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八句，层次井然。首联交代缘起。“暂”，暂且，有忙里偷闲的意味。“诣”字表明作者对郑和尚的尊敬、膜拜之情。“高僧”即指郑和尚。赞美他有很高的修行。“话”，动词，即第七句的“谈禅”。“来寻”两字，见诗人心情之急。兴致之高。寺而曰“野”曰“孤”，则其脱尘远俗自不在话下。
颔联写寻访的经过。“岸花藏水碓”，暗示这是乘舟寻访，所以才会注意岸花，才能发现岸花覆盖着利用水力舂米的工具水碓。顺着水碓声寻去，岸边是一片竹林。“溪竹映风炉”，这句写上岸后寻访所见之景。“风炉”是一种炊具。据中唐人陆羽《茶经》：“风炉，以铜铁铸之，如古鼎形。”可见它主要是煮茶的器具。碧绿的溪竹与煮茶的袅袅青烟相映成趣，而茶与禅理也正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且水碓、风炉皆山寺常有之景致，作者《题山寺僧房》云，“野炉风自爇，山碓水能舂。”可见这两句虽未点明野寺，实际上野寺已跃然纸上了。
颈联是禅意最浓之所在。“顶上巢新鹊”，这是写郑和尚入定后心神凝一、迥忘外物的情态。入定，指僧人静坐敛心，不起杂念，使心定于一处。这句说，入定时的郑和尚形如枯木，在他头顶上有树木，鹊儿不再把他看作一个对自己有威胁的人，所以在那树上做巢。“巢新鹊”则说明郑和尚入定时间之长、心志之专一。它和宋之问《游云门寺》中“入禅从鸽绕”、秦系《题僧惠明房》中“入定几时还出定，不知巢燕污袈裟”、刘得仁《宿僧院》中“萤入定僧衣”、陆龟蒙《赠老憎》中“旧曾闻说林中鸟，定后长来顶上巢”、韩偓《永明禅师房》中“支公禅寂处，时有鹊来巢”等句用意略同。“衣中得旧珠”是说郑和尚出定之后与作者谈禅而使他恍有所悟。它用了一个佛教故事。《法华经·五百授记品》载，有一贫苦的人，去拜访一个富有的亲戚，亲戚怜悯他的潦倒而热烈地款待他。因此，他喝得烂醉，当场睡着了。正巧衙门通知其亲戚值班，亲戚见他
睡得正死，无法向他告别，于是在他衣服里缝了点珍宝。但他醒后，并不知此事，仍旧过着飘泊的生活。后来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他又遇到那位亲戚，亲戚把藏珠宝的事告诉他，他才恍然大悟，原来自己衣服里藏有贵重的珠宝。《楞严经》亦有类似之比喻。宝珠就是佛心和般若智慧。禅家认为每个人的身上都潜伏着佛性，这佛性不以肉体的消亡而消亡：“识得衣中宝，无明醉自醒。百骸虽溃败，一物镇长灵”（丹霞和尚《玩珠吟》）。然而诚如“石中之火，不打不发”，必须石头碰石头，方可冒出火花，所以石头虽可发火，但不敲打还是发不出火花来。高明的禅师在修行者的时机成熟时使潜伏在修行者烦恼之下的佛性产生自觉，一似使他发现了衣中宝珠一样。当修行者经禅师的点悟突然间发现“明珠原在我心头”时，就会有一种无法言说的愉悦。
尾联写诗人觉悟之后流连忘返的心态：“谈禅未得去，辍悼且踟蹰。”诗言“掇棹”，即停止划船，说明作者已经离开郑和尚上船准备回去了。但为什么又踟蹰不前呢？原来是禅师的一番话使他陡然醒悟，心有所皈，沉浸在禅悟的喜悦之中，而忘了归去。读诗至此，方见诗题中“晚”字之妙：本来天色已“晚”，诗人原打算“暂”访就走的，但拜谒郑和尚后，心仪神仰，竟然久久舍不得离去了。这就将诗人对郑和尚的崇拜、对禅悟的喜悦之情都表露了出来。
一个“望”字把诗人爱国情怀和等待胜利在望的心情表达无疑。7月16日夜晚，长安南山头，诗人登高远望，皎洁的月轮正在升起光华。
词的上片写秋天来到边城，鼓角声充满悲哀，首句一个“哀”字充分表达了词人对国土沦丧的惋惜和悲哀。下片从上片的“凭高”和“此兴台哉”过渡，全面表达了“高兴”的“兴”。整首词由“哀”到“兴”，反映了作者的乐观主义精神和爱国壮志。
从角声烽火写起，烽火指平安火，高台指高兴亭。《唐六典》说：“镇戍每日初夜，放烟一炬，谓之平安火。”陆游《辛丑正月三日雪》诗自注：“予从戎日，尝大雪中登兴元城上高兴亭，待平安火至”。又《感旧》自注：“平安火并南山来，至山南城下。”又《频夜梦至南郑小益之间慨然感怀》：“客枕梦游何处所，梁州西北上危台。暮云不隔平安火，一点遥从骆谷来。”都可以和这首词句互证。高歌击筑，凭高洒酒，引起收复关中成功在望的无限高兴，从而让读者体会到上面所写的角声之哀歌声之悲，不是什么忧郁哀愁的低调，而是慷慨悲壮的旋律。“此兴”的“兴”，兼切亭名。
