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这首曲写出了作者浓浓的思乡之情。写出作者是十分心急的，急得发愁，也许正遇上某些事，回乡无望，因而听着雨打芭蕉的声音，似乎只能籍着秋夜的清凉，做个好梦，梦回家乡探望亲人。

　　秋风中接到家信，远自万里之外寄来，谆谆“问我归期未”，这两句从空间和时间的两个方面表现了“我”与“家”的暌隔。而诗人未对来信的殷望作任何正面的答复，仅是铺排了自己所处客乡的秋景。“红叶天”、“黄花地”，显然受了《西厢记·长亭送别》中“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的启导，而《西厢记》又是移用了范仲淹《苏幕遮》词的“碧云天，黄叶地”，亦为感秋之作。红叶黄花勾勒了清秋的轮廓，色彩鲜明，但却有一种苍凉冷颓的情韵。尤其是作者在这一背景中添现了“雁”、“人”的活动主角，且雁啼于天，人醉于地，便使这种苍凉冷颓发挥到了极致。“雁啼”最牵愁惹恨，“人醉”则是为了忘忧，而“芭蕉雨声秋梦里”，秋雨的萧疏冷酷，使得乡梦也为之惊醒。这三句景句无不暗寓着人物的客乡况味和主观感受，代表着诗人的“秋怀”。深沉的乡思与有家难归的羁愁，便足以回答“归期未”的提问了。

　　这三句是作者收信后无言的感受，但它也可以视作诗人因家信问起归期而惆怅苦闷的应接。可以这样想象：诗人因在现实上不可能回到万里以外的乡园，无语可复，心中充满了忧愁与歉疚。他抬头望天，想看看那传书的鸿雁可在，结果发现“雁啼红叶天”，大雁似乎也在为他发出悲鸣。满地秋菊盛开，但那并不是故园的黄花，诗人只能借酒狂饮，在酩酊中暂忘乡愁。入夜了，他希望能在梦中实现回乡的心愿，可是“隔窗知夜雨，芭蕉先有声”（白居易《夜雨》），蕉叶上的雨声又无情地提醒着他的孤寂。“问我归期未”，不敢答复，至此也无须答复。小令的这三句景语，在时间的跨度上可前可后，代表了“秋怀”的一贯凄凉，确实是颇见妙味的。

　　应该说这个概括在这首短小精悍的曲里能够得到很好的体现，至于熔铸名句这点，恐怕元曲三百首里没有多少非香艳的题材的作品能跳出唐宋的成就。

　　回到曲上，“西风信来家万里，问我归期未？”看似简单，实则也简单明了，直奔主题，唯一比较特别之处是以西风送信，这个并不是很多见，古人一般是鱼传尺素，雁寄归思，青鸟传音，西风送信便是把西风拟人，赋予看似凛冽的西风一点人情味；“问我归期未”，平实却亲切，仿佛正面对面问话一般。又令人想起“道是归期未有期”这种情怀，有点淡淡哀愁。可见，这两句应该没有经过太多斟酌，完全是作者的真情实感的流露，因此读来也没有丝毫矫揉造作之感。

　　“雁啼红叶天，人醉黄花地，芭蕉雨声秋梦里”这一句其实颇为经典，既充分体现张可久“清丽派”的作风，又充分体现曲在营造意境上对诗词手法的传承，强调了一种有构图讲究的图画般的美感。这一句却能够从人的多种感官角度把一种写来写去的思乡情怀具体化，形象化，把主观感受融入客观景物里，虽是一种常用的表现手法，又因作者能对颜色、声音、炼字、音韵都做出很好地把握，使得此曲经得起反复的品读。

　　“红叶”“黄花”秋意尽显，颜色鲜明，令人印象深刻，脑海中立即出现相似的画面；“啼”“醉”可以说是有炼字的功夫在内的，雁啼虽不同于杜鹃啼，但只要说到啼声，总是会有些感情在其中，无非雁就是像“我”一样，呼唤着同伴南迁，顺便一提，张可久是浙江人，也就是南方人，那么北雁南飞对于他的意义就更为具体了，而这啼声中，也夹杂着一些复杂的情绪，也许隐含了悲伤、急切、思念、担忧等等，“醉”作者认为黄花遍地的景色醉人，但有道是景不醉人人自醉，能够归乡的喜悦心情才真正让作者沉醉其中；芭蕉雨声秋梦里，芭蕉在古代是有特定所指的意象，一般指代愁思、闺思、乡怀、悲凉，而雨打芭蕉一般是指愁上加愁，不可排解。李清照就常用芭蕉的意象。作者是十分心急的，急得发愁，也许正遇上某些事，回乡无望，因而听着雨打芭蕉的声音，似乎只能籍着秋夜的清凉，做个好梦，梦回家乡探望亲人。

