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踏青,是北宋时期一个非常热闹的民俗。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载:“京师以冬至后一百五日为大寒食,寒食第三日即清明节矣。四野如市,往往就芳树之下,或园囿之间,罗列杯盘,互相劝愁,都城之歌儿舞女,遍满园亭,抵暮而归。”宋代著名画家张择端也猎取这一盛况,创作出不朽的巨幅画卷《清明上河图》。柳永通过对这一民俗的描绘,集中地反映了当时社会普遍存在的享乐意识。
词的上片写太平盛世繁华都市中的春游。词一开篇即写景,“繁红嫩翠。艳阳景,妆点神州明媚”。这时候写的是自然景观,并且指明了这些景物是在“神州”,也就是汴京。接下来,“是处楼台”三句写都市人文景观,以“是以”二字开始,写出了都市繁华的广泛程度;后又以“腾沸”二字结束,写出了都市繁华的热闹程度。接下来是游春盛况的叙写。“游人”之“恣”,“驰骤”之“无限”,从行动上写出了游春人的心情舒朗,无拘无束;“娇马车如水”的比喻,借用了李煜的“车如流水马如龙”(《望江南·多少恨》),概写游春盛况,“寻芳选胜”则具体写游人的行踪,冠以“竞”字写出了游春人争先恐后的恣游心态。“归来向晚”对照开头“艳阳景”,表明游春活动从清晨的艳阳初升延续到黄昏日暮。结句“起通衢近远,香尘细细”,可以说是游春活动的尾声了,以一“起”字领起,不仅极具画面感,且情韵无尽。
这首词的上片在一定程度上记述了北宋前期太平盛世都市繁荣,有一定的认识意义。而且“繁红”、“嫩绿”、“艳阳”、“朱门”、“新声”、“通衢”、“香尘”等一连串带有修饰性的词的运用,以及“明媚”、“腾沸”、“如水”、“近远”、“细细”等一连串工笔描写,都极为生动地显示了汴京春日的繁盛。无论是内容还是表现,上片都可以说是整首词的精华所在。
词的上片已写尽汴京太平景象,下片则进一步写歌舞之乐。“太平世”,直言自己生活的时代是一个太平盛世。“少年时”二句说自己还处于少年时期,不忍心把美好的时光轻易抛弃。“况有红妆”二句说自己有美女相伴,连用“红妆”、“楚腰”、“越艳”三个词来形容相伴歌女的美貌,之后,词人又引用了一个典故,出自王仁裕《开宝天元遗事》,书中说宫廷乐工许合子“善歌,最受明皇宠爱。每对御奏歌,则丝竹之声莫能遏。帝尝谓左右曰:‘此女歌直千金。’”词人还用了“何啻”二字,说她们“一笑”何值“千金”,不仅突出了相伴美女的美貌,也从侧面反映了词人当时的奢侈生活。接下来,“向尊前”二句写歌舞之盛,此处多用典故。先写舞,“舞袖飘雪”,典故出自曹植《洛神赋》:“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飘兮若流风之回雪”;后写歌,“歌响行云止”,引用《列子·汤问》秦青歌声“响遏行云”的典故。有美女相伴,又有歌舞欣赏,故而词人说“愿长绳、且把飞乌系。任好从容痛饮,谁能惜醉”。希望用绳子把太阳系住,以便“从容痛饮”。这种挽留时光的方式独特、浪漫,表现了词人对少年韶光易逝的惶恐和无奈。
词中以自然的春光和人生的青春交相阐发,由珍惜春天而有珍惜青春的感慨。在词人看来,明媚的春天给人们带来感官上的欢乐,也同样提醒人们去尽情享受青春,不妨千金买笑、从容痛饮。“少年时”二句,体现出词人对人生短暂、青春更短的忧惧之心,所谓及时行乐不过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抵御而已。
这首诗通过描写竹楼的安适和楼主的行动来达一种抛却红尘仕宦、钟情独自隐居的情怀和闲适自得的生活态度。首句概括竹楼的主人的闲散,次句通过取竹建楼的行动具体描写楼主的“闲”,第三句通过反衬手法写出竹楼的舒适凉爽,末句写主人在竹楼中的闲适生活。全诗意蕴丰美,耐人寻味。
