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片写词人登高眺望江上夜景，并引发出孤单无侣、众醉独醒的感慨。此显示出自己的真实用意。
起首四句写自己携着手杖登上高楼，只见夜空星斗下垂，江面宽广无边，波涛万顷，月光流泻在蒙着烟雾的洲渚之上。“扫尽”三句，是说江风极大，将天上浮云吹散，江面因风大而无人乘舟夜渡。沉思间又见雁儿飞落在芦苇深处夜宿，并由此引起无限感触。
“怅望”两句，先是怅望祖国山河，徒然吊影自伤；这时正值深夜，“鼻息鸣鼍鼓”，这里以之喻苛安求和之辈，隐有众人皆醉我独醒之慨。“谁伴我”两句，承上；“月流烟渚”、“怅望关河空吊影”，用李白《月下独酌》“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诗意，自伤孤独（辛弃疾《贺新郎·别茂嘉十二弟》结句之“谁共我，醉明月”，与此意同）。李纲与己志同道合，而天各一方，不能在此月下同舞。同舞当亦包括共商恢复中原之事，至此才转入寄李纲本题。
下片运用典故以暗示手法表明对宋朝屈膝议和的强烈不满，并表达了自己对李纲的敬仰之情。
“十年”这一句，是作者想到十年前，高宗在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同时，当时为建炎元年（1127年）。不久高宗南下，以淮南东路的杨州为行都；次年秋金兵进犯，南宋小朝廷又匆匆南逃，扬州被金人攻占，立刻被战争摧为一片空墟，昔日繁华现在犹如一梦，此处化用杜牧“十年一觉扬州梦”（《遣怀》）诗句。而此时只剩残破空城，使人怀想之余，不觉加强了作者对高宗的屈膝议和感到不满，也加强了作者坚决抵抗金人的南下的决心。“倚高寒”两句，继续写作者夜倚高楼，但觉寒气逼人，远眺满目疮痍的中原大地，不由愁思满腔，但又感到自己壮心犹在，豪气如潮，足以吞灭敌人。“要斩”两句，运用两个典故反映出对宋金和议的看法。前一句是期望朝廷振作图强，像汉代使臣傅介子提剑斩楼兰（西域国名）王那样对付金人。词中以楼兰影射金国，以傅介子比喻李纲等主战之士。后一句是借汉嫁王昭君与匈奴和亲事，影射和议最终是不可行的，必须坚决抵抗。杜甫《咏怀古迹》诗云：“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作者在此用杜甫诗意，说明在琵琶声中流露出对屈辱求和的无穷遗恨与悲愤，以此暗示南宋与金人议和也将遗恨千古。“谩暗涩”句，这里运用比喻，以宝剑被弃比喻李纲等主战人物的受到朝廷罢斥压制。“唤取”两句，先以“谪仙”李白来比李纲，兼切李姓，这是对李纲的推崇。李纲自己也曾在《水调歌头》中说：“太白乃吾祖，逸气薄青云。”作者对他评论，即发表意见，面对和议已成定局的形势，爱国之士能否就此隐退苕溪（浙江吴兴一带）垂钓自遣而不问国事。结尾振起，指出要凭浩荡长风，飞上九天，由此表示自己坚决不能消沉下去，而是怀着气冲云霄的壮志雄心，对李纲坚持主战、反对和议的主张表示最大的支持，这也就是写他作此词的旨意。
译文及注释
译文
拖着手杖，独上高楼去。仰望北斗星低低地垂挂在夜天，俯视沧江正翻起波浪万顷，月亮流泻在烟雾迷漫的洲渚。浮云被横扫净尽、寒风飘拂不顷，不能乘坐小船连夜飞渡。栖宿的鸿雁已经落在萧索的芦苇深处。怀着无限惆怅的心情，想望祖国分裂的山河，徒劳无益地相吊形影。这时只听到人间发出的鼾声像敲打鼍鼓，还有谁肯陪伴我乘着酒兴起舞？
