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京即事》共有五首，本篇为其中的第三首，作者六十二岁时（1333）作。诗歌描写塞外牧区风光和牧民生活，独特的自然风光和边疆风情完美融合，别具艺术魅力。前两句写夕阳映照的草原牛羊遍地，野草生香，空气中布满乳酪的甜味。这是边疆风景中宁静和熙的一面；三四句写北风劲吹，沙尘似雪，帐下毡帘，这是边疆风景中野性暴烈的一面。因此，诗歌就在对北国草原风景、气候的变幻、民俗风情的勾勒中，描绘中迥异于中原的风情，传达出新鲜的、刺激的美感。
本诗背景广阔，具有典型的北国特色，可与南北朝民歌《敕勒歌》相媲美。
西天的太阳渐渐贴近地平线，草原的牛儿羊儿们，身披夕阳的金辉，拖着圆滚滚的大肚皮，散散落落，蹒蹒跚跚，从四面八方向帐篷归拢而来。忙碌了一天的牧人，将牛羊安顿好，坐在挂起毡帘的帐篷里，喝着浓浓的砖茶，吃着甜甜的奶酪，同时透过栅木欣赏着外面的风光，一阵阵清风带着野草的香气徐徐吹来，清爽得沁人心脾。多么恬静的草原暮色啊！但是，突然狂风席卷大地，打乱了草原的平静，家家户户慌手忙脚，将毡帘扯下，躲进帐篷里面去了，只剩下咆哮的狂风和漫天的大雪――那不是雪，那是飞腾翻滚的白沙。许多人见过鹅毛大的雪片，读过“燕山雪花大如席”（李白）的诗句。然而北方草原的大雪，有时并不是一片征的白絮，而是一团团的颗粒，简直就是密密的冰雹。“卷地朔风沙似雪”，只有萨都拉这样熟悉北国景物的诗人，才能描绘出这种草原上独有的奇观。
静安先生这阙词真正做到了他自己所说的“言近而指远，意决而辞婉”（《人间词·甲稿·序》 ，表现了词人最真切的内心世界。起句化用《离骚》：“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表达了词人身处诽谤之泥潭，处处受人诋毁。“自来积毁骨能销，何况真红一点臂来娇”可谓静安先生创造语，甚是新奇，这是傲然的自在之美，不可凑泊。古来狷介之士与绝世之女在人格精神上都是相同的，他们都在向世人宣示一种不可玷污的独立人性，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大存在。狷介执着的静安先生对此会有更深的感受。
陈寅恪先生在《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说：“古今中外志士仁人往往憔悴忧伤继之以死，其所伤之事，所死之故，不止局于一时间一地域而已，盖别有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存焉。而此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必非其同时间地域之众人所能共喻。然则先生之志事多为世人所不解，因而有是非之论者，又何足怪耶？”如果用尼采的话来说，静安先生所拥有的正是一种“超人精神”，不为世人所理解才是自然，让那些诋毁、诽谤来得更猛烈些吧，先生依然如故，做一个“且自簪花坐赏镜中人”。
开篇二句，一般均以为是释陶令名字之义，即虽想潜藏而不能逃于渊。然而这样解释与下文意思不连贯。南宋吴仁杰《陶靖节先生年谱》谓深眇则易潜居，如果潭渊明澈见底，就无法藏身，故陶令晚年改名为潜。山谷此处用《庄子·庚桑楚》中的典故：“故鸟兽不厌高，鱼鳖不厌深。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厌深眇而已矣。”下面二句说陶渊明本是一世豪杰，但为彭泽令仅八十多天就弃官归隐了。山谷称他为“一世豪”是言之有据的。他少年时代即“猛志逸四海，中年时常叹惜“有志不获骋”，老年时代犹“猛志故常在帮，可见平生抱有经世济民之大志。而他又晦迹不任了，山谷认为是由于“司马寒如灰，礼乐卯金刀。”意即司马氏的东晋王朝，此时已如冷却之灰烬，而刘裕则已擅政治，军事之大权。刘氏擅权，乱世无道，所以向令就决意沉冥了。山谷以蜀庄来比陶令，颂扬其能保持高风亮节。