“傲吏身闲笑五侯”中所谓“傲吏”,大约指的是那位“王舍人”,他既然身己为“吏”,却丝毫没有俗务缠身,更着不起那些气焰熏天、炙手可热的“五侯”,其生活情趣之高,也就不言自明了。战国时期的庄子,曾在蒙(今河南商丘)做过漆园小吏,楚威王欲拜他为相,被他拒绝了。后世遂称他为傲吏,如晋郭璞《游仙》诗说:“漆园有傲吏。”这里将王舍人比喻成庄子。
接下来,作者紧扣诗题,写王舍人的“竹楼”。这里作者着重强调了两点:其一,“西江取竹”。西江历来为产竹之地,而竹却又被视为“岁寒三友”之一,既“直”又有“节”,所以作者表面上是写竹,实际上却是在写这位“傲吏”的品格。其二,“起高楼”。本来,以竹为楼,不可能搭得很高,但作者特意拈出“高”字,一下仅能进一步暗示这位“傲吏”非同一般,同时也为下文的“南风”徐来打好了基础。
诗的后两句表面上是在写竹楼内的生活,实际上仍在写这位“傲吏”蔑视功名、闲适自得的人生态度。“南风不用蒲葵扇”,一是说 “傲吏”在竹楼上享受着徐徐吹来的南风,其悠然自得、无争无竞的心情显而易见;另外,它还隐隐借用了“南凤之熏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之句,巧妙地说明只要沐浴王风,宣扬教化,自然可以使所治之民安居乐业,无需多费精神,碌碌多劳。
而“纱帽闲眠对水鸥”句,则更进一步写出这位“傲吏”的心态:他头戴“纱帽”,悠然地对着水鸥入睡。此处的纱帽,是指平民和官吏均可戴的凉帽,与后世的“乌纱帽”即官帽不同。纱帽作为官帽,那是明代以后的事情。唐宋人诗里,纱帽则多指夏季戴的轻便帽子,官民皆可戴。如白居易《夏日作》诗:“葛衣疏且单,纱帽轻复宽,一衣与一帽,可以过炎天。”“水鸥”在这里可能暗用了典故,据《列子》记载,从前有人在水边每日与鸥鸟为戏,鸥鸟飞临其身而不惊怕。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诗:“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也用这个典故。当然,此处说他没有用典也是可以的,水鸥在水边自由自在,悠然起飞,与王舍人与世无争的心境正相契合。用典而使人不觉其用典,正是诗家推崇的一种入化的境界。诗人对王舍人的生活情趣及他的竹楼产生了如此浓厚的兴趣,也就等于表白了自己的心迹:他不仅是这位“傲吏”的知音,而且无时无刻不在向往这种生活。
这首诗运用了一些典故,对丰富诗歌的内涵、深化诗歌的主题,具有明显的作用。全诗意蕴丰美,耐人寻味。
与同人相比,吴文英的词被认为是“晦涩难懂”。其原因有二:其一于叙写方面往往将时间与空间交错杂揉,其二于修辞方面往往但凭一己直觉加之喜欢用生僻典故,遂使一般读者骤读之下不能体会其意旨之所在。但若仔细加以研读,寻得入门之途径,便可发现吴词在“雕缋满眼”、“晦涩”“堆砌”的外表下,确有一片“灵气行乎其间”,而且“立意”之“高”,“取径”之“远”,也是确有一份“奇思壮采”。
冯深居,名去非,南宋理宗宝祐年间曾为宗学谕,因为与当时的权臣丁大全交恶被免官。与吴文英交往颇深。因此,这首词中颇有言外之深意存焉,这由冯氏之为人及其与吴文英之交谊可以推知禹陵则为夏禹之陵,在浙江绍兴县东南之会稽山。在吴文英家乡附近。所以吴氏对禹陵之古迹名胜怀有一种感情也是可以想见的。何况夏禹王是一位忧民治水、功绩卓著的先王。而南宋的理宗时期则任用权佞,国事维艰,感今怀古,吴文英在与冯深居同登禹陵之际,自当有无限沧桑感喟。所以一开端便以“三千年事残鸦外”七个字,把读者引进苍茫古远的意界。所谓“三千年”者,盖自夏禹之世至南宋理宗之世。固已实有三千数百年之久。又“三”字与“千”之字之数目,在直感上亦足以予读者一种久远无极之感。而“三千年”之下又加一个“事”字,则千古兴亡故事,乃大有纷至沓来之势矣。而又继之“残鸦外”三个字,就“残鸦”而言,当登临时之所见。昔杜牧《登乐游原》诗有句云“长空澹澹孤鸟没,万古销沉向此中”,此正为“残鸦”二字赋予人的感受。至于“外”字,则欧阳修《踏莎行》词有句云“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就梦窗此词而言,则是残鸦踪影之隐没固已在长空澹澹之尽头,而三千年往事销沉则更在残鸦孤影外,于是时间与空间,往昔与当前乃于此七字之中结成一片,苍凉寥漠之感,顿向读者侵逼包笼而来。
