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的序文是对东方虬《咏孤桐篇》的评论，也是陈子昂对自己创作体会的总结，是他诗歌创作的理论纲领。陈子昂以汉魏诗歌为高标，痛责晋宋以来的浮靡文风，感叹“风骨”和“兴寄”的失落。令他惊喜的是，东方虬《咏孤桐篇》竟使汉魏诗歌的“风骨”与“兴寄”重新得到复归。他盛赞这篇作品“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可谓风骨朗健的佳作。陈子昂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遂挥毫写下《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寄赠给东方虬。可惜，东方虬的《咏孤桐篇》今已失传，但从陈子昂的行文来看，那自然是他诗作的同调，而且，陈子昂用以赠答的《修竹篇》的确也是一篇“风骨”与“兴寄”兼备的作品。
风骨和兴寄是唐诗两个重要的质素，也是后人评论唐诗的两个重要范畴。陈子昂所倡导的“风骨”虽然借自六朝人的成说，但又有他自己新的内涵，是指旺盛的气势与端直的文词结合在一起所构成的那种昂扬奋发、刚健有力的美学风格。陈子昂所高标的“建安风骨”，恰是六朝浮靡诗风的缺失，因此，这对于扭转六朝以来柔弱、颓靡的文风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尤其对于树立唐诗那种昂扬奋发的气度和风范具有重要的意义。
陈子昂所标举的“兴寄”也是来源于前人主要是汉人“美刺比兴”的观念，其含义就是指诗歌的比兴寄托。这也的确切中了六朝诗歌工于体物、专有形似的弊端。更值得指出的是，陈子昂“风骨”与“兴寄”并举，对唐诗未来的发展，比如实现由风骨向兴寄的“战略转移”，也埋下了伏笔。
陈子昂同时的人如卢藏用对陈子昂的意义已经有所认识，他在《右拾遗陈子昂文集序》中，给予陈子昂以极高的评价，认为是“道丧五百年而得陈君”，对其代表作《感遇》诗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但卢藏用的出发点不是诗歌的美学特质，而是儒家的政教观念，因此与陈子昂在诗歌史上的真正价值，与陈子昂的理论主张对唐诗学的真正意义之间尚存在一定的距离。但是，就总体而言，他的评价是客观的、中肯的，得到了后人的赞同。杜甫盛赞陈子昂“公生扬、马后，名与日月悬”，《新唐书·陈子昂传》肯定他“始变风雅”。当然，也有人对卢藏用的评价提出过质疑，如颜真卿、皎然等。明末胡震亨《唐音癸签》综合各种意见，仍然认为陈子昂“与有唐一代诗，功为大耳”。
此诗的序文阐述作者倡导“风骨”、“兴寄”的创作主张，因此，此诗向来被视为陈子昂文学思想的实践范例。
全诗正文共三十六句，可分为两大部分。前一部分写生长于南方的修竹品质纯美，实为自身道德、风节之写照。后一部分写修竹得伶伦赏识而得以加工成乐器，也是诗人屡次上书陈述治国方略之表徵。接着，修竹进而欲“升天行”，则是诗人亟欲施展抱负的愿望之表露。
第一部分即前十八句，主要介绍修竹的生长环境和优良质地。首二句，形象地概括了这一立意。“南岳”，即著名的五岳之一衡山。品质优良的修竹“龙种”产于此地。名山与物华聚集，一开篇就令人神往不已。“孤翠郁亭亭”，既从形色两方面描绘了修竹优美动人的姿态，也颂扬了它的卓然不群。衡山是万木葱笼的，但是，在诗人看来，它们与修竹相较，却有所逊色，所以特意以“孤翠”二字，以显其精。接下去，诗人分别写了修竹生长的自然条件和品性。“峰岭上崇崒”以下八句，紧承首句，描绘了修竹“生南岳”的情景。上有崇山峻岭，下有涧溪烟雨，突出了处境的幽僻；夜闻鼯叫，昼听泉鸣，渲染了四周的清静；春风舒缓，白露清凉，更衬出了氛围的洁净。正因为生长在这样优越的自然环境，所以修竹的“哀响”如同鸣金奏乐，“密色”仿佛受到了美玉的滋润。“岁寒霜雪苦”以下八句，上承第二句，表现修竹的品性。“含彩独青青”，照应了上文的“孤翠”，突出了修竹虽受严冬霜雪折磨却青绿如故的独特品质。接着，诗人由表及里，以“岂不厌凝冽”的反诘，转为深入析理。并继而以“羞比春木荣”作了解答。春天风和日丽，一切草木皆应时而发，竞相争荣。“羞比”表明了修竹傲岸不群，不趋时争荣，接着诗人通过“有荣歇”与“无凋零”的对比，揭示了修竹不屑与春木争荣的实质，又探本溯源，表现了它的志向：“始愿与金石，终古保坚贞。”说明修竹的本性决定了它有如金石，坚贞不二，永不凋零。这段议论，诗人采用反诘、对比、比拟等手法，寓理于象，笔挟风力，使行文“结言端直”、“意气骏爽”（刘勰《文心雕龙·风骨》），显得尤为刚健有力。
