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分为两段,前四句为第一段,感慨身世;后八句为第二段,自述饥寒之状。全诗直抒胸臆,反映了诗人不满现实的鲜活个性,在杜诗中别具一格。
诗的开篇四句就用长安显贵们的荣华快意来衬托诗人自己的苦寒酸悲,这种以众形“独”的对比手法,在杜诗中常常取得一种惊心动魄的效果。据《元和郡县志》,“唐县有赤畿望紧上中下六等之差,京都所治为赤县,京之旁邑(如咸阳、华原)为畿县。”诗是寄给两县友人的,所以用“赤县”代指长安。要说那些享受着荣华富贵的“官曹”即衮衮诸公是“材杰”,“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的诗人更是材杰。事实上,“软裘快马”之辈,没有几个真“材杰”。有此四字,“材杰”之说的讽意就不言而喻了。说轻裘骏马足以“当(抵当)冰雪”,适见苦寒之士难当风雪。“骨欲折”活用“心折骨惊”之语,形容落魄,生动传神。
前二句述以倾羡口吻,继二句则以问答作唱叹,满腹愤慨,溢于言表。“杜陵野老”,诗人自指。所谓“杜曲幸有桑麻田”(《曲江三章》),虽薄有田产,但收成不佳。汉杨恽报孙会宗书有云:“田彼南山,荒秽不治,种一顷豆,落而为萁。”陶诗则云:“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诗中化用其意,又活用秦东陵侯召平青门种瓜的典故,对上述境况作了一番形容:“南山豆苗早荒秽,青门瓜独新冻裂。”困顿之中最需他人扶持,怎奈人情比纸还薄,诗人处处遭遇白眼。一些小官僚脖颈抬得老高,一副不屑的神气。而位居显要的“朝廷故旧”,似乎也早已忘怀了这门穷交情,断绝了往来。故言“乡里儿童项领成,朝廷故旧礼数绝。”这些都是世俗常态。但经诗人拈出,顿成绝妙讽刺。“乡里小儿”本是陶潜骂督邮的话;“项领”语出《小雅·节南山》,本形容公马脖子既粗且直。“自然弃掷与时异,况乃疏顽临事拙。”说“自然”,说“况乃”,似乎自认倒楣,言外之意可想而知。
接着,诗人又宕开一笔:“饥卧动即向一旬,敝衣何啻联百结。”表现自己晚景凄凉,经常挨饿抱病,动不动卧床十来天,衣裳则是补丁重补丁。最后诗人直呼两县诸子而告之:“君不见空墙日色晚,此老无声泪垂血。”默默泣血,是因为有苦无处诉。家徒四壁,则是贫极写照,在杜诗中每有妙用。如“入门依旧四壁空,老妻睹我颜色同”(《百忧集行》)。此诗写泣向暗壁,倍觉苦楚。
这首诗描写了智藏僧人留学唐朝的举动,并盛赞了其高深的法力以及高超的佛学造诣。诗的首联写智藏乘舟漂流万里,远涉重洋来到中华;颔联写智藏高深的佛法修为和与物同体的大悲精神;颈联写大师的修行境界,对于自我与国土都不再执着;尾联称赞了僧人的“雄猛”。全诗运用大量佛学典故,语言含蓄,结构谨严,感情真挚。
日本与中国相距万里,中有大海间隔,在交通尚不发达的中古时期,来华学习的日本僧人需要付出的勇气和艰辛是可想而知的。然而,诗人并没有叙写智藏来华的艰苦情状,以及惊涛骇浪的渡海场面,而是说“浮杯万里过沧溟”。“浮杯”一典,使万里沧溟似乎瞬间而过,原有的长时间的颠簸之苦化作了乘龙御风般的轻快,原有的波涛汹涌的担惊受怕化作了腾云驾雾般的缥缈神奇。智藏不远万里而来中国,目的是“适性灵”,即学习佛法,修养心性。中国的名山他都游遍了,名寺高僧也都访遍了,这期间该经历了多少雨雪风霜,该踏过了多少崎岖坎坷,却都被诗人一笔轻轻带过,而智藏不同凡响的坚毅性格和虔心向佛的苦行精神却跃然纸上。
