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画阁，小书舟。篆烟熏得晚香留。只因贪伴开炉酒，恼得红儿一夜讴。
新画阁，小书舟。篆烟熏得晚香留。只因贪伴开炉酒，恼得红儿一夜讴。
诗中诗人将秦军制造的长平之坑与项羽制造的新安之坑这两件惊心动魄、惨不忍睹的历史事件加以精心的绾合，以涵蓄亭泳、开阖流宕的笔触巧妙地点明秦的暴虐残酷是自取灭亡的根本原因，揭露了统治阶级之间进行的兼并战争给劳动人民带来骇人听闻的深重灾难。全诗构思佳妙、文笔流丽、反思深刻、感叹沉雄。
这首诗的第一部分是前十二句，是回忆长平惨案。诗的头两句如石破天惊，突兀而来。“怪”字，在此是令人惊骇之意。“白骨高于太行雪，血飞迸日汾流紫”两句，则是用夸张的笔法，极力渲染当时的惨状，因而有惊心动魄之效。“锐头竖子”两句，是诗人对这一历史事件的评价。这两句似乎天外飞来，一反上面惨烈凝重的气氛。诗人似乎从对当时血肉横飞、鬼哭神嚎场面的回想中突然醒悟，以异常轻松的口吻说道：“那白起算得了什么，你们这四十万人为平原君卖命，甘愿找死。”显然是正话反说，孔衍《春秋后语》：“平原君对赵王曰：渑池之会，臣察武安君（白起）为人也，小头而锐，敢断行也。”故诗中以“锐头竖子”呼白起。
以下两句又回到惨烈的气氛中。“乌鸦饱宿鬼车哭”一句是写当时深夜，专啄腐肉的乌鸦食饱尸肉，心满意足地缩头栖息枝头；月明星稀，那传说中专收人魂的九头恶鸟（鬼车）发出一声声凄厉的叫声。这是何等阴森恐怖的场景。“至今此地多愁云”一句是写现在。那四十万鬼魂不散，使近两千年后的此地，仍时时笼罩在鬼魂组成的阴云之下。此句承上启下，由历史过渡到现实。接下来的四句，又是一组轻松与凝重的对比。当地农夫们并不以为历史上的大悲剧有值得悲痛之处，而相反，以此为谈资。“即令方朔”两句，照应“此地多愁云”。
第二部分是十三、四句，写新安惨案。诗人忽然宕开笔墨，记述了另一起惨绝人寰的大悲剧：公元前206年，楚霸王项羽将秦将章邯部下的降卒二十余万人在新安（属今河南省）城南全部诛杀。诗人显然认为，这是长平惨案的再现。两事相隔仅仅半个世纪。
第三部分是十五、六句，写了赵国与秦国的灭亡的相似。公元前229年，秦国攻伐赵国，秦国私下买通郭开，让他在赵王面前散布谣言，赵王听信谗言，杀害忠臣，此后仅三个月，秦国大破赵军，赵国灭亡。赵高在秦始皇死后，指鹿为马，专权跋扈，使秦朝迅速灭亡，所以诗人认为，因“赵高出”而使“秦玺”易手。
整首诗运用对比手法揭露了历史事件的惊人相似之处，发人深省。叙事详略得当，详写长平惨案而略写新安惨案，盖二事略类，不必重笔。“郭开卖赵赵高出”句巧妙运用顶针格，写出赵、秦痛史悲恨相续的意味，亦见意匠经营。
此诗描写了雪消溪涨、游客渡溪、古槎横溪、山花随流水流出等画面，表现了作者对琅琊溪美景的喜爱之情，体现了作者寄情山水的悠然情怀。
首句点题并暗示了时令已是春日，故雪融水涨。接下来点明作者是喜欢游山玩水的雅士，故看了这边的风景还要看那边的风景，这样小桥就成了两边的中介。当然临溪观水本身就是很美的景致。
作者站在桥上，凝望着远处潺潺而来的溪水，不禁对溪水的源头到底在哪里心生疑问。这也是好游玩的人的一种好奇心的体现。而最后一句给出了一个诗意的回答：虽然不知道溪水的源头在哪里，但是可以想象那是一个美丽而遥远的地方，因为从溪水中漂浮的花瓣可以推知。
琅琊山最早在唐代被开发，即“凿石引泉，酬其流以为溪。”这条溪被命名为“琅琊溪”，可谓是“自有此山，便有此泉，不浚不刊，几万斯年”（唐独孤及《琅琊溪述》）。琅琊山历史上亦有“溪山”之称。此诗开头两句描绘了琅琊溪冬去春来，雪融水涨的画面，并状写了游人们为欣赏这美丽的山水而渡溪过桥的情景，反映了琅琊溪景色之美以及作者对此美景的喜爱。结尾两句从溪水飘流落花来写溪流之源头，因见有山中落花从水上流出，源头当在山中无疑，有暗示美景更在深山幽境之意。这两句实写山花随流水流出的景象，虚写山中的春意，以及溪源之远，溪流的曲折，虚实结合，以实喻虚，充分引发了读者的想象。整首诗以写景为主，融情于景，首尾圆合，表达了诗人对山水自然的喜爱之情和惜春之感。后两句虚实相生，富有宋诗的理趣之美。
本文为王守仁被贬为贵州龙场驿丞时所作。象祠，为纪念虞舜的同父异母弟象而修建的祠堂。根据古代传说，象在其母怂恿下，曾多次谋害舜，皆未得逞。其后，象被舜所感化。舜即位后，封象为有鼻国国夷（其领地在今湖南道县北）。在传统观念中，象是一个被否定的人物，唐代时，道州刺史就曾毁掉当地的象祠。不过，王守仁认为“天下无不可化之人”，象之所以最后受到感化，正说明舜的伟大，从而说明夷子修德的重要性。这也是作者一贯倡导的“致良知”的具体例证。
这又是一篇阐明作者“致良知”的观点的论文。全文从宣夷修缮象祠写起，作者连着用了两个“胡然乎”的质疑句子带动了全文。在正面论证“致良知”这一中心内容时，作者采取了层层深入、水到渠成的手法。他首先指出，人们之所以为象立祠，是为了纪念舜，即所谓“爱屋及乌”之意，然后具体到舜是如何感化象的。（关于象在早年是如何的“不善”，在古代是人人熟知的，所以作者不再列举。）这就很自然地得出了第四段结尾中所说的“天下无不可化之人”的结论。
王阳明的文章比较通俗明快，这是为了宣扬他的哲学思想的需要。同时，为了触类旁通，他惯于在行文时多举例证。例如，在这篇短文中，他援引的古书就有《书经》《孟子》；还用“管蔡不免”的史实反衬舜的感化之功。所有这些，都有助于增强文章的说服力，还增强了文章的可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