山谷这样称颂陶令是以某些史书作根据的。沈约《宋书·陶潜传》云：“自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异代，自高祖王业渐隆，不复肯仕。”他的曾祖父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官至大司马。作为陶侃后裔，他依恋旧朝，不愿仕宋，亦在情理之中。但沈约此说早就有人表示怀疑。陶令在晋安帝义熙元年（405）自彭泽辞官归田时，刘裕刚以一个地位不高的武将，临时被推为八州都督，初掌朝政，下距晋、宋易代之时（420）还有十五年。不能说他辞官的原因就是“耻复屈身异代”，即使他当时对刘裕不满，也不可能预见刘裕将来篡晋的结局。山谷博闻强识，熟悉史乘，其取沈约说是蔽于儒家忠孝观念。山谷此说对后世颇有影响，自南宋起盛行以“忠愤”来解释陶令后期的作品，是与山谷此诗分不开的。
“岁晚以字行，更始号元亮”诗意是说陶令在晋时名潜字渊明，刘裕篡位后即以渊明为名，更号为元亮，自别于晋宋之间。吴仁杰《陶靖节先生年谱》早就指出，山谷此二句是承《南史·隐逸传》的“潜字渊明”之误。实际上陶令在晋时名渊明，字元亮，在宋时始更名潜，仍字元亮。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是颜延之的《陶征士诔》曾云：“有晋聘士陶渊明。”既以陶令为晋臣，则宜用其旧名渊明。颜延之与陶令是知交，所作哀悼亡友之《诔》，用名不应有误。山谷以“虑愤”目渊明，自然采取《南史》的说法。陶令在晋时已号元亮，而山谷却生出“更始号元亮"一说，这是为了借题发挥，便于把陶令塑造成理想人物。
他说陶令更号是欲以蜀汉丞相诸葛亮自比，要兴复汉室，汉、贼誓不两立。但晋宋易代，诸臣竞相趋附，陶令看到向于旧朝的人并不多，他的心情是凄苦的。虽说是凄苦，但他仍然“肮脏”，即刚强不屈。山谷惋惜当时无益州牧，即刘备，渊明遂不能成就诸葛亮的勋业。在中国文学史上，山谷此诗首次以诸葛亮比渊明，实属创见。清代诗人龚自珍亦云“渊明酷似卧龙豪”，可以说是从此诗得到启发。
渊明虽一心忠于本朝，但岁月流逝，壮志未酬，只有好诗流传下来。渊明的诗文，在南朝时并不受重视，到了唐代才普遍受到赞誉。其文名至宋而极，苏轼追和陶诗百余首，称为曹刘李杜所不及，山谷此诗，称其为“落笔九天上”。由于尊崇渊明的“忠愤”和诗文，故山谷云：“向来非无人，此友独可尚。”这就是说，古人中有许多可与之为友，其中以渊明为最。尚友说出自《孟子·万章下》的话，可以说是山谷写此诗的圭臬，意即上与古人为友，要读懂他的诗文，必须了解他的为人，了解他所处的时代。经过全面考察，山谷认为渊明最值得自己尊敬。本应酌杯祭奠，正遇上自己戒酒，此礼也就免了。结句是说自己仿《楚辞·招魂》，写此诗是为了召唤渊明的灵魂。
宋人魏泰曾云：“黄庭坚喜作诗得名，好用南朝人语，专求古人未使之事，又一二奇字，缀葺而成诗，自以为工，其实所见之僻也。故旬虽新奇，面气乏浑厚。”（《临汉隐居诗话》）他与山谷是同时代人，上述的一段话虽贬黄诗，但用来评论山谷此首怀陶令诗的得失，却大体恰当。
本诗大致写在李白寓居湖北安陆时期（727-736），此时他常往来于襄汉一带，与比他长十二岁的孟浩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诗的风格自然飘逸，描绘了孟浩然风流儒雅的形象，同时也抒发了李白与他思想感情上的共鸣。
李白的律诗，不屑为格律所拘束，而是追求古体的自然流走之势，直抒胸臆，透出一股飘逸之气。前人称“太白于律，犹为古诗之遗，情深而词显，又出乎自然，要其旨趣所归，开郁宣滞，特于风骚为近焉。”（《李诗纬》）《赠孟浩然》这首诗就有这样的特色。
“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首联是说，我敬重孟先生，他为人高尚风流倜傥闻名天下。首联即点题，开门见山，抒发了对孟浩然的钦敬爱慕之情。一个“爱”字是贯穿全诗的抒情主线。“风流”指孟夫子潇洒的风度人品和超然的文学才华。这一联提纲挈领，总摄全诗。到底如何风流，就要看中间两联的笔墨了。
