而不置一词），真是活灵活现、惟妙惟肖，形神兼备，意趣盎然。其艺术成就丝毫不亚于杜牧著名的《清明》一诗。
此诗分垂钓和问路两层，第一、二句重在写垂钓（形），第三、四句重在问路（传神）。
第一、二句，稚子，小孩也。“蓬头”写其外貌，突出了小孩的幼稚顽皮，天真可爱。“纶”是钓丝，“垂纶”即题目中的“垂钓”，也就是钓鱼。诗人对这垂钓小儿的形貌不加粉饰，直写出山野孩子头发蓬乱的本来面目，使人觉得自然可爱与真实可信。“学”是这首诗的诗眼。这个小孩子初学钓鱼，所以特别小心。在垂钓时，“侧坐”姿态，草映其身，行为情景，如在眼前。“侧坐”带有随意坐下的意思。侧坐，而非稳坐，正与小儿初学此道的心境相吻合。这也可以想见小儿不拘形迹地专心致志于钓鱼的情景。“莓苔”，泛指贴着地面生长在阴湿地方的低等植物，从“莓苔”不仅可以知道小儿选择钓鱼的地方是在阳光罕见人迹罕到的所在，更是一个鱼不受惊、人不暴晒的颇为理想的钓鱼去处，为后文所说“怕得鱼惊不应人”做了铺垫。“草映身”，也不只是在为小儿画像，它在结构上，对于下句的“路人借问”还有着直接的承接关系──路人之向小儿打问，就因为看得见小儿。
后两句中“遥招手”的主语还是小儿。当路人问道，小儿害怕应答惊鱼，从老远招手而不回答。这是从动作和心理方面来刻画小孩，有心计，有韬略，机警聪明。小儿之所以要以动作来代替答话，是害怕把鱼惊散。小儿的动作是“遥招手”，说明小儿对路人的问话并非漠不关心。小儿在“招手”以后，又怎样向“路人”低声耳语，那是读者想象中的事，诗人再没有交代的必要，所以，在说明了“遥招手”的原因以后，诗作也就戛然而止。
在唐诗中，写儿童的题材比较少，因而显得可贵。这首七绝写小儿垂钓别有情趣。诗中没有绚丽的色彩，没有刻意的雕饰，就似一枝清丽的出水芙蓉，在平淡浅易的叙述中透露出几分纯真、无限童趣和一些专注。 此诗不失为一篇情景交融、形神兼备的描写儿童的佳作。
秦观善于以长调抒写柔情。这首词记芜城春游感怀，写来细腻自然，悠悠情长，语尽而意不尽。此词的情调是由愉悦转为忧郁，色调从明快渐趋暗淡，词人的心情随着时间和环境的改换而在起着变化，却又写得那样宛转含蓄，不易琢磨，只好用他自己的话来形容了，“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浣溪沙·漠漠轻寒上小楼》）
词的上阕写明媚春光。“晓色云开”三句，奠定了春日清晨的明朗基调。雨过天晴，晓云初霁，春光如此美好，令人欣欣然以为春天是多么地随人心意。接下去春日明丽景象，从游赏于春色中的人眼中一一展现，如电影之特写镜头联翩而来：本来苍凉的古时台榭，在这姹紫嫣红时节，也显得春意盎然，似乎散发着无限的生机；飞燕自由地上下翻飞，不时地碰触到柔嫩的花瓣；串串榆钱愉快地随风飘舞，似乎直到舞蹈困倦了才从树上飘落下来；秋千高荡，但见外面绿波荡漾，几与桥面相平。此处写景，颇见功力。以苍凉古台写春，更见春色之明媚；飞燕、榆钱不但是组成春色的一道风景，更是与人一样为春沉醉的精灵。他们或不时碰碰花瓣，或在风中舞蹈，既见此物形态，更见万物心情之明朗；而写秋千则暗示出荡秋千之人，暗转人庭院、花园中的春色和春色映照下的佳人。“东风里”三句，由写景过渡到写人，却写得极有韵致。朱门之内，绿柳掩映下，红妆少女弹奏着秦筝，秦声悠扬，令朱门外的人心动神驰，想象联翩。
