焚香临决日，扼腕议和时。
偃月人何在，凌烟草亦知。
曾闻无垢语，刊入墓头碑。
焚香临决日，扼腕议和时。
偃月人何在，凌烟草亦知。
曾闻无垢语，刊入墓头碑。
这是一首送别诗。诗人送客，送的却尽是惆怅，一“尽”字极为妙用，送别之时的满腔惆怅，因了这一“尽”字而多了几许沉甸。”几日同携手“，今朝友人却要“先拂衣”了。诗人应该是带着一份嫉妒与歆羡的心情写下此句的。东山的茅屋，那是诗人向往的地儿，身处污浊不堪的名利官场，然而他的心却时刻惦念着那片澄澈宁静的世界，怎奈污秽的现实，复杂的心境，让他如何也做不了抉择。“幸”不过是于迷途中的自我一份希望罢了，心存着那一片净空，预留着那一寸土地，于自己总该是一剂灵魂的安神剂了。末句表明诗人的心迹与志向，直白了当，然一“岂”字又平添了几许回味。
徘徊，是诗人此阶段的主题。又是眼看着好友明确地奔向自己的人生道路，而自己依旧还在人生的十字路口踟蹰，无限惆怅。与好友相知相交的日子极为短暂，原还是自己在这昏暗时节难得的安慰。而此时好友利索地抛却一切烦恼，即将奔赴想往已久的生活，只留一份潇洒在诗人心头煎熬。诗人恨的是自己无能，无力摆脱世俗的物质羁绊；愁的是时光匆匆，难以实现心中的夙愿；难排遣的，还日往日同窗共进的生活不复返的愁绪。
东山茅屋，或许是友人归隐所在。一个“幸”字，淡了些诗人内心迷茫的雾霭，可喜可庆的是，友人还的茅草屋还为诗人敞开着，让他得以日机会清除内心的尘埃。荆扉，即实指的柴门，虚指的心门。人生一大乐事，就是与知己倾心畅谈，诗人期盼着，也努力着。然而，或是命运不济，晚年的他，在孤独中沉寂着，写出一篇篇看似清淡实则惆怅的诗歌。好友的离去，永远是他心灵上的创伤。诗人或许可以和西方的拉奥孔比拟，同样遭受着生命难以承受之重，同样在无声地反抗着，表情却一直是让人难企及的平静。
然而这“幸”，似乎给了诗人一份希望，坚定了诗人追求自我生活的决心：“当亦谢官去，岂令心事违？”诗人“尽惆怅”的不仅仅是那份依依惜别的情谊，更是那份“心事违”的无奈与复杂的心境。身陷官场，污浊黑暗的现实，早已肃杀了那颗宁静的心，然个中的丝丝缕缕，又岂是简单的一个退字亦或是一个进字能够道清楚说明白的？罢了罢了，即便是那百般的歆羡，即若是那内心的疾呼，现实，终究只能是如此这般徘徊无尽。
全诗文字朴实自然，用笔委婉曲折，写出了诗人无限的惆怅，无限的失落。
从文章的题目看，韩愈的《送董邵南游河北序》应是为送董邵南游河北作的送别赠序，但细思之，又有不同情味。
其一，当时的河北是藩镇割据的地方，韩愈坚决主张削藩平镇，实现唐王朝的统一。因而在他看来，若有人跑到河北去投靠藩镇，那就是“从贼”，必须鸣鼓而攻之。
其二，韩愈为了实现唐王朝的统一，很希望朝廷能够招揽人才，但在这一点上朝廷使他大失所望。所以他在许多诗文中，都替自己与他人抒发过怀才不遇的感慨。他有一篇《嗟哉董生行》的诗，也是为董邵南写的，诗中小序有这样的语句：“县人董生邵南隐居行义于其中，刺史不能荐，天子不闻名声，爵禄不及门。”全诗在赞扬董生“隐居行义”的同时，也对“刺史不能荐”表示遗憾。这位董生隐居了一段时间，大约不安于“天子不闻名声，爵禄不及门”的现状，终于主动出山了，选择了去河北投靠藩镇。对于董生的“郁郁不得志”，韩愈自然是抱有一定的同情的。