“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颔联是说，少年时鄙视功名不爱官冕车马，高龄白首又归隐山林摒弃尘杂。
“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颈联是说，明月夜常常因酒醉得非凡高雅，他不事君王迷恋花草胸怀豁达。诗中用典，融化自然。“中圣”用曹魏时徐邈的故事，他喜欢喝酒，将清酒叫作圣人，浊酒叫作贤人，“中圣”就是喝醉酒的意思，与“事君”构成巧妙的对偶。
中二联好似一幅高人隐逸图，勾勒出一个高卧林泉、风流自赏的诗人形象。“红颜”对“白首”，概括了从少壮到晚岁的生涯。一边是达官贵人的车马冠服，一边是高人隐士的松风白云，浩然宁弃仕途而去隐遁。通过这一弃一取的对比，突出了他的高风亮节。如果说颔联是从总的方面写他的生平，那么颈联则只是从横的方面写他的隐居生活。在皓月当空的清宵，他把酒临风，往往至于沉醉。有时则于繁花丛中，流连忘返。颔联采取由反而正的写法，即由弃而取；颈联则自正及反，由隐居写到不事君：纵横正反，笔姿灵活。这二联是在形象描写中蕴含敬爱之情。
“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尾联是说，高山似的品格怎么能够仰望着他？只在此拜揖他芬芳的道德光华！尾联又回到直接抒情，感情进一步升华。孟浩然不慕荣利，自甘淡泊的品格已经写得如此充分，在此基础上将抒情加深加浓，推向高潮，就十分自然，如水到渠成。仰望高山的形象使敬慕之情具体化了，但这座山太巍峨了，因而有“安可仰”之叹，只能在此向他纯洁芳馨的品格拜揖。这样写比一般的写仰望又翻进一层，是更高意义上的崇拜，诗就在这样的赞语中结束。
这首诗在语言上有自然古朴的特色。首联看似平常，它以一种舒展的唱叹语来表达诗人的敬慕之情，自有一种格调高古，飘逸之致的风神，尾联也具有同样的风调。颔联由“红颜”写到“白首，像流水淌泻，”其中运用“互体”，耐人寻味：“弃轩冕”、“卧松云”是一个事情的两个方面。这样写，在自然流走之中又增加了摇曳错落之美。
整个诗的结构采用抒情——描写——抒情的方式。开头提出“吾爱”之意，自然过渡到描写，揭示出“可爱”之处，最后归结到“敬爱”。以感情的自然流淌结撰成篇，所以像行云流水般舒卷自如，表现出诗人率真自然的感情。
这篇百字短文记述了齐桓公在会晤诸侯时接受周襄王赏赐祭肉的一个场面。粗读似乎平淡无奇，细品则觉别有滋味。
依据周朝的规矩，“胙”是不应赐给异姓诸侯的，并且诸侯受赐必须“下拜”。周襄王却破例赐给齐侯“胙”并传令免去“下拜”之礼。这是为什么?齐桓公虽已年迈功高，且当着众诸侯的面，坚持要“下拜”受赐，绝不违礼法，又是为什么?文章围绕“下拜”二字，一波三折，既反映了周王室的衰微，也反映了当时还普遍存在尊周意识。
周襄王对齐侯的特殊礼遇，不无讨好巴结之嫌，企盼霸主尊周，以维持周王室的生存与面子。他未必不觉屈辱、难堪，心中酸苦唯有自知。齐桓公为春秋五霸之首，这时已任诸侯盟主数十年，功高年迈，傲视群雄，称霸中原。周天子在他心目中未必有多大分量。但他在接受周天子赏赐时却表现出受宠若惊、诚惶诚恐的情态，非但谦恭有礼，甚至近于肉麻。与其说他的言行带有矫揉的成分，毋宁说他的表演相当成功。霸主尊周，固然是给周王室面子，而他表演的真正目的，则是给在场与不在场的诸侯看，借周天子的名号，使自己的霸权合法化。挟天子以令诸侯，他是后世曹孟德一类奸雄的祖师爷。
《左传》刻画人物，往往着墨不多，很少客观地描绘，而是通过人物的语言和行动表现人物性格。本文写齐桓公只有一段话、一套程式化动作，却把一个雄才大略、老谋深算的形象刻画得形神毕肖。
附带说一句，《左传》作者评价历史人物的准则与当时儒家“尊王”的宗旨是一致的。所以文章在平稳朴实中仍可见到作者对齐桓公的赞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