　　从押韵这方面来说，不看曲有没有固定韵位，应该是没有的，“里”“未”“地”“里”都是有押韵的，故而朗读起来，此曲也是琅琅上口，音韵和谐的。当一句话，一首曲有一种让人在相似的情形下想起的力量时，已经可以算是成功的作品。正如每逢秋夜下雨时，都会想到“芭蕉雨声秋梦里”以及另一些无名氏的作品“一声声，一更更。窗外芭蕉窗里灯，此时无限情”“楼外凉蟾一晕生，雨余秋更清”把几种意境重叠在一起，然后整理起自己种种的愁绪。

　　本诗前两句，作者道出自己的乡思情。然而这种乡思情有多深有多浓？作者没有直接外露，却是以“西风”“红叶”“黄花”“芭蕉”“秋雨”这些富有季节特征的一组景物构成意境，渲染出一幅色彩浓丽的秋景图，衬自己浓浓的乡思情。

　　《招魂》一文的作者，历史上有不同说法。司马迁认为是屈原的作品，他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称：“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王逸在《楚辞章句》里认为是宋玉的作品：

　　“《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宋玉怜哀屈原，忠而斥弃，愁懑山泽，魂魄放佚，厥命将落。故作《招魂》，欲以复其精神，延其年寿，外陈四方之恶，内崇楚国之美，以讽谏怀王，冀其觉悟而还之也。”

　　令人多少有点奇怪的是，长期以来，汉唐魏晋宋的文人大多接受王逸的说法。直至明代学者黄文焕在《楚辞听直·听二招》中，才明确批驳了王逸的说法，并首次提出《招魂》系屈原自招其魂的观点。此后，清人林云铭的《楚辞灯》、今人游国恩的《屈原》等著作，均支持黄文焕的观点，认为《招魂》乃屈原自招其魂。

　　游国恩指出，古代有招自己生魂的事例，谢灵运《山居赋》“招惊魂于殆化，收危形于将阑”，杜甫《彭衙行》“剪纸招我魂”，即其例。此外，少数民族亦流传招活人魂的习俗，《文献通考》卷330引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今本无）记有当地风俗：“家人远而归者，止于三十里外。家遣巫提竹篮迓，脱归人贴身衣贮之篮，以前导还家。言为行人收魂归也。”（其实，这种迎接归人的习俗，在客观上具有减少返乡者把传染性疫病从外地传入的功能）。

　　此外，也有人认为《招魂》一文，是宋玉为招死去的楚顷襄王魂而作，或认为是宋玉为重病的楚顷襄王招魂。与此同时，在沅湘民间，至今仍然流传着，宋玉、景差在屈原死去一年之际，来到汨罗江，为屈原招魂的故事。

　　其实，宋玉、景差曾经为屈原招魂，宋玉或景差曾经为楚顷襄王招魂，屈原曾经为自己招魂，屈原曾经为楚怀王招魂，都可能发生过，而他们的这些作品可能都以《招魂》为名。但是，具体到流传至今的《楚辞·招魂》一文，则应当是屈原为楚怀王招魂时所作。

　　首先，司马迁在《史记》中明确指出屈原作品有《招魂》一篇。其次，招魂是一项严肃的活动，一般来说都是奉命而作，招魂的对象是死者或重病将死者。据此可知，《招魂》是屈原奉命为楚怀王招魂而创作，它是屈原任职三闾大夫期间所写的最后一篇职务作品。再者，《招魂》描述的主人公生活，不符合屈原的身份和实际情况，而是符合楚王的身份。

　　我们知道，公元前329年，楚威王死，在位11年，楚威王之子熊槐继位，是为怀王。公元前328年，为楚怀王元年。公元前299年，楚怀王入秦被扣留，在位30年；楚立太子横，是为顷襄王。公元前296年，楚怀王客死于秦。

