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吟咏屈原的诗词，也有相当多的是一些迁客骚人，宦游经过秭归等地时，于羁旅之中吊念屈原，含有对自己身世遭际的感叹。诗人同情屈原的可悲命运，把个人遭受排斥打击的忿恨和不满压抑在心中。柳宗元还写过“投迹山水地，放情咏《离骚》。”引屈原为知己，抒被贬谪抑郁忧愤之情。

　　“南来不作楚臣悲”，南来，点明自己的处境；写诗人回顾贬湘时，已下定决心，不作悲怆的楚臣。即不愿像屈原那样因愤世而怀沙自沉。“不作楚臣悲”，表明自己的心境，自己不会像届原那样，因忧国忧民而自沉于水。为何不悲？

　　“重入修门自有期”，表明诗人憧憬未来，有信心励精图治，再干一番事业。诗人以一达观的心态，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开头二句写事、抒情，皆未言及风，三句则引入风的描写。

　　“为报春风汨罗道”，述说在春暖花开的时节，又来到汨罗，这条路不是沉沦之路，而是充满希望之路。诗人为了答谢在汨罗江旅途道上春风吹拂，“莫将波浪枉明时”，再次指出不能像汨水的波涛淹没到大湖中，而是下决心不辜负元和中兴的美好时光。波浪，人生波折，社会动荡。“莫”、“波浪”、“枉”、“明时”暗寓出诗人不因为遭受到挫折而耽搁了自己在政治清明之时施展才干的情愫。

　　观此诗作，以七绝近体而存古韵，以平实质朴而寄深情，中唐以后少有人能及。东坡尝评子厚之诗：发纤秾于古简，寄至味于淡泊。此诗没有刻意渲染，只是平实的语句，却能感人至深；没有刻意表白，只是普通的叙述，却是发自肺腑。诗中写江中遇风，并未具体写风的表现，而是以人生的经历、体验作为主要表现内容，将“春风”作一点缀，以此与作者那乐观的心境相互映衬。

　　这篇仅有76字的短文，浑然一体。全文未分段落，但可以分三个层次来赏析。

　　第一层，开头一句，“晋献文子成室，晋大夫发焉。”既点明了事情的原委，也交代了时间、地点、人物。一个“发”字，既表现了当时新居落成人们送礼庆贺的习俗，同时也表现了达官贵人们前来祝贺的热闹场面。读者不禁要问：为什么“晋大夫”都纷纷前来送礼庆贺?不知你是否看过京剧《赵氏孤儿》，新居的主人就是那个孤儿。献文子即赵武，他是晋国名臣赵衰、赵盾之后，晋卿赵朔的遗腹子。他出生前，赵氏被祸灭族，15年后才得以昭雪。赵武成年，受封大夫，建造新宅，大约就在这个时候。这恐怕是晋大夫纷纷前来祝贺的主要原因。

　　第二层，即一颂一祷。可以想象，称颂的贺辞肯定不少，本文却抛开众人的颂辞，独举张老的颂辞。因为张老的颂辞独具匠心，别出心裁。“美轮美奂”虽已成了成语，但仍不出颂辞陈套，而“歌于斯，哭于斯，聚国族于斯”的颂辞，却超出吉祥的套话而惊世骇俗。贺辞没有赞颂的味道，反而在主人喜庆的日子，说些死丧哭泣的话，一反常调，令人不解。宾客或疑惑不解，或惊愕发呆，或心中暗骂张老糊涂；新居主人则思维敏捷，领会颂辞的深远含意与张老的语重心长，马上以出人意料的祷词回应张老的祝贺。主人表示：张老的祝辞是以屋的功用永恒祝我寿终正寝，保我家族永昌永贵。赵武用“全要领”来表明痛定思痛，祈祷不再发生刑戮之祸。祝辞与答辞都是紧密结合着赵氏的血泪痛史的，的确是“善颂善祷”。

　　所以，第三层，最后一句话，用“君子”的评语结束全文。

　　赵氏是嬴姓的一个分支，从晋文侯（前780—前746）时起成为晋国的一个大族，以其历代事晋侯有功勋，到赵衰、赵盾父子时，已成为专国政的重臣。据《史记·赵世家》说，赵盾之子赵朔在晋景公三年娶成公（景公父）姊为夫人。就在这一年，晋国司寇屠岸贾勾结诸将军构罪族灭赵氏，赵朔的夫人怀着身孕躲进公宫中，后来生下赵武，就是本篇所记的文子，也就是有名的“赵氏孤儿”。15年后，赵武得到韩阙的帮助，攻屠岸贾，灭族报仇，后来成为晋国的正卿。本篇所记赵武筑新室成，当是复位后不久的事。他年纪还不大，所以张老在赞颂的同时，还有规劝之意。

　　以上四首诗，分为两组，写作于南齐永明（483—493）年间。“永明”是齐武帝萧赜的年号。传说萧赜未登基前，曾游历樊城、邓县（今湖北省襄樊市一带），熟悉了《估客乐》这一支歌曲。（估客，同“贾客”，行商之人）他当上皇帝后，因追忆往事，写过以“昔经樊邓役，阻潮梅根渚”为内容的两首《估客乐》诗，并让乐府官吏奏入管弦以教习乐工。但他的歌辞写得不好，无法同原来的曲调谐合，于是他召来僧侣宝月，命宝月重新写作了两首《估客乐》辞。宝月的作品，很快就同歌曲谐合了。乐府歌人还在歌中加上了表达感忆意思的和送声，使歌曲大行于世。后来，宝月又续作了后两首诗，让乐工在齐武帝萧赜驾龙舟游观五城时歌唱。这几首歌而且被编入舞蹈，在南齐时由十六人表演，在萧梁时由八人表演。直到唐代武则天时，宫廷乐工还能歌唱《估客乐》辞。《古今乐录》、《通典》、《旧唐书》、《通志》、《文献通考》都记载了关于《估客乐》的上述故事，可见它是一篇脍炙人口的乐府歌辞。