事隔十年好像一场噩梦，走尽了扬州路。独倚高楼夜气十分冷寒，一心怀愁为的是祖国，恨不得一气吞下骄横的胡虏。要用这把三尺的宝剑亲手杀死金的统治者，才不会像王昭君弹出的琵琶怨语那般留下遗恨。让宝剑暗淡无光，白白地生锈化为尘土。我请您来评论看看，经过苕溪时，还能允许我们垂纶放钓否？大风浩荡，不停地吹着，我雄心勃发，要乘风飞举。
注释
鼻息鸣鼍鼓：指人们熟睡，鼾声有如击着用猪婆龙的皮做成的鼓，即有鼾声如雷之意。鼍鼓：用鼍皮蒙的鼓。鼍：水中动物，俗称猪婆龙。
“谁伴我”二句：用东晋祖逖和刘琨夜半闻鸡同起舞剑的故事。见《晋书·祖逖传》。
十年一梦扬州路：化用杜牧诗“十年一觉扬州梦”，借指十年前，即建炎元年，金兵分道南侵。宋高宗避难至扬州，后至杭州，而扬州则被金兵焚烧。十年后，宋金和议已成，主战派遭迫害，收复失地已成梦想。
骄虏：指金人。
要斩楼兰：用西汉傅介子出使西域斩楼兰王的故事。
琵琶旧语：用汉代王昭君出嫁匈奴事。她善弹琵琶，有乐曲《昭君怨》。琵琶旧语即指此。
谩暗涩铜华尘土：叹息当时和议已成定局，虽有宝剑也不能用来杀敌，只是使它生铜花（即铜锈），放弃于尘土之中。暗涩：是形容宝剑上布满铜锈，逐渐失光彩，失去作用。铜华：指铜花，即生了铜锈。
垂纶：即垂钓。纶，钓鱼用的丝线。传说吕尚在渭水垂钓，后遇周文王。后世以垂钓指隐居。
上片写词人登高眺望江上夜景，并引发出孤单无侣、众醉独醒的感慨。此显示出自己的真实用意。
起首四句写自己携着手杖登上高楼，只见夜空星斗下垂，江面宽广无边，波涛万顷，月光流泻在蒙着烟雾的洲渚之上。“扫尽”三句，是说江风极大，将天上浮云吹散，江面因风大而无人乘舟夜渡。沉思间又见雁儿飞落在芦苇深处夜宿，并由此引起无限感触。
“怅望”两句，先是怅望祖国山河，徒然吊影自伤；这时正值深夜，“鼻息鸣鼍鼓”，这里以之喻苛安求和之辈，隐有众人皆醉我独醒之慨。“谁伴我”两句，承上；“月流烟渚”、“怅望关河空吊影”，用李白《月下独酌》“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诗意，自伤孤独（辛弃疾《贺新郎·别茂嘉十二弟》结句之“谁共我，醉明月”，与此意同）。李纲与己志同道合，而天各一方，不能在此月下同舞。同舞当亦包括共商恢复中原之事，至此才转入寄李纲本题。
下片运用典故以暗示手法表明对宋朝屈膝议和的强烈不满，并表达了自己对李纲的敬仰之情。
“十年”这一句，是作者想到十年前，高宗在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同时，当时为建炎元年（1127年）。不久高宗南下，以淮南东路的杨州为行都；次年秋金兵进犯，南宋小朝廷又匆匆南逃，扬州被金人攻占，立刻被战争摧为一片空墟，昔日繁华现在犹如一梦，此处化用杜牧“十年一觉扬州梦”（《遣怀》）诗句。而此时只剩残破空城，使人怀想之余，不觉加强了作者对高宗的屈膝议和感到不满，也加强了作者坚决抵抗金人的南下的决心。“倚高寒”两句，继续写作者夜倚高楼，但觉寒气逼人，远眺满目疮痍的中原大地，不由愁思满腔，但又感到自己壮心犹在，豪气如潮，足以吞灭敌人。“要斩”两句，运用两个典故反映出对宋金和议的看法。