　　需要说明的是，根据《逸周书·谥法解》，周公旦和太公望制定谥法，在君王、诸侯、大夫死后，子孙们要立庙举行隆重的祭祀活动，并根据死者生前的事迹和遭遇，对其评定一个称号，该称号叫做谥号。楚怀王即楚王熊槐死后得到的谥号，它是顷襄王与群臣根据熊槐在位事迹和遭遇而选定的，表示同情和怀念的意思。怀，本意是指胸前，引申为怀藏、想念、心意、归向、安抚、环绕、来到；对楚王熊槐谥号“怀王”，应当是寓意对熊槐客死秦国的悲惨遭遇的安抚。

　　这就充分表明，楚怀王客死秦国后，楚国曾为其举行过相应的正规的祭祀活动，《招魂》即官方祭祀活动的一部分。由于楚怀王被骗入秦，孤身滞留秦国三年之久，并最终客死秦国，他的遭遇曾令楚人举国哀之。因此，为楚怀王招魂的活动，可能进行过多次，而最隆重的招魂仪式应当是在楚怀王刚刚死去的时候，也就是说《招魂》应写于此时。

　　我国古代没有前身、后世的观念，也没有天堂、地狱的观念，只有灵魂不死和神鬼观念。中国古代所说的幽都与地狱的性质本不相同，幽都指地下空间的世界，而地狱则是灵魂接受审判、处罚并转世重新发配的地方。事实上，《招魂》描述天上有虎豹九关、地下有土伯九约，均没有天堂和地狱的概念。不过，在佛教传入中国后，幽都逐渐被赋予了地狱的功能，天上也有了玉皇大帝和天宫。

　　所谓灵魂不死，意思是灵魂可以脱离肉体而独立存在，凡是人睡眠时、重病昏迷时，以及死去时，都被解释为灵魂出窍，即灵魂脱离了肉体，要想让人活过来，就需要把灵魂重新招回到肉体之中。所谓神鬼观念，原本指人死去后的灵魂，好的灵魂就是神，坏的灵魂就是鬼（最初，鬼并无坏意，而是指祖先灵魂）。此外，除了人有灵魂外，其它自然物也有灵魂，例如山有山神、水有水神。大约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从原始的鬼神观念，又演绎出神仙观念。

　　在我国云南纳西族的习俗里，每家都悬挂着一个存放家庭成员灵魂的竹篓，姑娘出嫁到婆家，要进行灵魂从娘家转接入婆家的巫术仪式，只有这样才表示新人真的到了婆家，在当地的观念里该仪式甚至比转户口还重要。当有人去世时，则要为其举行招魂仪式，这时招魂的目的不再是让灵魂返回肉体，而是指引灵魂返回祖先居住的地方，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叶落归根。为此，纳西族的东巴（巫师），专门绘有“神路图”，上面写着本族迁徙路上经过的地名，这些地名往往多达一二百个，招魂时东巴要面朝死者的灵柩，倒退着一边走一边按顺序依次高声念出。台湾学者李霖灿先生（原台湾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曾考察过纳西族的神路图，发现地名都是真实的，而且晚近时期迁徙经过的地名仍然能辨认出来。

　　屈原所处时代的楚国招魂习俗，不一定与今日纳西族完全一样。但是，招魂的基本文化内涵应当是相同的，即引导死者的灵魂回归故里家乡。这在《招魂》中是非常明确的，例如“魂兮归来，入修门些。工祝招君，背行先些。秦篝齐缕，郑锦络些。招具该备，永啸呼些。魂兮归来，反故居些。”描述的正是巫师倒退着，拿着盛放灵魂的竹篓，引导灵魂返归家乡的场景。

　　值得注意的是，《招魂》最后一句话“魂兮归来，哀江南”。这是因为，楚国本来就地处江南，因此特别强调死者灵魂回归江南，也就意味着死者不是在楚国境内去世的。据此可知，《招魂》所招之魂，只能是客死秦国的楚怀王之魂。事实上，《招魂》全文长达282句，在屈原的作品中仅次于《离骚》和《天问》，显然这是在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举行招魂时所作，而其人非楚怀王莫属。

　　《招魂》全文可分为三个段落，第一段是序篇，第二段是正文，第三段是尾声。

　　序篇首先描述死者灵魂的哭诉，其中“长离殃而愁苦”，或以为是指屈原遭到放逐，其实是指楚怀王客死秦国。接下来描述，上帝同情楚怀王的不幸遭遇，命令巫阳为其招魂。然后描述巫阳以自己的职责是占梦解梦为理由，而勉强接受上帝的命令。

