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愁横浅黛,泪洗红铅,门掩秋宵。”劈头一个“记”字,起笔便突出了词人记忆常新之深情,从而领出临行前与情人话别的那番情景。头两句先为人物写容:黛石淡扫的蛾眉愁锁、莹莹泪水冲洗着面颊上的红粉;“门掩秋宵”是说秋夜深沉,闺门已经掩上,女主人公要休息了。
“坠叶惊离思,听寒螿夜泣,乱雨潇潇。”三句写连窗外轻轻的坠叶声也使充满离别情思的女主人忽然而惊;“寒螿夜泣”中寒蝉凄切入耳,像断肠人的啜泣声;更别说那卷地而起的秋风夹着潇潇乱雨,尤其无情,点点滴滴就如同浇在她心中。
“凤钗半脱云鬓,窗影烛光摇。”凤钗半脱去鬓,窗影烛光摇。鬓边凤钗已半脱,则情人临歧抱泣之状可以想见。烛光摇动窗影,也刺激着词人锐感的心灵。古诗词中,剪烛西窗乃团圆之传统象征。可是眼前这窗影烛光,却成为远别长离的见证,此情此景,叫人如何忘得了。
“渐暗竹敲凉,疏萤照晚,两地魂消。”歇拍这三句,将词境从深沉的回忆之中轻轻收回现。此时,正夜色沉沉,凉风敲竹铿然有声,一点流萤划破夜色。静极暗极之夜。正是凄寂之极,深重之极的词人之心。多情锐感的词人,遥想远方之情人,此时此刻必正是相思入骨,两人异地,一样魂消。
“迢迢,问音信,道径底花阴,时认鸣镳。”中“迢迢。”换头短韵二字,而意境遥深。它紧承“两地魂消”而来,又引起下边的音信相问,遂将歇拍之想象化为具体,把两地相思情景融为一境。“问音信,道径底花阴,时认鸣镳。”两地相思既深,自会音书相问。不知情人音书如何,却只好时时来到小径里、花阴下,辨认门外过路的马嘶声。底,宋人口语,犹言里。马嘶不言听而言认,即辨认声音。以视觉之字代听觉,妙。
“也拟临朱户,叹因郎憔悴,羞见郎招。”也想到朱门边去候望,可是又自伤憔悴,怕被郎招。这分明是怨其不归的气话。怨之至极,正见得相思之入骨。此二句借用元稹《会真记》里莺莺诗“不为旁人羞不起,为郎憔悴却羞郎”,怨然女子口吻。这是矛盾、真实而又复杂的心情,词人把它生动地刻划出来。
“旧巢更有新燕,杨柳拂河桥。”又从女子一面写回自己一面。此二句暗用韩偓《香奁集·春昼》诗:“藤垂戟户,柳拂河桥。帘幕燕子,池塘伯劳。”旧巢更来新燕,杨柳又拂河桥,则从彼秋宵至此春天,别离久矣。显然此词之借用韩诗,是融摄其整个诗意,非一般挦扯古人辞句者可比。
“但满目京尘,东风竟日吹露桃。”上句显用陆机《为顾彦先赠妇》诗:“京洛多风尘,素衣化为缁。”下句,暗用李义山《嘲桃》诗:“无赖夭桃面,平明露井东。春风为开了,却拟笑春风。”原来,结笔二句是向女子报以衷情:京华风尘满目,夭桃秾李成天招展,但我心有专属,终不为京尘所染,且不为夭桃所动也。
这篇词词人从塞上秋来的异样风光入笔,展开对边防军旅生活的铺陈,表现了将士们立功报国、以苦为乐的精神,同时也是渴望保家卫国却无用武之地的自我宽慰,使得读者产生深刻的印象。
上片描写的是北方边塞深秋景象。首言“霜天秋晓”,时令已届“白露为霜”的深秋,天刚拂晓。一个“正”字,领起景物环境的描绘。“紫塞故垒,黄云衰草”,景物对举,色彩斑烂。表明词人立足之处已是边防关塞,景物萧瑟苍茫。接着用工整的对句,由环境景物描绘,进入军旅生活的铺陈。“汉马嘶风,边鸿叫月。”宋朝边防军的骏马正迎着凛冽西风呼啸,是对战斗的向往;南归的鸿雁,在边庭拂晓时的月下飞鸣,给苍茫边塞增添了几分凄清。作为身先士卒的统帅,词人身上的铁甲奈不得陇上早寒,故称“陇上铁衣寒早。”“剑歌骑曲悲壮,尽道君恩须报”。两句通过悲壮的军乐军歌,揭示了边防将士的心理。在“朕即国家”的当时社会,人们视君王与国家为一体,一个“尽”字,突现报效君国为国戍边是全军上下的心愿。正由于以身许国,万众一心,尽管置身早秋的异域,历尽边地的艰辛,人人都能以戍边为乐。“塞垣乐”三字,洋溢着战斗乐观情绪。一字千钧。“尽櫜鞬锦领”句,描写将士们的装束。又一“尽”字,既见所有将士的飒爽英姿,又见全军上下的严明风纪。“山西年少”四字,点明这英勇的行伍,是由华山以西的少年组成,收束上片。