第二部分即后十八句，写修竹被制成洞箫之后的功用及愿望。相传黄帝派乐官伶伦从昆仑山北的峡谷选取了优的竹子，砍做十二竹筒，按照雌雄凤凰的鸣叫声，为人类创制了十二音律。“不意伶伦子，吹之学凤鸣”，就是诗人大胆想象，对这一传说的化用。“不意”，相对前面的“始愿”这两字使全诗顿起波折，全篇的歌赞对象由修竹转向了洞箫。由于得到黄帝乐官的雕琢，修竹的制成品——管乐洞箫，得到了配合弦乐“云和瑟”在朝廷演奏的机遇。诗人用“遂偶”、“张乐”修饰这一机遇，意态恣肆，语调轻松，暗示洞箫得到赏识器重甚为欣快。“妙曲方千变，箫韶亦九成”，生动地再现了它在朝廷的表演。能演奏“妙曲”和虞舜制作的《韶》乐，说明其音色优美动听。“方千变”、“亦九成”，形容演奏的乐曲甚多。“方”（刚才）和“亦”（又）两个副词的使用透露出了演奏的频繁忙碌。但是，洞箫并没有满足于此。“信蒙雕琢美，常愿事仙灵”，抒发了它报答知遇之恩，追求美好理想的心愿。从这两句开始到全诗结束，一变前面的第三人称，改用洞箫的口吻，绘声绘色地阐述了它“事仙灵”的心愿：伴随仙人驾翠虬，与仙女弄玉吟赏着美妙的乐曲《升天行》，携手登白日，戏赤城，入三山，游玉京，玄鹤在身边忽高忽低展翅起舞，彩云也在四周时断时续飘来飞去。在这里，诗人融合想象、拟人、夸张等多种手法，描绘了一个自由欢乐、光明美好的理想境界。这个境界虽然是虚幻的，却生动地表现了洞箫对美好理想的热切追求和昂扬向上的精神。
诗篇运用拟人化的手法，赋予修竹、洞箫人的思想感情，既增强了诗歌的形象性和感染力，又避免了频繁比兴，失于晦涩的弊病，较为显豁地透露了其中的寓意：名为咏物，实为抒怀。诗中修竹的品性、洞箫的理想和追求，实为诗人刚直不阿、不趋炎附势、坚贞不二的品格、美好的人生理想和昂扬奋发的精神的写照。
这是一首送别诗，首联言“别”和新王朝官员赴任的气象。颔联写目的地的形势和人民见到汉族士大大的喜悦心情。颈联概括友人行程，遥想友人从容愉悦的心情。尾联推知友人定有思召和怀念朝廷之怠。全诗开合有度，流转自然，不仅表达了送别的用意，而且透露出国家和平、统一的气象。
“重臣分陕去台端，宾从威仪尽汉官。”从汪广洋写起，是因为沈某是以汪广洋幕府身份随行。首句先称赞汪广洋，也等于称赞了他的朋友沈左司。说汪广洋受到朝廷的重用，离开御史台出管陕西。随从的人都是当代的俊杰。“汉官威仪”典出自《后汉书》，这里用此典，既称赞了汪广洋等人即将出发的浩大声势，又切合明朝乱后新建的局势。第二联歌颂刚刚建立的明王朝。四塞，指陕西四面都是关隘，自古称四塞之地。如今已归入大明的版图。在元蒙统治下百年之久的人民终于又见到了自己汉人官员的服饰。
“函关月落听鸡度，华岳云开立马看。”写汪广洋此去一定会受到热情的欢迎，不像孟尝君当年靠鸡鸣狗盗之徒骗开城门才得以逃出。当他们从容渡过函谷关，驻马华山，遥望天空，乌云散去，心胸是何等开朗。
尾联写一行此去的终点是长安，而时代已经改变，当今明王朝的首都是南京，所以沈左司在长安定会回望江左，委婉地称赞了他的朋友为官在外而时刻把君王挂在心上。全诗开合有度，流转自然，不仅表达了送别的用意，而且透露出国家和平、统一的气象。
明初众诗人中，高启是最有成就的诗人，所谓“天才高逸，实据明一代诗人之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这首诗被清代沈德潜高度评价，沈论诗提倡唐诗的蕴蓄正大，而此诗气势宏大，敦厚雅正，用典妥帖自然，是高启学唐的代表作，也是应酬诗中难得的佳作。
本诗以白描手法，站在一位农民的角度，反映他如何日夜劳动，向往过太平日子，但又受到官府滥征暴敛，以致无以维生的血泪遭遇。本诗一共可以分为三个部分。
前六句为第一部分，写出农民辛勤劳作、心盼安慰的生活要求。农民只能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因地制宜地耕种庄稼。犁牛颈背被日夜轭住，以致磨烂成疮，露出骨头。马、牛等家畜是农民的重要生产资料，农家视为至宝而百般爱护，何以伤害至此，联系“妻子鸿毛轻”句可知，父子、夫妇尚且不能相保，更何况是牲畜于此可见生存之艰难。前四句从空间（“有山皆种麦，有水皆种秔”）、时间（“叱叱犹夜耕”）两个角度说明靠耕地为生的农民的生存之艰难。“竭力事本业，所愿乐太平”，这两句说出农民的心愿。这里的“太平”，显然不是古代“三世”中的“太平盛世”，当取其平安、安稳之意。古代社会里，口腹之需有时尚难以满足，更何敢奢望太平盛世。
中间六句为第二部分，写出农民在县衙遭受严刑拷打，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爱民如子”的道德伦理荡然无存。作者陆游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他对农民的艰辛不可能有深入的体会与认识，但是如果能睁开眼睛看现实，看着农民被捆绑着投进官衙、听着他们夜半三更传来的哀求哭嚎声，也就能冲破阶级局限，发出内心的声音。
最后四句为第三部分，写出农民心中的巨大悲愤与对现实的无奈。
作该诗时，作者陆游已经是退休在家、颐养天年的七十一岁老人，儒家“为生民立命”的民间情怀和诗人“不平则鸣”的使命感，使其突破阶级局限，记录了“农家之口义”，也是对现实政治无奈的“一声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