前一句是期望朝廷振作图强，像汉代使臣傅介子提剑斩楼兰（西域国名）王那样对付金人。词中以楼兰影射金国，以傅介子比喻李纲等主战之士。后一句是借汉嫁王昭君与匈奴和亲事，影射和议最终是不可行的，必须坚决抵抗。杜甫《咏怀古迹》诗云：“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作者在此用杜甫诗意，说明在琵琶声中流露出对屈辱求和的无穷遗恨与悲愤，以此暗示南宋与金人议和也将遗恨千古。“谩暗涩”句，这里运用比喻，以宝剑被弃比喻李纲等主战人物的受到朝廷罢斥压制。“唤取”两句，先以“谪仙”李白来比李纲，兼切李姓，这是对李纲的推崇。李纲自己也曾在《水调歌头》中说：“太白乃吾祖，逸气薄青云。”作者对他评论，即发表意见，面对和议已成定局的形势，爱国之士能否就此隐退苕溪（浙江吴兴一带）垂钓自遣而不问国事。结尾振起，指出要凭浩荡长风，飞上九天，由此表示自己坚决不能消沉下去，而是怀着气冲云霄的壮志雄心，对李纲坚持主战、反对和议的主张表示最大的支持，这也就是写他作此词的旨意。
这首词乃绍兴八年（1138）作于福州。南宋建炎元年（1127）五月，宋康王赵构在南京（今河南商丘南）即位，建立南宋王朝，是为高宗。宋高宗起用李纲为宰相，张元干被召回，官为朝议大夫、将作少监、充抚谕使。李纲为相后，积极改革弊政，充实国库，整军备战，主张北伐，反对迁都江南，坚决抵抗金兵侵扰。张元干积极配合李纲。但高宗信任的仍是卖国的主和派，执意与金议和，以求偏安一隅。他们打击、排挤李纲，李纲仅任七十多天宰相就被罢免。建炎三年（1129）秋，张元干目睹国势日削，南宋王朝仅存江南一隅，义愤填膺，赋《石州慢·己酉秋吴兴舟中作》词，抒发了他收复中原的豪迈气概和壮志难酬的悲愤心情，并表达对李纲抗金斗争的支持，也遭朝廷奸臣之谤，幸汪藻援救得以免罪。绍兴元年（1131）春，江南战火渐息，宋高宗定居临安（今浙江杭州），无心收集失地，以求“苟安”，并任奸臣秦桧为参知政事，主战派被排挤，仁人志士都不愿与其同流合污，只得退隐林泉，啸傲山水。张元干也辞官回闽。绍兴八年（1138）冬，奸臣秦桧、孙近等筹划与金议和、向金营纳贡，李纲坚决反对，张元干闻之怒不可遏，作《再次前韵即事》诗，痛斥秦桧、孙近等主和卖国之权奸为“群羊”，表达自己请缨无路之悲愤。李纲在福州上疏反对朝廷议和卖国，张元干得知李纲上书事，作《贺新郎·寄李伯纪丞相》。
（其一）第一首诗李商隐就把自己比作南朝梁诗人何逊，把令狐楚恩师比作南朝梁诗人范云，并把他们之间的分别的感情用何逊的“昔去雪如花，今重花似雪”的诗句重表现。并以当时重视景物的描写提出重，顺利引出南朝宋诗人鲍照的“胡风吹朔雪，千里度龙山”的诗句，过度到何逊的诗句：“洛阳城东西，却作经年别。昔去雪如花，今重花似雪”，便达了自己对恩师离别的痛苦与即将重逢的感受。这也模仿了诗经中的爱情诗句：“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重思，雨雪霏霏”的感受。
（其二）这一首李商隐仍把自己比作何逊，把沈约比作令狐楚先辈，同时把说自己坏话的人比作颜延年和谢庄，也说明自己和有知遇之恩的先辈关系不同于沈约与何逊关系的合谐美好。这首诗说明文人间不能相轻视，这是没有用的，不能嫉妒而压抑他人。