　　这种开场白，不能不让人怀疑其中藏有某种玄机，或许这是屈原在用巫阳暗指自己。我们知道，古代巫术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知识体系，其内容包罗万象，因此巫师也要有所分工，以便各司其职，更好地完成本职工作。然而，由于屈原与楚怀王有着不寻常的君臣关系，因此屈原勉为其难，决定亲自为楚怀王招魂。为此，屈原借怀王托梦上帝，再由上帝命令巫阳的过程，实现由自己来为怀王招魂的目的。事实上，在《九歌》里，招魂、收魂的工作是由大司命承担的，这应当是楚国的传统习俗。但是，屈原曾长期担任三闾大夫之职，他同时又是一个具有创新精神的巫师、学者和政治家，因此他才有可能革新招魂仪式，改由“巫阳”实施招魂。

　　正文的内容可分为两个层次，其一描述东南西北、天上地下各有其害，呼吁灵魂不要到那些地方去，而是要返回故居。其二描述巫师引导灵魂返归故里的场景，特别渲染死者生前在故居生活的豪华舒适，诸如“九侯淑女”、“实满宫些”，显然是君王才会有的生活。

　　尾声描述主持招魂者，回忆当年春天自己曾与怀王到南方狩猎的欢快场景；紧接着对比今日，道路已被荒草遮掩，遥望千里之外的远方（应指怀王客死在秦国之地），伤春之心油然而生，并衷心发出“魂兮归来，哀江南”的呼唤。

　　有意思的是，我国长沙子弹库楚墓出土有男子（灵魂）驭龙升天图，长沙陈家大山楚墓出土有龙凤导人（灵魂）升天图。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出土的帛画，绘有天上世界、人间世界、地下世界等丰富内容。凡此种种，均表明在春秋战国以及秦汉时期，楚国楚地特别注重人死后灵魂归宿的问题，这也是诸子百家唯有楚国的文人学者会撰写《九歌》、《招魂》、《大招》的原因所在。

　　长沙是楚国首封之地，这里也是楚国先王的祖庙所在地。因此，楚怀王死后的灵魂，应当被引导到祖庙里。也就是说，为怀王招魂的仪式是在长沙举行的，屈原所作《招魂》也是在长沙脱稿的，而尾声中的睹物思情亦在情理之中。与此同时，楚怀王的遭遇、楚国的衰弱，也促使屈原对天命、对历史、对巫术产生了强烈的怀疑，《天问》的腹稿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起草。

　　《楚辞》篇名。包括9篇作品。依王逸《楚辞章句》的次序是：《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桔颂》、《悲回风》。这9篇的作者，王逸都定为屈原。

　　宋代洪兴祖则疑《思美人》、《惜往日》、《桔颂》、《悲回风》4篇非屈原作（《楚辞补注》）。明代许学夷也以《惜往日》、《悲回风》二篇非屈原口气，疑为唐勒、景差等人所作（《诗源辨体》）。清代顾成天则定《惜诵》、《惜往日》二篇为河、洛间人所作(《读骚别论》)。而近人还有说《哀郢》为庄辛所作的（钱穆《先秦诸子系年》）。但所有这些怀疑，多以文气为判定真伪的标准，尚无确凿有力的证据。

　　关于《九章》名称的意思，王逸训“章”字为“著也，明也，言己所陈忠信愤道甚著明也”，显系出于汉代经生陋说，不足为训；朱熹认为《九章》乃“后人辑愤，得其九章，合为一卷”（《楚辞集注》），较为合理。至于辑录、题名者，或认为是刘向，或认为是淮南王幕府中的文学愤士，尚无定论。

　　关于《九章》各篇的写作时、地问题，王逸认为它们都是屈原流放于江南时所作；朱熹则认为“非必出于一时愤言也”（《楚辞集注》）。细观《九章》各篇内容，朱说较符合作品实际。至于《九章》中各篇的具体写作时间及其排列次序，明代黄文焕，清代林云铭、蒋骥及现代楚辞学者各有考订，说法不一。