下阕写昔日行乐与当前寂寥寡欢之情。“多情”四句承接上阕写游乐场景。作者用极为简练的语言形象地描绘出春游之乐。华贵的马车，华美的马匹，只从游乐时所用舟车的不凡，就已经令人想见其冶游盛况了。古时出游，女子多乘车，而男子多骑马。典型的代步工具的渲染，让人想象男女同行远游之乐。“渐酒空”句，将许多行乐场面省略，而从行乐之结果来写冶游时间之长和游乐之尽兴。“豆蔻”三句，急转直下，点出以上所写盛况美景，都是前尘旧梦。而如此丰富的内容，用杜牧诗意表现，用典贴切，辞约义丰。“堪惊”两字，黯然神伤，用在此处，有千斤之重。结末三句，转写面前萧瑟景色与忆旧者怅惘之情。凭栏久立，抚今追昔，十年人世遭际令人感叹无已。而眼前只见淡淡的落日，疏疏落落的烟雾，如此凄凉景物，与人物悲苦心情合二为一。随着夕阳西下，伤感的人与夕阳一样孤独落寞。
全词结构精巧，形容巧妙，语言精练生动。景随情变，情景交融，具有良好的艺术效果。从结构上分析，这首词有三条结索交织构成。第一条是时间线索，以清晨雨过天晴开始，到黄昏的疏烟淡日结束，中间于描写景物之中点出酒空花困的午时情怀。第二条是游历所经的线索，从古台到横桥，从朱门到芜城凭栏，将一日游赏展现出来。第三条是情感线索，从清晨出发时的逸兴满怀，到中午时分的意阑无绪，再到日暮时分独下芜城的寂寞无聊，将词人游赏因所见所闻而产生的情绪变化展现出来。虽然进行艺术分析时，可以清理出这么许多条线索来，但是，由于词人熔裁得体，使三条线索浑然融为一体，不仅没有造成滞碍之嫌，反而使词风更趋婉约，词情也更有风致了。
朱熹撰写的《诗集传》二十卷(后人并为八卷)，是宋以后《诗经》的重要注本之一。他杂采《毛诗》《郑笺》及齐、鲁、韩三家之说，作以己意为取舍， 旨在探求《诗经》本义。这样，就使他的“传”打破了《毛诗序》的迷信，在理解上另辟蹊径。同时兼顾训诂与剖析义理，作以剖析义理为主，在阐释诗义上多所发明。这篇序文抓住有关《诗经》研究的几个带全局性问题，阐明了自己的观点。
首先谈诗所以产生的原因。他既沿用《毛诗序》的说法，又引《礼记》加以补充，认为感物生情，情思生言， 由于充分表达感情的需要，就产生了合于音响节奏的诗。他强调“诗者，人心之感物作形于言之馀也”，突出客观外物的作用，对《毛诗序》“情动于中”的观点作了补充。
其次谈诗的教化作用。他根据感物形言有邪正是非的观点，把诗的教化分为两方面：一是在上的圣人“所感者无不正”，故作“足以为教”，这是上以诗化下的一面；一是常人所感虽杂，但“上之人”加以选择“思所以自反”， “作因有以劝惩”，这是以诗刺上的一面。这些观点，是对《毛诗序》“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的进一步发挥。他又指出， “昔周盛时”，诗教大兴；及至衰微，“遂废作不讲”。但诗教“被于万世”，在于孔子的删诗。这是强调圣人在发挥《诗》的教化作用中所起的巨大作用。
再次谈诗的体制及其流变。朱熹认为，风、雅、颂体制的不同在于它们是不同性质的乐歌：风“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雅、颂是“朝廷郊庙乐歌之词”。他还沿袭郑玄《诗谱序》“正经”、“变风”、“变雅”的说法，对诗的流变加以具体阐释，并认为诗是“正”与“变”两方面的结合， “诗之为经”正在于这种结合，从作使“人事浃于下，天道备于上，作无一理之不具也”。这显然不同于《毛诗序》将“变风”、“变雅”仅仅归结为“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的产物。特别是强调风诗乃“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变雅为“贤人君子，闵时病俗之所为”等，发前人所未发，较之《毛诗序》显然更符合《诗》的创作情况。