天道酬勤,他终于学到了高深的法力,就像高僧涉公那样,夜深降龙潭水都变黑了;获得了心灵的超脱,就像高僧支遁那样,在新秋的青青田野上把鹤放飞了。另外,佛经认为,心之可畏,甚于毒蛇,所以常常以毒蛇、毒龙、恶龙来比喻人的种种妄念,而以“降龙”比喻禅家降伏其心。“放鹤”一句用晋代高僧支道林爱鹤养鹤以及放鹤的典故,生动地刻画出智藏彻底放下思想包袱而获得了心灵的解脱。既然已经修持到忘怀人我的地步,便不用怀念故土了;都已经证悟到永恒不变的真心了,就不必再读经书了。“身无彼我”,即泯灭是非人我界限,无人相、无我相、人我平等。主体和客体,人和我,日本和大唐,故土和他乡,在清净自性上是本无区别的,区别只在于人心。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所谓“心安即是家”。“真如”代表了永恒不变的真心,即佛性。禅的终极关怀就是明心见性,既然已经证悟真如自性,就不必再读经书。从赠诗的角度来看,此二句既是巧妙的安慰,又是对朋友的赞美。
而智藏的苦修精神和佛学造诣,的确是值得中华人物学习的。试想,当时来华学习的日本学问僧何其多也,其成就不过是“艺业稍成”(《旧唐书·日本传》),或者是“学得中州语”(张籍《赠东海僧》)。而智藏,不但超过了他的同胞,并且超过了唐朝当时的一般学者。这要付出极大艰辛和努力,付出的坚定信念和坚毅精神。怨不得诗人在最后两句中极力赞美:“为问中华学道者,几人雄猛得宁馨”。诗人要问一问中华大地那些求道学佛的人们,有几个能够达到智藏的境界。诗人形容智藏为“雄猛”,不畏艰险视万里沧溟如履平地,为雄;遍礼名山顿根妙悟,为猛。
近代陈廷焯《词坛丛话》云:“欧阳公词,飞卿之流亚也。其香艳之作,大率皆年少时笔墨,亦非近、后人伪作也。但家数近小,未尽脱五代风味。”与宋代曾慥《乐府雅词》和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把欧阳修的一些香艳之词和鄙亵之语,想当然地归为“仇人无名子所为”不同,陈廷焯对欧公这一类词的评价要显得中恳和客观得多。而云欧词风格迫近五代风味,这首《南歌子》便是最贴切的证明。花间词的古锦纹理、黯然异色,同样可以从这一类词中深深感受到。
这首词以雅俗相间的语言、富有动态性和形象性描写,凸现出一个温柔华俏、娇憨活泼、纯洁可爱的新婚少妇形象,表现了她的音容笑貌、心理活动,以及她与爱侣之间的一往情深。上阕写新娘子精心梳妆的情形。起首二句,词人写其发饰之美,妙用名词,对仗精巧。次三句通过对女子连续性动作、神态和语言的简洁描述,表现新娘子娇羞 、爱美的情态 、心理以及她与郎君的两情依依、亲密无间。下阕写这位新嫁娘在写字绣花,虽系写实,然却富于情味。过片首句中的“久”字用得极工,非常准确地表现了她与丈夫形影不离的亲密关系。接下来一句中的“初”字与前句中的“久”字相对,表新娘在郎君怀里撒娇时间之长。结尾三句,写新娘耽于闺房之戏,与夫君亲热笑闹、相互依偎太久,以至于耽误了针线活 ,只好停下绣针 ,拿起彩笔,问丈夫“鸳鸯”二字怎样写。此三句活灵活现地表现出新娘子的娇憨及夫妻情笃的情景。笑问“鸳鸯”两字,流露出新娘与郎君永远相爱、情同鸳鸯的美好愿望。