在董生临行之前，韩愈要送一篇序文给他。但这样的序文是很难措辞的。赞成他去吗？固然如此，因对他有一定的同情，但若赞成，则违背了韩愈自己的政治主张；阻止他去吗？说明那是“从贼”，那就是变成了“留行”，而不是送别，也不合“赠序”的要求，更何况对于“怀抱利器”的董生去求发展（藩镇名义上还是唐王朝的一部分）提出反对意见，毕竟是说不通的，作者毕竟对董生怀有一定的同情。由此看来，这篇“赠序”实在是难以下笔了。
但韩愈毕竟是文章大家，倡导“惟陈言之务去”的他，写文章常常因难见巧，以巧取胜。这篇赠序的构思、用语就颇为精巧。
文章一上来就先赞美河北“多感慨悲歌之士”；接着即叙述董生“怀抱利器”而“不得志于有司”，因而要到河北去，“吾知其必有合也”，这很有点为董生预贺的味道。再加上一句：“董生勉乎哉！”仿佛是说：你就要找到出路了，努力争取吧！除此外，作者还深入一层：像你这样怀才不遇的人，只要是“慕义强仁”的人都会爱惜的，何况那些“仁义出乎其性”的“燕赵之士”呢？又将河北赞美一通，为董生贺。意思仿佛是：你的出路的确找对了！
这其实都是些反话，所谓的“心否而词唯”。
作者在赞美河北时有意识地埋伏了一个“古”字。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作者特意在“古”字后面用了一个“称”，使“古”隐藏其中，不那么引人注目。“古称”云云，即历史上如何如何。历史上说，“燕赵多感慨悲歌之士”，那呢？还是那样，或许已不是那样了。后文用一个“然”突转，将笔锋从“古称”移向现实，现实怎样，不言而喻了。由此可见，文章写“古”正是为了衬“今”，为下文写“今”蓄势。
如今之燕赵是不是还多“感慨悲歌之士”呢？在作者心中，这个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但作者并不立刻否定，也不明确否定，而是提了一个原则：“风俗与化移易”。既然是“风俗与化移易”，那言外之意不言自明。既然河北已被“反叛朝廷”的藩镇“化”了好多年，其风俗怎么能不变呢？既然变了，那也就不再多“感慨悲歌之士”了，那么你董生到那里去，就不能“有合”。
当时的藩镇为了壮大自己的势力，“竞引豪杰为谋主”。董生到河北去，“合”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他将会受到藩镇的重用。果如此，岂不证明了“今”之燕赵“不异于古所云”了吗？但是作者是早有埋伏的。他说“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又说“感慨悲歌”的“燕赵之士”“仁义出乎其性”。预言董生与“仁义出乎其性”的人“必有合”，这是褒奖董生的话，但也是作者埋下的伏笔：如果你能同如今的“风俗与化移易”的藩镇们相合，那只能证明你已经丧失了“仁义”。前面的“扬”是为了后面的“抑”。“吾恶知其今不异于古所云邪，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的“邪”和“卜”，与其说是卜燕赵，毋宁说是卜董生此行的正确与错误，使语气婉转，又暗含警戒之意。“董生勉乎哉！”此处当为“好自为之”讲，勉其不可“从贼”也。
最后一段，作者借原燕国大将乐毅被迫逃到赵国去的故事，来暗示董生。“为我吊望诸君之墓”，是提醒董生应妥善处理他和唐王朝的关系。还进一步照应前面的“古”字，委托他到燕市上去看看还有没有高渐离那样的“屠狗者”；如果有的话，就劝其入朝廷效忠。连河北的“屠狗者”都要劝他入朝，则对董生投奔河北依附藩镇之举所抱态度也就不言而喻了。