最后谈学诗的基本原则。朱熹明确指出，学诗的途径首先是按照风、雅、颂的不同体制分别“求其端”、“尽其变”、“大其规”、“要其止”，也就是要从整体上把握诗的基本精神；然后“章句以纲之，训诂以纪之，讽咏以昌之，涵濡以体之”，即通过“章句”、“训诂”、“讽咏”、“涵濡”，来探究诗篇的具体含义。最后， “察之情性隐微之间，审之言行枢机之始”，诗的教化作用就能落实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实践之中。把握诗的基本精神，探究诗篇的具体含义，从作悟出“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鲜明地体现了宋学的时代精神。
以上所谈《诗》所以产生的原因、《诗》的教化作用、《诗》的体制及其演变、学《诗》的基本原则，可以说是朱熹研究《诗经》、撰写《诗集传》的指导思想，其核心固然是强调《诗》的教化作用。朱熹在宋代理学勃兴的背景下研究《诗经》，鉴于他在知行关系上坚持“知先行后”、“行重知轻”、“知行相须”，其中不乏可以拣拾的“真理颗粒”，故作在《诗经》的研究中往往能别出机杼，断以己意。这篇序文就超越了魏以来墨守《毛诗序》解《诗》的樊篱，明显地体现出对汉儒的诗学观念的修正和突破，从作成为《诗经》研究中的一篇重要文献。
这篇序文在写法上也颇具特色。全文采用问答方式，通过四问四答， 自然地转移论题，使得论题醒目、条理井然，加之论说透辟、浅显，语言整饬、精炼，成为古代序文的名篇长久流传。
这首诗作于公元751年（唐玄宗天宝十载）旧历六月。当时，高仙芝正在安西率师西征，李副使（名不详）因公从姑臧（今甘肃武威）出发赶赴碛西（即安西都护府）军中，岑参作此诗送别。
这首送别诗，既不写饯行的歌舞盛宴，也不写分手时的难舍离情。作者只是以知己的身份说话行事，祝酒劝饮，然而字里行间却使人感到一股激情在荡漾。
李副使将离武威，远赴碛西，因而诗的开头两句即点明时令，以李副使出塞途中必经的火山、赤亭这段最艰苦的旅程开篇。“火山五月人行少”，诗人早有吟咏，况六月酷暑。作者不从饯行话别落笔，而以火山、赤亭起句，造成一个特殊的背景，烘托出李副使不畏艰苦、毅然应命前行的豪迈气概，而一路珍重的送别之意也暗含其中了。三、四两句在写法上作一转折，明写李氏不平凡的经历，激励其一往无前：“知道您经常出入边地，岂能见到轮台的月亮而惹起乡愁呢？”这里“岂能”故作反问，暗示出李副使长期驰骋沙场，早已把乡愁置于脑后了。“岂能愁见轮台月”，是盛唐时代人们积极进取精神的反映，是盛唐之音中一个昂扬的音节。诗的五、六两句是招呼、劝说的口气，挽留李副使脱鞍稍驻，暂入酒家，饮酒话别。作者越过一般送别诗多诉依依不舍之情的藩篱，直接提出此次西行“击胡”的使命，化惆怅为豪放，在送别的诗题下开拓了新的意境。诗末两句直抒胸襟，更是气贯长虹：“功名请向戎马沙场上求取，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大丈夫。”“祗向”，语气恭敬而坚决。这既可看作岑参勉励李氏立功扬名，创造英雄业绩，又是自己的理想和壮志。这两句将诗情推向高潮，英雄豪气使后世多少读者为之激动振奋。
这首诗熔叙事、抒情、议论于一炉，并且突破了一般送别诗的窠臼。其口语化的诗歌语言，让人感到亲切洒脱。悠扬流美的声调给人以奔放明快的诗意感受。自由活泼的韵律，跌宕有致的节奏，显示出一种豪迈的气势，传达出火一般的激情，将给远行者以极大的鼓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