禹王不复生,前功不可寻,犹如残鸦影没,天地苍茫,然则何地可为托身之所乎。故继云“无言倦凭秋树”也。语有之云“予欲无言”;又曰“夫复何言”。其所以“无言”者,正自有无穷不忍明言、不可尽言之痛也。然则此时之登临,于追怀感慨之余,唯“倦凭秋树”而已。此处著一“倦”字,自可由登临之劳倦而来,然而此句紧承首句“三千年事”之下,则其所负荷者,亦有千古人类于此忧患劳生中所感受之疲弊也。而其所凭倚者,则惟有此一萧瑟凋零之秋树而已。人生至此,更复何言?故曰“无言”也。其下继云“逝水移川,高陵变谷,那识当时神禹”,乃与首一句之“三千年事”相应,故知其“倦凭秋树”之时,必正兼有此三千年之沧桑感在也。禹王宏愿伟力,然而其当年孜孜是矻矻所疏凿,欲以垂悠悠万世之功者,其往迹乃竟谷变川移、一毫而不可识矣,故曰“那识当时神禹”。三千年事,无限沧桑,而河清难俟,世变如斯,则梦窗之所慨者,又何止逝水、高陵而已哉。
以下陡接“幽云怪雨,翠蓱湿空梁,夜深飞去”三句,此三句是据传说用典。夫“梁”者,固当禹庙之梁。据《大明一统志·绍兴府志》载云:“禹庙在会稽山禹陵侧。”又云:“梅梁,在禹庙。梁时修庙,忽风雨飘一梁至,乃梅梁也。”又引《四明图经》:“鄞县大梅山顶有梅才,伐为会稽禹庙之梁。张僧繇画龙于其上,夜或风雨,飞入镜湖与龙斗。后人见梁上水淋漓,始骇异之,以铁索锁于柱。然今所存乃他木,犹绊以铁索,存故事耳。”“蓱”字原与“萍”字相通,然而“萍”乃水中植物,梁上何得有“萍?《一统志》及《四明图经》载,传说禹庙之梁有水中之萍藻,此萍藻为飞入镜湖之梁上之神龙所沾带之镜湖之萍藻。是此数句,乃正写禹庙梁上神龙于风雨中“飞入镜湖与龙斗”,“比复归,水草被其上”之一段神话传闻也。而梦窗之用字造句,则极尽光怪陆离之能事。盖“翠蓱湿空梁”一句,原当为神梁化龙飞返以后之现象,而次句“夜深飞去”发生于神梁化龙之前;而梦窗却将时间因果倒置,又用一不常见之“蓱”字以代习用之“萍”字。夫“蓱”与“萍”二字虽通用,然而一则用险僻字更增幽怪之感,二则“蓱”字又可使人联想《楚辞·天问》“蓱号起雨”一句,于是又有“幽云怪雨”一时惊起之意。总之,前几句给人一种渺茫怀古之思与恍惚幽怪之感,使读者对此充满神话色彩之古庙生出无穷之想像。
后二句,则又由眼前景物寄慨。曰“雁起青天”,形象色彩极其鲜明,此景必为白昼而非黑夜所见,然后知前三句“夜深”云云者,全为作者凭空想象也。而此句“雁起青天”四字,乃又就眼前景物以兴发无限今古苍茫之慨,故继之云“数行书似旧藏处”也。据《大明一统志·绍兴府志》载:“石匮山,在府城东南一十五里,山形如匮。相传禹治水毕,藏书于此。”然而远古荒忽,传闻悠邈,惟于青天雁起之处,想像其藏书之地耳。而雁阵之飞,其排列有如书上之文字,在梦窗《高阳台·丰乐楼》一词中,即有“山色谁题,楼前有雁斜书”一句可以为证。是则三千年前藏书之说固已渺不可寻;眼前所见者,惟青天外之斜飞雁阵之说而已。世异时移沧海桑田,正与开端“三千年事残鸦外”及“那识当时神禹”诸句遥遥相应,而予读者以无穷怅惘追思之感慨。以上前半阕全以“登禹陵”之所见所想为主。
后半阕“寂寥西窗久坐,故人悭会遇,同翦灯语”,始写入冯深居,呼应题面“与冯深居”四字。此三句词,乃化用李义山《夜雨寄北》“何当共翦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之诗句,自无可疑。梦窗乃于开端即著以“寂寥”二字,又接以“久坐”二字,其所以久坐不寐之故,正缘于此一片寂寥之感耳。昔杜甫《羌村》诗有句云:“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梦窗于“寂寥西窗久坐”之下,乃接云“故人悭会遇,同翦灯语”;此三句,一气贯下,全写寂寥人世今昔离别之悲。