这首词在内容上重点描写新娘子在新郎面前的娇憨状态,在表现技巧上采用民间小词习见的白描和口语,活泼轻灵地塑造人物形象,读来令人耳目一新。
明代沈际飞《草堂诗余别集》卷二曾用“前段态,后段情”来概括其结构特征。上阕以描写女子的装束和体态为主,下阕则叙写夫妇亲密的生活情趣。起句写少妇头饰,十字中涵盖凤髻、金泥带、龙纹、玉掌梳四种意象,彼此互相衬托,层层加码,雍容华贵之态即由头饰一端尽显无疑。这与温庭筠《菩萨蛮》词如“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常常通过头饰或头饰的变化暗喻人物心境,实是同出一辙,且绮丽有过。陈廷焯许之为“飞卿之流亚也”,或正当从此处细加体会。但欧公手笔当然不啻是模仿而已。温庭筠虽然也多写绮丽女子,但情感基调一般是凄苦伤痛的,所以表现的也是一种美丽的忧伤。说白了,温词中的女子多少有些因哀而“酷”的意味,它带给读者的感觉,也多少有些沉重。欧公借鉴了温词笔法,而情感基调则转而上扬。华贵女子的表情不再黯然,而是笑意盈盈。此观上阕之“笑相扶”和下阕之“笑问”可知。女子之温情可爱遂与其华丽头饰相得益彰,这是欧词明显区别于温词之处。欧、温之不同还可以从另一方面看出。温词中的女子表现更多的是凄婉的眼神与懒缓机械的动作,她的所思所想,只是露出一点端倪,让你费尽思量,却未必能洞察心底;而欧词则多写轻柔之动作和活泼之话语,其亮丽之心情,昭昭可感。如“走来窗下笑相扶”、“弄笔偎人久”之“相扶”、“偎人”的动作,都描写得极有神韵。而“爱道画眉深浅入时无”和“笑问双鸳鸯两字怎生书”两句,不仅问的内容充满柔情机趣,而且直把快乐心情从口中传出。这种轻灵直率都是温词所不具备的,即此可见欧词的独特风味。
词中的女子是华丽温柔的,其动作和言语也不无性爱的意味,充满着挑逗性。拿它和柳永的《定风波》作一对比,其香艳程度明显是超过柳永了。然晏殊可以拿柳永的一句“闲拈针线伴伊坐”来作奚落的话头,而欧公的过甚之词却得到了宋人的百般维护,盖宋人评词也有以人废词的习气,带着有色眼镜,因而其客观性是大有疑问的。读者固然应对欧词对花间词的超越表示钦赏,但也不应忘了柳永所受到的无端冤楚。
刘过词能够在辛派阵营中占据重要一席,并不仅仅是因为那些与辛弃疾豪纵恣肆之风相近的作品,还在于那些豪迈中颇显俊致的独特词风,正如刘熙载所说:“刘改之词,狂逸之中自饶俊致,虽沉着不及稼轩,足以自成一家。”(《艺概》)此词就是这么一首具有独特风格的词。
这是一首登临名作。作者借重过武昌南楼之机,感慨时事,抒写昔是今非和怀才不遇的思想感情。安远楼,在武昌黄鹄山上,一名南楼。建于1186年(淳熙十三年)。姜夔曾自度《翠楼吟》词纪之。其小序云“淳熙丙午冬,武昌安远楼成,与刘去非诸友落之,度曲见志”,具载其事。
刘过重访南楼,距上次登览几二十年。当时韩侂胄掌握实权,轻举妄动,意欲伐金以成就自己的“功名”。而当时南宋朝廷军备废驰,国库空虚,将才难觅,一旦挑起战争,就会兵连祸连,生灵涂炭。词人刘过以垂暮之身,逢此乱局,虽风景不殊,却触目有忧国伤时之恸。这种心境深深地反映到他的词中。
词一起用了两个偶句,略点景物,写登楼之所见。