（其三）这首诗李商隐继续把自己比作何逊，并说明自己刚得志时有如沈约、范云的两个人，一个是令狐楚、一个是崔戎，或另一个是王茂元最赏识自己，但今非昔比。何逊八岁能赋诗，弱冠时就被州里举为秀才。其《看伏郎新婚诗》写伏天新婚。李商隐娶王茂元女儿，也是在唐文宗开成年间的入伏之季。
此诗描写了作者独处在屋子里，独坐屏风前的所感所思。诗中寓情于景，用平淡自然的言语，抒发了作者对于家乡的思念和对官场的厌倦之情。
全诗较短，只有四句，大体上可分为两个层次。
前两句为第一个层次，主要写诗人在殿内值夜的环境。头一句写诗人值夜时坐在屏风中间，两鬓斑白，已经是五十多岁年纪的人了。人老头发首先从鬓毛白起，故日“鬓毵毵”。第二句写红蜡的烛光在夜深中摇曳跳跃。
以上两句诗为读者描绘出一种死寂冷清的环境。从空间环境看，周围是宫墙深院，身边是“屏风围坐”，身处“重重帘幔”之中。从时间环境看，诗人已进入了“鬓毵毵”的暮年，节令已是寒食前后，春寒犹在，时间是夜深。从亮度上看，也只有一点点绛蜡的摇光。如此一点亮光，很难抵御夜深的漆黑，诗人独自一人处在这样一个时空环境里，心情上必然产生一种重压感。如此漫漫长夜，给诗人提供了一个反思的环境。
诗的第二个层次由写环境开始自然过渡到写心境。第三句是全诗的过渡句，即由第一、二句的写环境向第四句的写心境过渡。诗人从26岁入大都为朝官，在北方生活了近三十年时间。不难想象，“京国多年”，已经习惯了北方的生活条件，可以说是作为一个南方人的常情尽改。但是，诗人的乡音不会改。如唐代诗人贺知章，虽然“少小离家老大回”，最终还是“乡音无改”。更为重要的是，诗人的江南人意识不会变，诗人的思乡情不会变。所以，诗人在“忽听春雨”之后，自然会“忆江南”。“忽听”二字不可忽略，极富感情色彩。从前三句看，诗人的反思是深沉的，心情是郁闷的，乡思是浓烈的。“忽听”使诗人的感情来个大转变，于寂寞中忽然听到春雨来临的惊喜之情跃然纸上，使其精神为之一爽。色调也开始由暗淡变为明快，这是给诗人带来向往、希望、思念的春雨。
诗人“忆江南”，不仅仅是因为春寒犹在的北国比不上“杏花春雨江南”，而主要是因为诗人年纪老大、仕途坎坷。诗人在翰林时“承顾问及古今得失，尤委曲尽言”，“谏或不入，归家悒悒不乐”。一些同僚“患其知遇日隆，每思有以间之”。谗言一时不能奏效，“则相与摘集（虞集）文辞，指为讥讪”。在此种情况下，诗人时时想退出政坛，告老还乡。
全诗言语平淡而自然，但却含有丰富的底蕴，浓浓思乡之情藏在淡淡哀愁之中。
马嵬坡又名马嵬驿，在今陕西省兴平县西北。唐玄宗宠爱杨贵妃，荒淫误国，酿成“安史之乱”。安史叛军攻破潼关，唐明皇仓皇向四川逃难，路过马嵬驿时，扈从的禁卫军哗变，求诛杨氏以谢天下。玄宗为了稳定军心，被迫缢死杨贵妃。这首小令以曲写史，意在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
此曲前半叙事，后半议论，借唐玄宗与宠妃杨玉环终日游戏作乐，发出了兴亡之叹。全曲造词清新、畅达自然，后世流传甚广。有人认为作品对杨玉环的责备重于玄宗，表明作者由于历史观的局限，仍有“女人祸水”的消极思想。其实这是此类话题的传统论见，作者不可能不知道祸首是谁，“恨不得”一句已经透尽个中消息，只是囿于忠君之道，不便揭穿罢了。
