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谣之所以有效，乃在于谣言总是披着一层美丽的外衣。恰如英国思想家培根所说：“诗人们把谣言描写成了一个怪物。他们形容它的时候，其措辞一部分是美秀而文雅，一部分是严肃而深沉的。他们说，你看它有多少羽毛；羽毛下有多少只眼睛；它有多少条舌头，多少种声音；它能竖起多少只耳朵来！”古人称造谣诬陷别人为“罗织罪名”，何谓“罗织”，此诗一开始说：“萋兮斐兮，成是贝锦”，就是“罗织”二字最形象的说明。花言巧语，织成的这张贝纹的罗锦，是非常容易迷惑人的，特别是对不长脑壳的国君。
造谣之可怕，还在于它是背后的动作，是暗箭伤人。当事人无法及时知道，当然也无法一一辩驳。待其知道，为时已晚。诗中二、三、四章，对造谣者的摇唇鼓舌，嘁嘁喳喳，上窜下跳，左右舆论的丑恶嘴脸，作了极形象的勾勒，说他们“哆兮侈兮，成是南箕”、“缉缉翩翩，谋欲谮人”、“捷捷幡幡，谋欲谮言”。作者对之极表愤慨：“亦谮人者，谁适与谋？”正告他们道：“慎尔言也，谓尔不信！”“岂不尔受？既其女迁！”
造谣之可恨，在于以口舌杀人，杀了人还不犯死罪。作为受害者的诗人，为此对那些谮人发出强烈的诅咒，祈求上苍对他们进行正义的惩罚。诗人不仅投以憎恨，而且投以极大的厌恶：“取亦谮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正是所谓“愤怒出诗人”。有人将它与俄国诗人莱蒙托夫《逃亡者》一诗中鄙夷叛徒的诗句“野兽不啃他的骨头，雨水也不洗他的创伤”比较，认为它们都是写天怒人怨，物我同憎的绝妙好辞，都是对那些罪大恶极，不可救药者的无情鞭挞，都是快心露骨之语。
在诗的结尾处，郑而重之地留下了作诗人的名字，从而使这首诗成为《诗经》中少数有主名的作品之一。这个作法表明，此诗原有极为痛切的本事，是有感而发之作。它应该有一个较详的序文，自叙作者遭遇，然后缀以此诗，自抒激愤之情，可以题为“巷伯诗并序”或“巷伯序并诗”的。也许是后来的选诗者删去或丢失了这序文，仅剩下了抒情的即诗的部分。
此诗作者孟子，很可能是一位与西汉大史学家司马迁异代同悲的正直人士。东汉班固就曾在《司马迁传赞》里称惨遭宫刑的司马迁是“《小雅·巷伯》之伦”。这个孟子或许也感受过与司马迁同样的心情：“祸莫惨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诟莫大于官刑。刑馀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也，所从来远矣。”（司马迁《报任少卿书》）无怪乎他是如此痛心疾首，无怪乎诗中对诬陷者是如此切齿愤恨，也无怪乎此诗能引起世世代代蒙冤受屈者极为强烈的共鸣。
这是一首诗中有画的写景诗，又是一首哲理诗，哲理蕴含在对庐山景色的描绘之中。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一句说的是游人从远处、近处、高处、低处等不同角度观察庐山面貌是可以得到不同观感的。有时你看到到是起伏连绵的山岭，有时你看到的是高耸入云端的山峰。这两句概括而形象地写出了移步换形、千姿万态的庐山风景。