但既无金碧楼台,也没写清嘉的山水。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只是一泓寒水,满目荒芦而已。这里的“满”字和“寒”字下得好,把萧疏的外景同低徊的心境交融在一起,勾勒出一幅黯淡的画面,为全词着上了一层“底色”。细味这残芦满目、浅流如带的词境,不止气象萧瑟,而且写出了居高临下的眺望之感来,是统摄全篇的传神之笔。接下去,作者以时空交错的技法把词笔从空间的凭眺折入时间的溯洄,以虚间实,别起波澜。“二十年重过南楼”,一句里包含了多少感慨!二十年前,也就是安远楼落成不久,刘过离家赴试,曾在这里过了一段狂放不羁的生活。所谓“醉槌黄鹤楼,一掷赌百万。”(《湖学别苏召叟》)以及“黄鹤楼前识楚卿,彩云重叠拥娉婷”(《浣溪沙。赠妓徐楚楚》),这就是他当年游踪的剪影。二十年过去了,可是以身许国的刘过却“四举无成,十年不调”,仍然一袭布衣。此时故地重经,而且是在这个危机四伏祸乱不远的时候,怎不令人凄然以悲呢?句中的“过”字点明此行不过是“解鞍少驻初程”的暂歇而已,并为下文伏线。“柳下”三句,一波三折,文随意转,极见工力。“未稳”上承“过”字,说明行色匆匆,钩锁紧密,见出文心之细。“能几日,又中秋”,意谓不消几天,中秋又来到了。一种时序催人的忧心、烈士暮年的悲感和无可奈何的叹喟都从这一个“又”字里泄露出来。三句迭用“犹”、“能”、“又”等虚字呼应提携,真能将词人灵魂的皱折淋漓尽致地揭示无余。
过片以后纯乎写情,都从“重过”一义生发。曰“故人”,曰“旧江山”,曰“新愁”,曰“不似”,莫不如此。章法之精严,风格之浑成,堪称《龙洲词》中上上之作。“黄鹤”二句从设问提起,妙处在能从虚际转身。“矶头”上缀一“断”字,便有残山剩水的凄凉意味,不是泛泛之笔。“旧江山浑是新愁”,是深化题旨之重笔。前此种种灰黯的心绪,所为伊何?
难道仅仅是怀人、病酒、叹老、悲秋么?被宋子虚誉为“天下奇男子,平生以气义撼当世”(《龙洲词跋》)的刘过是不会自溺于此的,刘过此词的忧国伤时之感无疑要高于宋玉《九辨》单纯的寒土悲秋之感。他此刻所感受的巨大的愁苦,就是对韩侂胄引火的冒险政策的担忧,就是对江河日下的南宋政局的悲痛。
旧日的壮丽江山笼罩着战争的阴影,而他对于这场可怕的灾难竟然无能为力,这怎么不教人悲从中来不可断绝呢?“浑是新愁”,四字包括三层含义。本有旧愁,是一层;添了新愁,是第二层。愁到了“浑是”的程度,极言分量之重,是第三层。旧愁为何?就是他《忆鄂渚》诗所云“书生岂无一策奇,叩阍击鼓天不知”之怀才不遇报国无门的苦闷。卒章三句买花载酒,本想苦中求乐,来驱散一下心头的愁绪。可是这家国恨、身世愁又岂是些许花酒所冲淡得了的!先用“欲”字一顿,提出游乐的意愿,接着用“不似”一转,则纵去也无复当年乐趣,表示了否定的态度。“少年”,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相对而言。刘过初到南楼,年方三十,故可称为少年。且可与上片之“二十年重过南楼”相绾合,论其章法,确有草蛇灰线之妙。如此结尾,既沉郁又浑成,令人读之有无穷哀感。
刘过的爱国词篇,多为豪爽奔放,痛快淋漓之作。但这首《唐多令》却写得蕴藉含蓄,耐人咀嚼。与其他爱国词比较,的确别具一格,故而流传甚广。《唐多令》,原为僻调,罕有填者。自刘词出而和者如林,其调乃显。刘辰翁即追和七阕,周密而因其有“重过南楼”之语,为更名曰《南楼令》。可见此词影响之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