《竹枝》，是长江中游地区流行的民间曲调，词人即用它来歌咏当地的史事和传说。
“十二山晴花尽开。”“十二山”，即巫峡十二峰，在今四川巫山县东，长江北岸。其中以神女峰最为纤丽奇峭。起句点地，将风光奇丽的巫峡写得花团锦簇。而此地又不仅以风景胜，更有着古老的历史遗迹与浪漫的神话传说，于是乃于第二句“楚宫汉阙对阳台”让它们有机地联系起来。“楚宫”，是春秋战国时楚王的离宫，俗称“细腰宫”，在巫山县西北，三面皆山，南望长江。“阳台”，一名“阳云台”，在巫山来鹤峰上，南枕长江，高一百二十丈。相传战国时楚怀王曾梦与巫山神女交欢，神女临去时自称“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后来，怀王之子顷襄王也梦见过这神女。说见旧题宋玉所撰《高唐赋》和《神女赋》。此句言楚王离宫正门两侧的对称形门楼与神女出没的阳台遥遥相对，明显是影射神话传说中怀王父子与巫山神女间所发生的风流韵事，牵出了楚王荒淫好色的内容。第三句“细腰争舞君沉醉”即进一步渲染之。“细腰”，代指楚宫美人。春秋时，楚灵王以细腰为美，其臣下为了邀得灵王的宠爱，遂皆节制饮食，束紧腰带，甚至于饿得有气无力，须扶着墙壁才能站起身来。事见《墨子·兼爱》。据此推论，则楚宫中的美人自必为细腰了。美人投楚王之所好，扭动纤细的腰肢，争先翩翩起舞，而楚王也就在这欢快气氛中饮酒作乐，终至沉醉。三句层层铺垫，一笔笔勾出了一幅热闹喧天的“楚王行乐图”，其实都是在为第四句蓄势，势既蓄足，即开闸放出一库冰水，只“白日秦兵天下来”七字，就将前二十一字的歌舞升平气象收了个干干净净。据《史记·楚世家》，怀、襄二王统治时期，秦国曾多次举兵攻打楚国，其中以公元前278（顷襄王二十一年）秦将白起攻破楚国都城郢（今湖北江陵西北）、焚烧楚国先王祖坟夷陵（今湖北宜昌东南）的那一次最为惨烈。自此，楚国一蹶不振，五十余年后终于为秦国所灭。此篇结句，就形象地集中地概括了这段史实；虎视眈眈的强秦瞅准了楚王沉醉于酒色之中的机会，光天化日之下，长驱直入楚境，将这富庶而美丽的南方大国并吞了去。
其实，《高唐》、《神女》二赋是否真是宋玉所作，向来就有争议，即便真是，文学作品容许虚构，怀王、襄王父子梦交神女之事也未必属实。二王在历史上并不特别以好色著称，楚国之所以亡于秦，自有其政治、经济、军事、外交诸方面错综复杂的因素在相互作用。然而，咏史词毕竟是“词”而不是“史”，作者不必拘泥于具体的历史事实，他有权遗貌取神。大凡历代的误国、亡国之君，未有不纵欲的，好色贪杯固是一大通病。所以词人攻此一点，也算抓住了要害。
此篇在选材上，它熔铁于金，糅合正史与稗官小说，虚实相济，乃显得活泼而不拘谨。隶事时，又移花接木，叙怀、襄二王的行状而不假外求，信手拈出其祖先灵王好“细腰”的典故，给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楚君好色其来也有渐的历史暗示，手法十分机巧。不过，推究其本身的格律，它又符合于一首纯粹的七言绝句，而咏史七绝正是中晚唐作家的拿手好戏，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还不宜夸大它在咏史词发展进程中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