结尾两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是即景说理，谈游山的体会。之所以不能辨认庐山的真实面目，是因为身在庐山之中，视野为庐山的峰峦所局限，看到的只是庐山的一峰一岭一丘一壑，局部而已，这必然带有片面性。这两句奇思妙发，整个意境浑然托出，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回味经验、驰骋想象的空间。这不仅仅是游历山水才有这种理性认识。游山所见如此，观察世上事物也常如此。这两句诗有着丰富的内涵，它启迪人们认识为人处事的一个哲理——由于人们所处的地位不同，看问题的出发点不同，对客观事物的认识难免有一定的片面性；要认识事物的真相与全貌，必须超越狭小的范围，摆脱主观成见。
一首小诗激起人们无限的回味和深思。所以，《题西林壁》不单单是诗人歌咏庐山的奇景伟观，同时也是苏轼以哲人的眼光从中得出的真理性的认识。由于这种认识是深刻的，是符合客观规律的，所以诗中除了有谷峰的奇秀形象给人以美感之外，又有深永的哲理启人心智。因此，这首小诗格外来得含蓄蕴藉，思致渺远，使人百读不厌。
苏轼的诗既是人生感悟，也是一种政治体验。苏轼自进入仕途后卷入了新旧之法的争议，他在政治倾向上更贴近保守派，反对王安石主导的新法。但他不偏激，主张汲取新法合理成分，主张讲究执行策略，反而又为旧党所不容。因此，苏轼笔下的庐山，也可以看成是扑朔迷离的政局，新旧两党立场不同，结论也不同。事实上，人们都置身局中，置身历史长河中，都不免陷入当局者迷的困境，应该更客观地思考问题，得出恰当结论。
如果说宋以前的诗歌传统是以言志、言情为特点的话，那么到了宋朝尤其是苏轼，则出现了以言理为特色的新诗风。这种诗风是宋人在唐诗之后另辟的一条蹊径，用苏轼的话来说，便是“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形成这类诗的特点是：语浅意深，因物寓理，寄至味于淡泊。《题西林壁》就是这样的一首好诗。
这首诗描写的是除夕时诗人在长安客舍与众人赌博的场景，表现了诗人年轻时的豪放气概。 全诗描写生动，语言豪壮，洋溢着粗犷豪迈的浪漫气息。
第一联是开篇语。除夕之夜，想找乐子。大年三十，厅堂里明烛高烧，不能辜负这美好的夜晚。要是不怕亵读“诗圣”头顶上的灵光，想象一下作为赌徒的杜甫的形象和神情，那该是多么有趣，多么令人目瞪口呆。
第二联切入正题。守岁无事可做，参与赌博。旅客们为了守岁，为了排遣乡愁，在一家可能是兼营赌场的“客舍”里正吆五喝六全神贯注地在大赌而特赌。根据诗中所描述的情况，杜甫他们玩的是一种叫“樗蒲”的赌博。
第三联描写赌场情景。深夜严寒，室内却温暖如春。赌徒们因胜负时而狂喜时而惊叹，就显得更是燥热。杜甫或许是聚赌的人中最来劲儿的一个。这会儿手气不好，一连掷了几次骰子都不得“贵采”，心里一发急，不觉“五白”“五白”地大呼大叫，袒胸露足地探起身来，正聚精会神地准备孤注一掷，转败为胜。“袒跣不肯成枭卢”用的是《晋书·刘毅传》的典故：“（毅）于东府聚大掷，一判应至数百万，余人并黑犊以还，唯刘裕及毅在后。毅次掷得雉，大喜，褰衣绕床，叫谓同座曰：‘非不能卢，不事此耳。’裕恶之，因挼五木久之，曰：‘老兄（我）试为卿答。’既而四子俱黑，其一子转跃未定。裕厉声喝之，即成卢焉。”杜甫掷不成枭卢，最后一局他大概是赌输了。
第四联自解赌博行为。杜甫赌输了，便搬出古人的事来自我解嘲，说了一通盲目乐观的豪言壮语，即失意的英雄也会找乐子遣兴。第五联结尾。作者借前人进一步自我开脱：“《南史·宋本纪上》不是说‘刘毅家无儋石之储，樗蒱（即樗蒲）一掷百万’吗？英雄们行事也往往如此，碰上机会，偶然下笔大赌注，这总不失为一个好主意啊！”输了还要口出大言，讲一番英雄事业多如赌博的大道理，可见杜甫当年是多么踌躇满志，自命不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