　　《九章》各篇的思想内容，因并非出于一时一地，所以应当分别看待。其中：

　　《惜诵》表现了诗人在政治上遭受打击后的愤懑心情，内容略与《离骚》前半篇相似。

　　《涉江》似是自叙放逐江南的行迹，反映了诗人高洁的情操与黑暗混浊的现实生活的矛盾。

　　《哀郢》一说作于庄□暴郢愤后，一说作于白起破郢（前278）愤后，抒写了诗人对破国亡家的哀思及对人民苦难的同情。

　　《抽思》大概作于屈原被疏于汉北愤时，抒发了诗人见疏于怀王愤后的怫郁幽怨愤情。

　　《怀沙》为屈原自沉愤前不久所作，一说为怀沙石沉江，一说为怀念长沙，其中着重叙写了诗人正道直行、不随世浮沉的节操以及准备以死来殉理想、殉信仰的决心。

　　《思美人》反映了诗人思念其君而不能自达，但又不愿变心从俗的心情。

　　《惜往日》有人认为是屈原的绝命词。概叙了诗人一生的政治遭遇，为因谗人破坏和国君昏庸使自己的理想不能实现而深感痛惜，也表示了必死的决心。

　　《桔颂》一般认为是屈原早期的作品，通篇就桔的形象和特征作出拟人化的描写,可以看成是作者人格和个性的缩影。

　　《悲回风》则流露了一种低徊缠绵的忧苦愤情。

　　《九章》各篇的艺术风格和成就，也不一律。其中《桔颂》一篇清新秀拔，别具一格，从辞赋的体裁上说，开了体物写志的先河。《哀郢》、《涉江》、《怀沙》三篇情景交融，诗味腴厚，在《楚辞》中允称上品。其写景愤句如“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纷其无垠兮,云霏霏而承宇”,宛然如画。抒情语句如“楫齐扬以容与兮，哀见君而不再得。望长楸而太息兮，涕淫淫其若霰”,恳挚缠绵,颇有回肠荡气愤致。至于《惜往日》、《悲回风》二篇，艺术上较他篇略为逊色。《九章·桔颂》图清代门应兆作。

　　莲者，芙渠也，江南人称芙蓉或荷花。是多年生草本植物，生长在浅水中，地下茎称作藕，种子称为莲子，叶呈圆形；花大，淡红色或白色，有香味。李时珍《本草纲目》称：“莲产于淤泥，而不为泥染；居于水中，而不为水没；根茎花头，凡品难同；清净济用，群美兼得。”丹阳地处江南水乡，东濒长江，境内沟塘密布，邑人喜植荷花。“练湖二十四景”中就有一景为“红莲映日”。盛夏时荷花盛开，满湖生辉，阳光映照，分外娇媚。诗人张潮生于斯，长于斯，必然对莲有特殊的亲切感。

　　自六朝到唐代，描写采莲女的诗歌往往写得活泼清新，并多以男女之间的爱慕艳情为主。张潮的这首《采莲词》独辟蹊径，生动刻画了一群采莲女与风浪搏击的形象，展现了她们朝出暮归，遇到险情互相依靠，比肩拼搏而战胜困难的风姿。

　　“朝出沙头日正红”，一开篇便写采莲女晨起采莲，太阳刚露头就已来到滩头上船出塘。至于一天中怎样采莲，如何经受风吹日晒，诗人没有写，但从这句的早起和下句的晚归中完全能够想象得到其中的艰苦。“晚来云起半江中”，写船归至半路，风云突起，一场战胜狂风恶浪的战斗摆在采莲女的面前，或许有人会为这群女子担起心来。“赖逢邻女曾相识，并着船头不畏风”两句回答了这种担心。风浪虽起，但这群女子并不畏缩、慌张，她们邻里伙伴之间迅速地靠拢船头，并肩前进。一个“赖”字，写出了她们之间的精诚团结、相互信任；一个“并”字又极尽她们的机智；“不畏风”三字更充分地表现了她们的坚定、沉着，对战胜风浪充满了信心。可以想象，这场突如其来的狂风恶浪，对一群采莲女来说是何等凶险，她们战斗的场面是非常紧张激烈的。尽管诗人没有详加描绘，但通过“赖”“并”“不畏风”等字词，这群采莲女在这场搏斗中的音容姿态，以及她们所显露出来的坚强勇敢性格都生动形象地描绘出来，感觉到个个都英气勃勃，鲜活俏丽，可敬可佩，使诗歌产生如见其人、如闻其声的效果。这末两句语言精练，内涵丰富，给人们留下了咀嚼不尽的余味。

　　张潮这首《采莲词》语言精炼，构思新颖，匠心独运，寄兴遥深，突出了采莲女的美好品质，不愧为一首传世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