文章表面上一直是送董生游河北。开头就预言前去“必有合”，是送他去；第二段虽怀疑燕赵的风俗可能变了，但要“以吾子之行卜之”，还是要送他去；结尾托他去吊望诸君之墓、劝谕燕赵之士归顺朝廷，仍然是送他去。总之，的确是一篇送行的文章，但送之正是为了留之，微情妙旨，全寄于笔墨之外。
首联：“侧身人海叹栖迟，浪说文章擅色丝。”诗人对自己作了一个概括的写照。置身茫茫人海，哀叹自己飘零失意。漫言自己有创作专长，能写出极好的诗文。侧身：置身。栖迟：游息，淹留，引申为漂泊失意。浪说：无根据地信口胡说，色丝：《世说新语·捷悟》载，邯郸淳作孝娥碑，蔡邕题其后曰：“黄绢幼妇，外孙齑臼。”此为绝妙好辞之隐语。黄绢，色丝也。色丝相合为“绝”。擅色丝：擅长写“绝妙好辞”。首句一“叹”字流露出浓情深慨，显得沉重压抑。下句高扬，毫不遮掩自己具有创作才华，而“浪说”二字又显得谦逊。
颔联“倦客马卿谁买赋，诸生何武漫称诗。”意思是：我象疲惫的司马相如，谁来买我的诗赋，又象少年时代的何武，信口随意地吟唱诗歌。马卿：司马相如，字长卿，故曰马卿。司马相如《长门赋》序云：“陈皇宫别在长门宫，闻相如天下工为文，奉黄金百斤，为文君取酒，因于解悲愁之词。而相如为文，以悟主上，皇后复得亲幸。”何武：《汉书·何武传》：“字君公，蜀郡郫县人……盖州刺史王襄使辩士王褒颂汉德，作《中和》、《乐职》、《宣布》诗三篇。武年十四五，与成都杨覆众等共习歌之。”紧接上联，用两个典故，写出自己的文学才能，但有艺难售，无人看重，空有逞才献技愿望。于自傲自负中自叹自怜。一“谁”字问得力透纸背，一“漫”字又显得似不经心，使诗句起伏跌宕，饶有意味。
“一梳霜冷慈亲发，半甑尘凝病妇炊。”慈母头上己现出冷霜似的白发，甑上己凝结尘埃，带病的妻子难为无米之炊。字面不写白发而白发自现，不言家人饥饿而饥饿自明。用“冷”用“病”，可见人物之悲惨，景况之凄凉。作者对家人的挚爱深情，包孕于字句之中，又溢出字句之外。遣词造句，工巧新颖而不失自然，可谓“人工天巧”。两句展现母老、家贫、妇病，既形象真切，又精炼至极。
“为语绕枝乌鹊道，天寒休傍最高技。”我向那绕树飞旋的乌鹊发出劝告，虽然大气寒凉，也休要向最高枝投靠。绕枝乌鹊：见曹操《短歌行》：“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诗人运用此典，别出新意，即是有枝可依也不依。它否定了向最高统治者投靠依附，表现出凛凛正气，铮铮铁骨。这也许还含有他多次科场败北后的沉痛教训。
此诗首先回顾栖身于世写诗作文的生活，继用司马相如卖赋、何武少年时咏唱诗歌自比，在委婉谦逊
中隐含自负。但自己遭遇如何呢？于是转笔写穷困家境。白发如霜的老母，饥饿无食的病妻，使诗人忧心如焚，痛苦难耐。最后，诗人领悟到自己命运多舛的根本原因，是没有逢迎攀附，尤其没有“傍最高枝”，但诗人始终坚持操守，决心放弃对买赋者的希望，不去写作歌功颂德的诗让人传唱。可谓“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王勃《滕王阁序》）而且，他还劝告与自己命运相似，境遇相同的人也“休傍最高枝”。反映出诗人对所处社会有了深刻认识后的抉择，表现出一种遗世独立的精神。