下片从上片的“凭高”和“此兴台哉”过渡，全面表达了“高兴”的“兴”。作者把无情的自然物色的南山之月，赋予人的感情，并加倍地写成为谁也不及它的多情。多情就在于它和作者热爱祖国河山之情一脉相通，它为了让作者清楚地看到长安南山的面目，把层层云幕都推开了。这里，也点明了七月十六日夜晚，在南郑以东的长安南山头，皎洁的月轮正在升起光华。然后进一步联想到灞桥烟柳、曲江池台那些美丽的长安风景区，肯定会多情地等待收复关中的宋朝军队的到来。应，应该。这里用“应”字，特别强调肯定语气。
人，指宋军，也包括作者。词中没有直接说到收复失地的战争，而是以大胆的想象，拟人化的手法，描绘上至“明月”、“暮云”，下至“烟柳”、“池馆”，都在期待宋军收复失地、胜利归来的情景，来暗示作者所主张的抗金战争的前景。这种想象是在上片豪情壮志抒发的基础上，自然引发而出，具有明显的浪漫主义情调。
全诗三章，前两章开头两句互文见义，说苕华盛开，一片黄色，叶子青青，沃若葱茏。这两句诗人以所见苕的花、叶起兴，苕叶青花黄，充满生机，而荒年的人民呢，却难以为生。诗人由联想导入感慨，两章诗的结尾两句即是所感。诗人痛心身处荒年，人们在饥饿中挣扎，九死一生，难有活路，反不其苕一类植物，活得自在，生命旺盛。为此，他心里忧伤不已，竟至于觉得最大的遗憾就是降生到这个世界上来。天地之下，本以人为贵，今反而羡慕无知觉的植物，乃至说出“不其无生”的话，实在悲哉痛哉，愤极恨极。
前两章尽管诗人感情激切，难以压抑的忧愤，几其烈火喷射而出，但是这一忧愤产生的原因，还是隐含在比兴之中，到第三章才加以揭示。“牂羊”两句确其清方玉润所说“造语甚奇”（《诗经原始》）。正因为“奇”，所以旧说纷纭，多不得要领。其实这是诗人诉说忧愤的原因，意思是说：荒年无物可食，宰母羊吧，可是它瘦弱得只剩下一个大头；打鱼吧，水中捕鱼的竹器中只有星光不见鱼。最后两句“人可以食，鲜可以饱”是最沉痛的呼号，人吃人，同类相残，本已惨绝人寰，可是此诗却说，即使人可以吃，而剩下的人已经很少了，而且还可以想见，吃草的羊都已瘦得无肉可吃，何况饥饿已久的人呢。不消说个个枯瘦其柴，就是把这为数不多的人全吃了，也难以饱肚子的。说得何等毛骨悚然，把惨景更推进了一步，较之唐人所写的“足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白居易《轻肥》）的诗句更加怵目惊心，不忍卒读。对于这两句话王照圆还特地记下她闻见的一段事实，加以印证，其文说：“东省乙巳、丙午三四年，数百里赤地不毛，人皆相食。鬻男卖女者，廉其价不得售，率枕藉而死。目所亲睹，读此诗为之太息弥日。”并自注云：“巳、午间，山左人相食。默人与其兄鹤岚先生谈诗及此篇，乃曰：‘人可以食’，食人也；‘鲜可以饱’，人瘦也。此言绝痛，附记于此。”可见，此诗所反映的周代残酷的社会现实与人民苦难，在长期封建社会里是具有普遍性的，这充分显示了《诗经》现实主义精神的力量。
《相鼠》大约是《诗经》里骂人最露骨、最直接、最解恨的一首。汉儒们“嫌于虐且俚矣！”意思是最粗鄙的语言暴力，是《诗》“三百篇所仅有”。但对此诗咒骂的对象，说法不一。前人对这个问题大致上有二说：《毛诗序》以为是刺在位者无礼仪，郑笺从之；《鲁诗》则认为是妻谏夫，班固承此说。后一说虽然有何楷、魏源、陈延杰诸家的阐发，但究竟由于所申述的内容与此诗所显露的深恶痛绝的情感不吻合，故为大多数说诗者所不取，而从毛序郑笺之说。
《诗经》中写到“鼠”的有五首（《雨无正》“鼠思泣血”之鼠通癙，未计），除此诗外，其他四首都是直接把鼠作为痛斥或驱赶的对象，确实“老鼠过街，人人喊打”，自古而然。而此诗却有所不同，偏偏选中丑陋、狡黠、偷窃成性的老鼠与卫国“在位者”作对比，公然判定那些长着人形而寡廉鲜耻的在位者连老鼠也不如，诗人不仅痛斥，而且还要他们早早死去，以免玷污“人”这个崇高的字眼。至于所刺的“在位者”是谁，所刺何事，虽曾有过多种说法，但已无法考实，翻开卫国的史册，在位者卑鄙龌龊的勾当太多，如州吁弑兄桓公自立为卫君；宣公强娶太子伋未婚妻为妇；宣公与宣姜合谋杀太子伋；惠公与兄黔牟为争位而开战；懿公好鹤淫乐奢侈；昭伯与后母宣姜乱伦；等等。父子反目，兄弟争立，父淫子妻，子奸父妾，没有一件不是丑恶之极、无耻之尤。这些在位者确实禽兽不如，禽兽尚且恋群，而他们却是骨肉相残。此篇诗人咬牙切齿，是有感而发。
此篇三章重叠，以鼠起兴，反复类比，意思并列，但各有侧重，第一章“无仪”，指外表；第二章“无止（耻）”，指内心；第三章“无礼”，指行为。三章诗重章互足，合起来才是一个完整的意思，这是《诗经》重章的一种类型。此诗尽情怒斥，通篇感情强烈，语言尖刻；每章四句皆押韵，并且二、三句重复，末句又反诘进逼，既一气贯注，又回流激荡，增强了讽刺的力量与风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