下片描写词人渴望保家卫国以及无法消遣的愁思。用“谈笑”二字,承接“山西年少”,进一步展现以“塞垣”为“乐”的英雄群象。“刁斗尽”,意味着夜尽天明以照应篇首。“烽火一把,时送平安耗”,既表明敌情及对敌情的警惕、戒备,又表明边防线上没有战争冲突。“圣主忧边,威怀遐远,骄寇尚宽天讨”。忧虑边患,威震边庭,怀柔远方,这是对“圣主”神宗赵顼的歌颂。“骄寇尚宽天讨”句,既是边防没有战事的原因,又为词人那老却英雄的愁思伏笔。将士渴望报国立功,圣主对“骄寇”却“尚宽天讨”,在这一对矛盾面前,身先士卒的词人,倍觉无有用武之地,故有“岁华向晚”时的“愁思”和“谁念玉关人老”的嗟叹。语辞婉转,含义深沉,是全词眼目所在。这几句,是词人的自我宽慰。“太平也,且欢娱,莫惜金樽频倒”。意谓趁着边庭没有战事,姑且为欢作乐,用“金樽频倒”来浇灌“岁华向晚”的愁思,享受玉关闲置的太平岁月。
全词突出表现戍边将士立功报国的共同心愿与以苦为乐的战斗精神,倾诉了帅驻边关唯恐时光空过、老却英雄的忧愁。景物描绘有声有色,形象刻画神采飞扬。言词流利婉转,风格含蓄深沉。词人通过这首词暗讽边防政策的不力又讴歌盛世的太平、渴望早立边功又不安久戍,耐人寻味。十分鲜明表现出词人不愿闲置边地的心思和愁绪。
此诗通篇都是祝福词。全诗以“既”字领起,用的虽是赋法,但并不平直,相反,其突兀的笔致深堪咀嚼。而“既醉以酒”,表明神主已享受了祭品;“既饱以德”,表明神主已感受到主祭者周王的一片诚心,更为下文祝官代表神主致辞祝福作了充分的铺垫。享受了主祭者献上的丰盛的美酒佳肴,对他的拳拳之意不能无动于衷。因此,神主愿意赐给献祭人各种福分,自然是顺理成章之事。
诗的前两章,讲的都是享受了酒食祭品的神主的心满意足之情,他深感主祭者礼数周到,便预祝他万年长寿,能永远获得神所赐的幸福光明。而第三章末二句“令终有俶,公尸嘉告”,直接点出公尸,说明下文均为神主具体的祝福之辞,诚如陈子展所云,“为一篇承上启下之关键”。如果把此诗比为一篇小说,则前两章用的是第一人称叙述法,而后五章用的是第三人称叙述法,第三章则是两者的过渡。“其告维何”“其类维何”“其胤维何”“其仆维何”云云,等于现代汉语“他的……是什么?他的……是……”这样的结构。这五章中,除第三章是答谢献祭人的隆重礼节外,其余四章都是祝福的具体内容。从尽孝、治家、多仆几个方面娓娓道来,显出神意之确凿。诗的中心词不外“德”“福”二字,主祭者周王有德行,他的献祭充分体现了他的德行,因此神就必然要降福于他。而神主所宣布的将赐之福,在诗中主要是属于家庭方面而不是属于军国方面的,颇显示出此诗颂祷的倾向性,对一般读者来说这似乎也更有亲切感。