以下陡接“积藓残碑,零圭断璧,重拂人间尘土”三句,初观之,此三句似以前三句全然不相衔接,然而此种常人以为晦涩不通之处,正是梦窗词之特色所在。盖梦窗词往往以直感为其连贯之脉络,极难以理性分析说明。兹就其所用之故实而言,所谓“积藓残碑”者,杨铁夫《笺释》以为“碑指窆石言”,引《金石萃编》云:“禹葬会稽,取石为窆石,石本无字,高五尺,形如秤锤,盖禹葬时下棺之丰碑。”据《大明一统志。绍兴府志》载:“窆石,在禹陵。旧经云:禹葬会稽山,取此石为窆,上有古隶,不可读,今以亭覆之。”由此知杨氏《笺释》以碑指窆石之说确实可信。昔李白《襄阳歌》云:“君不见晋朝羊公一片古碑羊公一征古碑材,龟头剥落生莓苔”。自晋之羊祜迄唐之李白,不过四百余年,而太白所见羊公碑下之石龟,已剥落而生莓苔矣。然则自夏禹以至梦窗,其为时已有三千余年,则其窆石之早已莓苔遍布,断裂斑剥,固属理所当然者矣。著一“积”字,足见苔藓之厚,令人叹历年之久;著一“残”字,又足见其圮毁之甚,令人兴睹物之悲。而其发人悲慨者,尚不仅此也,因又继之以“零圭断璧”云云。夫圭璧者,原为古代侯王朝会祭祀所用,而著一“零”字,著一“断”字,零落断裂,无限荒凉,禹王之功绩无寻,英灵何在?只有古物残存,供人凭吊而已。故继之云:“重拂人间尘土。”于是前所举人之积藓残碑,与夫零断圭璧,乃尽在梦窗亲手摩挲凭吊中矣。“拂”字上更著一“重”字,有无限低徊往复多情凭吊之意,其满腹怀思,一腔深慨,已在言外。
后半阙开端先写夜间故人灯下之晤对;然后陡接“积藓残碑”三句,又回至日间之登临。全不作层次分明之叙述与交代。盖残碑断璧之实物,虽在白昼登临之陵庙之上,而残碑断璧之哀感,则正在深宵共语者之深心之内也。夫以“悭”于“会遇”之故人,于“翦灯”夜“语”之际,念及年华之不返、往事之难寻,其心中固早有此一份类似断璧残碑之哀感在也。故其下乃接云:“重拂人间尘土。”“尘土”不但指物质上之尘土,同时兼指人世间之种种尘劳污染而言。然而在记忆之中,这世间尘土不过如尘封之断璧残碑而已。“于是世间之事融会于三千年历史之中;而历史,亦融会于一己人事之中。此种时空交揉之写法,正为梦窗特长之所在也。
其后“霜红罢舞,漫山色青青,雾朝烟暮”三句,又以浪漫笔调,另辟新境。自情感之中跳出,别从景物着笔,而以“霜红”句,隐隐与开端次句之“秋树”相呼应。彼经霜之叶,其生命固已无多,竟仍能饰以红色、弄以舞姿;惟此红而舞者,亦何能更为久长,瞬临罢舞,是终将亦归于空灭无有而已。故曰“霜红罢舞”。此一无常变灭之悲,而梦窗竟写得如此哀艳凄迷。又继之云“山色青青,雾朝烟暮”,则其不变者也。又于其上著一“漫”字。“漫”字有任随、任由之口气,其意若谓霜红罢舞之后,任随山色青青于雾朝烟暮之中。逝者长已矣,而人世久长,其间有无穷沧桑之感。梦窗运笔之妙、托意之远,于此可见。
结二句“岸锁春船,画旗喧赛鼓”,初观之,不免有突兀之感。盖前此所言,如“秋树”,如“霜红”,明明皆为秋日景色;而此句竟然于承接时突然著一“春”字以为笼罩之笔。盖开端之“倦凭秋树”,乃当日之实景;至于“霜红罢舞”,则已不仅当日之所见,而是包容秋季之全部变化于其中;至于“山色青青”,则更透出暮往朝来、时移节替之意。秋去冬来,冬残春至,年年春日之际,于此山前都可见岸锁舟船,处处有画旗招展,时时闻赛鼓喧哗。然则此为何事也?《大清一统志·绍兴府志·大禹庙》载:“宋元以来,皆祀禹于比。”此词之“画旗”、“赛鼓”,必当指祀禹之祭神赛会也。“画旗”,当指舟仪仗之盛:“喧”字,当指“赛鼓”之喧闹。然而梦窗乃将原属于“鼓”字之动词“喧”字置于“画旗”二字之下,连接“鼓”与“画旗”则为画旗招展于喧哗之赛鼓声中,弥增其盛美之情状;旗之色与鼓与声遂为浑然一体。
此词通首以秋日为主,其情调全属于寥落凄凉之感,于结尾之处突显春日赛会之喧闹,为全篇寥落凄凉之反衬,余波荡漾,用笔悠闲,果真可以因春日之美盛忘怀秋日之凄凉者;然而细味词意,则前所云“雾朝烟暮”句,已有无限节序推移之意,转瞬即逝的春日喧闹与永恒的凄寂形成鲜明对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