　　这四首诗的主要特色，是用第一人称的口吻，细致地描写了一位楚地女子思念恋人的形象和感情。诗中第一首用送别时拔钗相赠的细节，表现了这位女子的依依难舍之情。第二首是这女子对恋人的嘱咐。虽然她说“无信心相忆”，但她的意思却重在“有信侬寄书”。她的嘱咐译成白话文是：“若是有信人来，请多多托寄书信；若是没有信人来，常想着我不要忘记。”这样就不仅把女子的深情和体贴表达出来了，而且还为后面“借问艑上郎”的情节埋下了伏笔。第三首描绘的是这位女子焦急等待的情态：她每逢扬州来船，就要去寻觅自己的恋人，探问恋人的音信。这是一个很典型的表现相思的情节。第四首是这位相思女子的自忖。她想到：当客船初发扬州的时候，桅杆如林，估客们怎么会有机会相互问讯呢？她的深切怀念，遂由于这种自慰而显得细腻、隽永。这四首诗虽然分为两组，写作于不同时候，但其间有很明显的相互联系：每组前一首都描写主人公的动态形象，刻划一个外部行为的细节；每组后一首都描写主人公的静态形象，刻划一个内心活动的细节。从送别到思念，两组作品又相互呼应。所以可以把它们看成是一件和谐统一的、美丽动人的艺术珍品。

　　这四首诗的另外一个特点，是它们采用了很本色的语言，既质朴自然，又富有个性。这一特点正好是同上一特点相互配合的。诗中“郎作十里行，侬作九里送”一句很可能采自当时的俗谚，它用“十里”“九里”之比，很精炼地概括出“恨不能陪伴始终”这样一层意思。诗句中的“侬”是当时的南方方言，是自称之词。在第一首诗中，两个“侬”字联用，一下就把诗篇的代言特色（即第一人称特色）显示出来了；而且，用“侬”而不用“妾”，便表现了作品的朴野自然之美。“瓶落井”是古代的民间成语，意思相当于石沉大海，经常用于描写恋人之间的关系。敦煌曲子辞（伯3123写本）中有“一只银瓶子，两手拴，携送远行人”的诗句，便是用银瓶来象征始终不渝的恋爱关系的。这里则反用，意味深长地表达了对恋人的忠贞和期待。此外，“艑”是吴楚人对大船的称呼，《荆州土地记》曾说过“湘州七郡，大艑所出，皆受万斛”的话。“珂峨头”指船头的装饰如高耸的玉马笼，古人称马笼头上的玉饰为“珂”，称高耸的状态为“峨”。“欢”是当时的吴语，意即情郎，例如《子夜歌》说：“欢愁侬亦惨”。“五两”则是楚语，指船上侯风的竹竿。例如《文选·江赋》李善注引许慎语说：“綄，侯风也，楚人谓之五两也。”王周《船具诗序》说：“有樯，有五两，有帆，所以使风也。”故敦煌曲子辞《浣溪沙》中也有“五两竿头风欲平”的诗句。——这些现在看来很生僻的辞语，在当时其实是楚人的俗谚口语，是很平常的。这些语言既生动明快，又密切吻合歌辞主人公的身份，在塑造形象、刻划人物方面，取得了极好的艺术效果。

　　根据以上两个特点，可以把宝月的《估客乐》评为富有艺术个性、达到自然传神这种高超境界的好诗。值得特别指出的是，作者还通过作品的个性反映出了时代的个性。在南北朝时代，由于北方连年战乱，而南方则保持了相对安定的局面，故水陆交通和商业贸易在南方显得比较发达。扬州（今南京市）和襄阳（今属湖北）就是两个水运重镇和商业重镇。《估客乐》正是在这一背景上展开送别情郎去经商的故事题材的。这时的音乐文学显现了两个重要特点：其一是楚地成为同吴地并列的一大音乐中心；其二是城邑音乐异军突起，代表了对民歌民谣的集中。清商曲中的西曲歌，以及西曲歌中的《襄阳乐》、《石城乐》、《江陵乐》、《寻阳乐》（襄阳、石城、江陵、寻阳都是当时的重要城市），很明确地反映了这两个特点。故西曲中的《估客乐》也可以看作这时的新的音乐潮流的代表。另外，随着南方经济的发达，在豪门大族中产生了一批以“妾”、“婢”为名义的歌妓。她们的表演，使得当时的清商曲辞富于女性特色。《估客乐》也就是这样一种极尽温柔妩媚之致的作品。其实，齐武帝的诗作不能配合管弦而宝月的诗作能够与管弦“谐合”的原因就在于宝月的《估客乐》在题材、文学风格、音乐特征上都密切吻合了表演需要和时代气氛。后来，陈后主、北周庾信、唐代李白、元稹、张籍、刘禹锡、刘驾等人都作过以《估客乐》或《贾客词》为题的诗歌，但没有哪一篇能比得上宝月的作品，这也是因为：宝月的《估客乐》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时代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