从诗的艺术手法看,善于运用半顶针修辞格是此篇的一个特色。《诗经》中运用顶针修辞手法屡见不鲜,但像此篇这样上文尾句与下文起句相互绾结,而重复只在上句的末一字与下句的第二字那样的修辞方法(姑称之为半顶针修辞),却是并不多见的。其实,接第三章“公尸嘉告”句的第四章“其告维何”句、接第五章“永锡尔类”句的第六章“其类维何”句、接第六章“永锡祚胤”句的第七章“其胤维何”句、接第七章“景命有仆”句的第八章“其仆维何”句,若改为“嘉告维何”“尔类维何”“祚胤维何”“有仆维何”,也完全可以,这样各章之间便以纯粹的顶针格相贯连。但此篇的作者却蹊径别出,不取上下章衔接文字完全重复的纯顶针格,而仍收“蝉联而下,次序分明”(方玉润《诗经原始》)之效,并别具曲折灵动之势,实在令人拍案叫绝。这章与章的半顶针衔接又与各章章内的纯顶针修辞(如“高朗令终”与“令终有俶”、“朋友攸摄”与“摄以威仪”、“君子有孝子”与“孝子不匮”)连成一片,产生了如“大珠小珠落玉盘”之效。由此可见,颂诗的表现力也相当强。
与后代一些讽谕诗“卒章显其志”的特点相反,作者开宗明义,一开始就用简练的语言,明确说出作诗劝谏的目的和原因。首二句以“上帝”对“下民”,前者昏乱违背常道,后者辛苦劳累多灾多难,因果关系十分明显。这是一个高度概括,以下全诗的分章述写,可以说都是围绕这两句展开的。
对于“上帝”(指周厉王)的“板板”,作者在诗中作了一系列的揭露和谴责。先是“出话不然,为为不远。靡圣管管,不实于亶”,不但说话、决策没有依据,而且无视圣贤,不讲信用;接着是在“天之方难”、“方蹶”、“方虐”和“方懠”时,一味地“宪宪”、“泄泄”、“谑谑”和“夸毗”,面临大乱的天下,还要纵情作乐、放荡胡言和无所作为;然后又是以“蹻蹻”之态,听不进忠言劝谏,既把老臣的直言当作儿戏,又使国人缄口不言,简直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
对于“下民”的“卒瘅”,作者则倾注了极大的关心和同情。他劝说历王改变政令,协调关系,使人民摆脱苦难,融洽自安(“辞之辑矣,民之洽矣。辞之怿矣,民之莫矣”);他为了解民于水火,大胆进言,甘冒风险(“民之方殿屎,则莫我敢葵。丧乱蔑资,曾莫惠我师”);同时,他又不厌其烦地向厉王陈述“天之牖民”之道,强调对国人的疏导要像吹奏埙篪那样和谐,对民众的提携要像佩带璋圭那样留心;最后他还意味深长地把人民比作国家的城墙,提醒厉王好自为之,不要使城墙毁于一旦,自己无地自容。
作为谴责和同情的汇聚和结合,作者对厉王的暴虐无道采取了劝说和警告的双重手法。属于劝说的,有“无然”三句、“无敢”两句,“无为”、“无自”、“无俾”、“无独”、“勿以”、“匪我”各一句,可谓苦口婆心,反覆叮咛,意在劝善,不厌其烦;属于警告的,则有“多将熇熇,不可救药”、“昊天曰明,及尔出王。昊天曰旦,及尔游衍”等句,晓以利害,悬戒惩恶。这种劝说和警告的并用兼施,使全诗在言事说理方面显得更为全面透彻,同时也表现了作者忧国忧民的一片拳拳之心,忠贞可鉴。
在这首诗中,最可注意的有两点:一是作者的民本思想。他不仅把民众比作国家的城墙,而且提出了惠师牖民的主张,这和邵公之谏在某种意义上说是相通的,具有积极的进步作用。二是以周朝传统的敬天思想,来警戒厉王的“戏豫”和“驰驱”的大不敬,从而加强了讽谕劝谏的力度。如果不是冥顽不化的亡国之君,对此是应当有所触动的。
至于全词多用正言直说,也使其更具后代谏书的作用,作者心胸之坦荡、感情之激切于此可见一斑。而叠字的多处运用、比喻对照的生动工整等,又使它保持了诗歌的艺术性。这首《板》与另一首《荡》同以讽刺厉王著称后世,以至“板荡”成了形容政局混乱、社会动荡的专用词,其影响之大,不难想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